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在中國，近幾年來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貧富差距是否導致兩極分化問題。就在剛剛閉幕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有人再次否認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導致兩極分化的事實。2007年3月8日《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劉吉先生，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採訪。劉吉說：中國“根本不存在著什麼兩極分化、絕對貧困化，沒有這事兒，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是普遍的，有的提高多些快些，有的提高少些慢些。這是鄧小平改革的偉大功績，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當今中國貧富差距已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不是已經導致了兩極分化，卻頗為人們爭議。對此，北京市統計學會副會長杜午祿先生，也曾在一次公開講座中武斷地否認：“目前中國不存在兩極分化問題！”理由是：中國沒有出現通過財團、托拉斯等進行資本運作而致富的群體；高收入階層中相當部分來自於對國民經濟發展貢獻高的行業；貧富差距雖有所擴大，但並未形成絕對貧困階層，中國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高收入階層；目前各地的基尼係數尚處在一個合理範圍內等等。經濟學家張五常也都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支援上述觀點，斷然否認中國當前有兩極分化事實的存在。經濟學家劉國光也曾在2005年4月15日撰文稱：“我們現在顯然不能說已經到達兩極分化，也不能說到達承受極限。基尼係數客觀上還處在上升階段，如不採取措施，則有迅速向兩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
那麼究竟什麼是兩極分化？衡量貧富差距是否達到了兩極分化的指標又是什麼？在此，我們首先從現象存在的社會學意義上看看兩極分化是否存在。所謂兩極分化的實質是指：人們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社會現象，也即一個國家貧窮的群體越來越貧窮，而富有的群體卻越來越富有的現象。在此，我們通過對比中國的社會現實，揭秘這個“鄧小平改革的偉大功績”之“歷史的真相”，以澄清當下中國貧富差距是否形成了兩極分化的這個命題。
人類社會自告別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產品的剩餘和財富的積累，社會分配不均就一直成為中心問題。隨著人類社會貧富對立與官民對立的發展，“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已逐步被大多數人所認同。但在中國，伴隨著共產主義暴力的介入，社會貧富差距的現實，一度為“平均主義”所導致的共同貧窮現實取代。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使中國的貧富差距再次拉開，並逐步拉大。到90年代中後期，相對貧困人口增多日趨明顯，而且有繼續加深的趨勢。此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表明，全國居民基尼係數，1978年僅為0.16.但到了90年代末期，中國的基尼係數開始以每年0.001個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已高達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已經超過國際公用的基尼係數警戒線的0.4.近幾年發展更為明顯。這種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表明，兩極分化現實正在形成。基尼係數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個定量指標。按照國際標準，基尼係數在0.2以下為絕對平均，0.2—0.3為相對平均，屬於平均狀態；0.3—0.4為比較合理，屬於正常狀態；0.4為警戒線，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0.4—0.5為差距偏大，0.5—0.6為差距懸殊，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可能發生的危局狀態。基尼係數的狀況雖然不能完全等同於兩極分化的狀況，但它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兩極分化的狀況。
此據美國《福布斯》2001年公佈的我國100家首富的財產狀況來看，排行第一的有83億元，最低的有5億元，平均每個富豪15億元。2003年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透露，目前中國已有百萬富翁500萬人，千萬富翁14萬人，億萬富翁數千人。50名富豪的財產，竟等於5000萬農民的年收入總量。2004年第4期《新財富》雜誌公佈的中國400大富豪中，共擁有財富3031億元。又據《時事手冊》2005年第1期披露，2004年10月12日《觀瀾湖2004年胡潤百富榜》在上海發佈，排名首位的老闆個人資產評估為105億元，榜上100人平均財富為25億元，比上年增長29%.中國富人擁有的總資產已超過8萬億元。另有資料顯示，中國最富有的1/5家庭佔有全國總收入的50.13%，而在美國統計資料才為44.3%，中國最貧窮的1/5家庭收入僅占全國總收入的4.2%，而美國為4.6%.按照前幾年勞動人事部統計局和工商管理局聯合調查150萬人得出的結論，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佔有全部金融資產的60.47%，而另外43.73%最貧困家庭只佔有2.9%，這兩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見，如果我們把資產這部分考慮進去，貧富差距就更明顯了。另據聯合國2004年報告，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47，高於美國的0.408，法國的0.32，日本的0.249；又據世界銀行報告，上述基尼係數也高於印度、印尼、埃及、韓國等發展中國家。對此有學者撰文稱：“可見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兩極分化方面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美國。”2004年8月17日有人在《光明日報》載文指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53或0.54.雖然這些資料不盡一致，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超過了社會失衡臨界點。當前群眾上訪、勞資糾紛和社會治安狀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問題。此據羅伯特。威爾《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文中引證事實稱：“今天的中國工人，農民，打工者舉行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抗議，有時候達上萬人，並與當局發生暴力衝突。甚至公安部部長公佈的數字都承認‘群體事件，抗議和動亂’從10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見《紐約時報》2005年8月24日）。”，國內研究人員列舉資料說明，目前中國弱勢群體的規模已達1.4億～1.8億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此據公安部統計顯示，勞資關係、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國發表的《社會藍皮書》表明，從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
