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2月25日晚，萬眾矚目的第79屆奧斯卡獎落幕。中國官方傾力支持資助的“黃金甲”未獲任何獎項，而與社會主義國家及中國有關的兩部得獎影片均與社會主義制度及中國現實的“黑暗面”有關。

　　與中國有關的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短紀錄片獎。這部長達39分鐘的紀錄片記載了穎州地區愛滋病患者特別是孩子們的無助與絕望。另一部德語片The Lives of Others（中文翻譯為《竊聽風暴》，直譯為“他人的生活”–編者注），講述了東德國家安全部門動用各種手段監控國民的真實歷史。這種特務政治既是蘇聯、東德、波蘭等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今天中國的真實狀態。

　　在諸多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只有東德曾將歷史檔案曝光。柏林牆倒塌後，人們發現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長達180公里的案卷、幾十萬份電話竊聽記錄和近1萬5000多袋撕碎的檔，共涉及600萬份個人檔案。而這些龐大的秘密檔案，就是依靠東德秘密員警們積累的，這些秘密員警包括安全部的兩萬名官員、9.4萬名情報人員和分散在全國各機構中的近420萬名眼線。至今已有400多萬人的檔案材料被公開，這些檔案涉及所有社會群體，從黨政要人、社會名流直至普通百姓，在夫妻、父子、師生和朋友之間充滿了各種叛賣故事。

　　這些秘密檔曝光曾將德國攪得人心惶惶，不少夫妻反目、朋友成仇。但所幸的是，在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中，這畢竟已經成為歷史。但對於中國、古巴等國來說，The Lives of Others裏的一切並未成為過去，據一些古巴人估計，每三個古巴人當中就有一個是政府的線人。

　　與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相比，中國在培養“線人”方面別有特色。“文革”前及“文革”當中是依靠“積極分子”與“群眾運動”，檢舉揭發蔚為風氣，且檢舉者還充滿政治優越感。只在80年代有過短暫時期，“積極分子”退出政治舞臺，線人尚未形成制度，中國人才算是不要擔心背後的眼睛。但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安逐步滲透社會公共生活，更兼中國政府將高科技用於監視人民――這方面的經典之作就是“金盾工程”，與前蘇聯及東德等國家相比，中國當局今日之監視系統早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我自己就曾經歷過被全天候監視的痛苦時刻，我的同事中有好多位元接受監視任務而後來也坦然承認者――這些人當中有積極參與者，如報社辦公室主任鐘某人；但也有不得已而接受任務者。

　　The Lives of Others揭露的是黑暗，但最後還給人性留了點光明尾巴，比如那位監聽者威斯賴爾最後掩護了被監視者。類似呼喚光明人性的故事在蘇聯文學中也曾出現過，有一部小說中曾有這樣一個情節：學校教師給孩子們講史達林時代集中營的歷史之後，希望孩子們回去問問自己的父母，當時他們在幹什麼。一個孩子回去問曾在集中營當過獄警的爸爸：“當年您在集中營工作時，曾虐待過政治犯嗎？從背後向犯人開過槍嗎？”做爸爸的不敢正面回答孩子這些問題，在孩子的再三追問之下，最後因受不了良心壓力而自殺了。

　　我們中國會有這樣一天嗎？以我對國情國民的瞭解，我不敢做這樣的奢望。首先，德國是一個善於保留簿記資料的民族，無論當年納粹時期還是共產黨統治時期，都保留完整的資料待查。而中國政府前幾年就下令各地圖書館、檔案館銷毀許多有關文革的資料，只有極少數圖書館因其負責人有點文化使命感而未全部銷毀，這樣一來，許多人曾做過的罪孽就從文字上抹掉了；其次，中國的國民素質要比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素質惡劣（五四文化前輩們曾總結過“中國人病在靈魂”），既無超越的價值追求，只有追逐利益的實用主義，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統治之後，連人性最後一道良知屏障“感恩”都已經蕩然無存。在不少已經成為線人者心目中，為了利益而做線人並非不可原諒之事。

　　我很希望這部《竊聽風暴》能夠很快有中文版面世。在另一種文化價值觀的觀照下，或許能夠喚起許多至今仍在做線人者的罪惡感與道德羞恥感，不至於墮落到人性地獄的最底層。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181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