【大紀元3月5日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說：“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又說：“民主對於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餘，這是人人明白的。”（《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但是，民主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制，即便爭取來了，也必定是不真而偽的民主，這卻不是人人明白的。即如毛澤東本人，口口聲聲追求民主，可是對法律，卻視如空文，這種呼喊，豈非葉公好龍？1970年12月10，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會談中，毛澤東笑謂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他雖身為公務員，法律是約束不了他的。更氣派的是，在制度安排上，他竟根本踢開法律，據《炎黃春秋》的披露，50多年前，他在一次會議上，竟然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我是參加制定的，我也不記得……我們基本不靠這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後來還說：“《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轉引自朱淩《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頁259）連法律都不要了，民主還有個影兒嗎？（對比起來，蔣介石就要遜色得多了，雖然兩個都是獨裁者，但老蔣搞獨裁，至少還附麗於憲法，以修憲掩人耳目、以《臨時條款》擴充權力，毛公卻公然赤裸行之，其蠻橫程度，簡直讓老蔣瞠乎其後矣！）

不過，說毛澤東完全不拿法律當一回事，也不儘然。例如1964年底1965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開會，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23條”）。當時毛澤東“龍體欠佳”，鄧小平以這是一般工作會議，勸毛澤東不要參加。毛澤東很不高興，但隱忍未發。及至12月20日，毛劉意見分歧。在談到四清運動矛盾的性質時，毛強調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要整“共產党當權派”，劉少奇隨即插話表示異議，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和黨外矛盾的交叉，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這一思想交鋒，是毛劉關係的轉捩點。七天后，毛澤東又來到會場，帶了兩本書，一本黨章，一本是憲法，對著劉少奇和鄧小平質問，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人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人不讓我講話，違法憲法。由此可見，毫無法制觀念的毛澤東本人，竟還公然指責別人違反《憲法》剝奪了他的公民權呢！

更有趣的是，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有一篇《必須制裁反動派》，這是毛澤東1939年在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講。事實上，這篇演講，是經過大幅度刪改的。根據我搜集的民國33年5月晉察冀日報社編印的《毛澤東選集》卷二第97頁～102頁，不僅原題應是《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其中內容，也大異其趣。核對之下，可以發現，在毛澤東當年的講演中，他曾公開表示了這些重點：

１、“我們的國家是有法律的，雖然不好，總還不失其為法律。法律作什麼用？法律是應該保護抗日分子，打擊漢奸，打擊反動派。但是平江慘案，到現在法律還是置若罔聞，這是什麼話？難道法律是死了嗎？難道法律是縱容兇犯的嗎？所以，我們現在要以人民的資格出來過問這件事。我們要求全國人民起來，大家注意保護抗日分子，反對漢奸，反對反動派，尊重法律。”

２、“我們要法律，我們要統一。我們要保護抗日將士、抗日人民的法律，我們要處罰投降分子、破壞分子與反動派的法律。我們要統一，要全國一致的統一於堅持抗戰，不准投降；統一於鞏固團結，不准分裂；統一于力求進步，不准倒退。投降派，分裂派，反動派，那些壞蛋，統統應該收到國法的制裁。”

３、“今天我們一致表示：反對這樣的事，我們要求蔣委員長，要求國民政府林主席，要執行保護革命同志、抗日同志的法律，要全國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于進步。如果法律不靈，再不統一，全國人民就會繼續起來要求，一定要使法律有靈，統一實現，鎮壓壞蛋，鎮壓搗亂分子，鎮壓反動派，投降派，以後再不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上面的言論中，毛澤東一再呼籲“我們的國家是有法律的”、要“尊重法律”、要“一定要使法律有靈”，儼然眼中有法，且無異於表態擁護蔣介石政府、奉中華民國為正朔；後來共產黨取得政權，這些言論，自然不宜觀瞻，故一刪了之。不過，刪改儘管刪改，在歷史的追蹤下，一切遮遮掩掩，都將無所遁形。而毛澤東在法律方面給我們的形象，無疑既惡劣又粗暴，他把法律當作奪權爭風的工具，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玩弄心態，尚複何言哉？

（2007-03-02）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