以上資料無可置疑地充分說明：中國近幾年來，正在發生著“兩極分化的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事實正在割據中國，導致國民整體情感的焦灼與不安，社會貧富對立，官民對抗進一步加深。在富裕階層一方，超級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間的財富鴻溝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的傳統距離。眼下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高速增長的利益，更多地傾斜於少數富人與權貴的腰包，廣大工農弱勢群體的收入，被以市場化過剩的名義大規模地壓低，出現了官商勾結的極度暴富和工農弱勢群體過渡貧窮和被剝削狀態。這種由於權貴暴富們自身的過渡貪婪，導致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裏的現實，並不能形成巨大的消費能力和規模，也就不可能迅速地擴大市場規模，因此也就是必然出現高增長，低消費，低就業的局面。“滿足需要而不滿足貪婪”的規則，在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的冠冕堂皇藉口下，竟被改寫成：“滿足少數人的貪婪，而不滿足多數人的需求”。面對中國房地產商的暴富和農民工、房奴的血汗工廠化，形成了中國最懸殊和最大規模的兩極分化事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已經成為今日社會的最生動寫照。例如，世界地產研究院評選的2004年《中國超級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是上海紫園最高單套售價達1.3億元豪宅；在北京，一位27歲的富豪以92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世界頂級賽車；尚未開張的名表店已經訂出去單價600萬元的手錶。與此同時，弱勢群體深受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新三座大山”壓迫，有位南京大學學生‘姝姝’在小百合論壇發帖，敍述了令她憂傷的一幕。“今天跟同學一起去一食堂吃晚飯，看到我不小心看到的一幕，一個很消瘦的男生，因為經濟困難買不起飯菜，他吃了別人的剩飯，我一直注意著他，同時也感到悲哀！”。這難道不是對社會兩極分化的一次控訴。此據中國衛生部公佈的數字，中國每年有25億人次因為經濟原因，有病不去醫院，在家等死，而北京的專門為富人服務的“溫馨醫院”一日的住院費高達一千美金。這難道不是兩極分化的又一例證。
兩極分化事實產生的原因很多，在不同國家超級富裕者的形成途徑並不盡相同，但在當今中國的主要原因在於：社會沒有建立起公平的競爭機制，社會腐敗、權力不公導致資源非市場化壟斷分配；加之官商勾結，利用改革名義，大發國有資產不義之財。不民主、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體系和政策，是中國當代社會走向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不推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中，社會的最大問題就在於鄧小平的“權力下放”過程中，放任了對權力和公權的監督，在沒有監督保障的條件下，使權力在大小官僚的暗箱裏私有化、自由化，由此開啟了公權腐敗的閘門，造成了權力腐敗的禍水氾濫成災。因為在沒有民主機制的條件下，經營權和決策權的下放，不能同時剝離利益分配權，一同下放了，必然導致了法人和長官負責制的利益分配權獨裁化，並由此加劇了利益寡頭化。人類社會管理經驗說明：權力並不會在下放中消失，只會在下放中變異。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權力到了下一級那裏便會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因而也就必然加劇權力的腐敗。而公權隨著產權和經濟體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過程，集中到了法人手裏，並隨著產權和經濟體的市場化參與了社會利益博弈，從而形成了公權謀私與大眾利益的博弈，並通過合？在西方社會，公權是至高無上的，它並不是隨著市場化和自由化而私有化的，公權者是不能參與到瓜分民眾合法利益領域來的，蛋糕的切割權與選擇權是被嚴格分開的。他們的收入依法被限定和公開，具有經營權和決策權的權力者沒有自我獎勵的權力，公權者的收入受到廣大納稅人的嚴格監督與集體限制。這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做得到。因此，要在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就要在推行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必須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以建立起公平、民主的制度保障體系。
當下，兩極分化的現實正在割據中國社會的每一根神經，方方面面的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嚴重不公，腐敗加劇，官民對立，貧富懸殊，執政黨和政府在民眾中的信譽嚴重受損，社會弱勢群體維權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已經成為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反向力量。然而，中共領導卻在宣導“建構和諧社會”。如此民權不保，民生難求，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豈能和諧？剛剛閉幕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捨本逐末，大談民生。其實僅僅“低保”，“擴大公共品供應”，儘管很有必要，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的“相對貧困”問題和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問題。沒有民主制度，“公共財政”不可能“惠及全體國民”。今後即使實行了全民低保，照樣改變不了貪污腐敗、社會不公和收入差距將繼續拉大的現實。因此我們必須跳開兩會刻意設計的“民生”議題陷阱，將批判的焦點對準造成兩極分化的本質問題——不民主、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問題。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