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作者按：王朔此次出場，「成功地誘惑」媒體，鬧出了大動靜，隨後365萬就到手了。他以特有的市井語言，對幾個超級大導演和頂級文化口紅的解構確實大快人心，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裏話。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他對毛澤東的崇拜、感激，對反知識分子的心態沒有任何改變，他對記者神侃時再次說出了這些話：

「有一天，我看到說雍正這個人，他有十大政績，其中一條是廢了賤民，我一看這突然明白過來，毛澤東這個人不管後面怎麽樣，他開始一直堅持著平等。而且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差別是最小的，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是最小的，他在精神上給我們奠定了基礎，這個得承認。他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讓知識分子現了一把。」

「我天生骨子裏有這個，我是毛澤東教育出來的，毛澤東幹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你怎麽理解權力鬥爭，那都單說)，他把中國的士這個等級給廢了。兩千年以來，儒家的士這個階級一直被吹捧，好像他們代表中國的良心。你們代表什麽了？算英雄嗎？跟烈士怎麽比啊。那麽多人爲什麽前赴後繼，烈士爲什麽犧牲，推翻三座大山啊！這是中國共産黨最早的理想，革命黨轉成執政黨一切問題就是平等，不惜毀滅整個國民經濟他也要平等，不要你什麽人高高在上，覺得你很純，你是清白無辜的。知識分子從此『現』了，經過『文革』的成年人，沒有人敢說自己是乾淨的。他們失去經濟基礎以後，全塌了，至少不敢講話了。毛澤東、中國革命的先進就是說要平等，這跟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都是一樣的，你不能因爲你擁有知識就炫耀，憑什麽瞧不起別人？」

1999年，我曾寫過一篇《褻瀆神聖——對兩次王朔現象的一點思考》，當時是爲百華等編的《皇帝與流氓》一書寫的，已收入2006年初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的集子《偶像的黃昏》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批評他的反知識分子觀。摘錄如下：]

上世紀90年代初，王朔通過玩世不恭的調侃方式，以北京小夥子街頭巷尾耍貧嘴的徹底通俗化、口語化的小說語言，以他所特有的風格褻瀆神聖，解構了占有霸權地位的主流話語，把一切貌似神聖之物踩在腳底，以十足的天子腳下獨一無二的市井文化沖淡了意識形態的苦澀和鹹味。從這一意義上，他對於神聖的主流話語確實起到了一定的解構作用。到了90年代末，他以「無知者」自居、自嘲，同時嘲弄一切知識、知識分子，褻瀆一切神聖之物，所表現出來的「無畏」姿態則顫巍巍駡街一般吸引觀衆（讀者）的表演而已。王朔作爲一個文學人物已經走到了他的盡頭。

王朔在90年代初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爲熱門人物，借助電影和電視連續劇被傳媒炒得轟轟烈烈，用他自己的話說「大衆媒體這一光明大道九二年鋪在了他的腳下」。七年後他再度出山渴望的是同樣的轟動效應，想再次成爲大衆關注的焦點，所以無論賣書（以銷書送光盤等商場炒作手段爭奪市場，據說創下了20萬册熱銷的記錄、還是駡街都是明星作秀、男子賣俏式的表演，他的小照印得滿書都是，總是令人噁心，這樣一個王朔的書能够暢銷也顯示了我們這個民族犬儒心理的作用。他也許真的不明白文學就是文學，是任何商業手段代替不了的，文學只屬於人類的心靈，是人的文學，決定一個作家及其作品的價值的不是市場，不是自賣自誇，這一切不過是泡沫。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作家多得是，但如王朔這樣反文化、反知識，從而對人類文明傳統絲毫沒有敬畏之意的却沒有第二個。沈從文不過是小學文化，而他的作品衆所周知是有著深厚的人文內涵的，他筆下的邊城世界，通過一個個鮮貨的人物形象和凄美之極的故事，把一個真實的、非常富有文化特色的湘西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那片養育了沈從文的古老土地，那裏的山水和人民都給了少年沈從文深深的教益，所以他寫到那片土地時才那樣充滿深情。也就是沈從文對故土的深情眷戀，他對這種獨特文化的虔誠，才造就了一個光照文學史的作家。

王朔自稱寫的是新中國（1949年後）的「新北京」，以及「這一路人」的生活，但他缺乏的是這種真情，所以他沒有一絲謙卑，沒有對「新中國」、「新北京」人民的血肉感情，有的只是嘲弄，無情的嗤笑。他沒有對人類文明的敬畏之心，有的只是李逵式的「無畏」，批評精神當然是人類的可貴精神，但這種莽撞的無知批評到底能叫批評嗎？

他以無知爲榮，以反知識的面目出現，公開表示自己對知識分子的極端仇視，當然知識分子中奴奴顔婢膝、妄自尊大的大有其人，但是人類的拿一進步又離得開知識分子的努力與奉獻呢？能够想像沒有布魯諾、沒有愛因斯坦、沒有魯迅，我們的世界將會是一個什麽樣的世界呢？他們都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爲人類盜火的普魯米修斯。我們在90年代的王朔作品中看到的只是他筆下的人物對文化的蔑視，對知識分子的嘲弄，對一切知識的不屑一顧。這一次却是他本人粉墨登場，扮演同樣的角色。和他小說中的「頑主」們一樣，他也把這一切表演得淋漓盡致，他們共同的法寶就是——侃，天南海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侃。也可以說七年後王朔終於從書中走了出來，從幕後走到了台前。

王朔在他的自選集自序中解釋自己「愛往知識分子身上潑髒水」的原因時說：「首先出於念中學時我的老師給我留下的惡劣印象。他們那麽不同人情、妄自尊大，全在於他們自以爲知識在手，在他們那裏知識變成了恃强凌弱的資本。我成長過程中看到太多知識被濫用、被迷信、被用來歪曲人性，導致我對任何一個自稱知識分子的人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視。我也認識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他們使我意識到自己的狹隘和偏見，但每當一個知識分子剛剛令我擺脫了偏見，立刻會有另一個知識分子出現，用他的言行將我推回原處。」（《無知者無畏》，107——108頁）他不知道這些人性的弱點不是知識分子獨有的，而是人類共同的弱點，因此而仇視知識分子，走向完全反知識、反知識分子、反文明的極端，這是王朔的不幸，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幸。

王朔唯一的可愛之處是他有時候會講幾句老實話，他曾說：「我是個沒受過完整教育的窮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說當敲門磚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對知識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時也失去最後的道義立場。」（《無知者無畏》，142頁）這就難怪了，他的小說是有「功利目的」的，是「敲門磚」，而反知識分子恰好能迎合我們這個時代某種最迫切的需要，是一塊最有力的敲門磚。王朔於是便不能不成功了。

所以他說「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於僞善，而僞善風氣的養成根子在知識分子。」（《無知者無畏》，141頁）「中國有很多神話，最大的神話就是知識分子受迫害。」「殺知識分子的都是知識分子。說難聽點這就像兩隻狗爲爭一隻骨頭，對另一隻旁觀羊拉說，那是狗們的私仇。」（《無知者無畏》，142頁）把中國社會最可惡的根源歸結爲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受迫害稱爲「最大的神話」，完全無視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無視連執政黨都已作出結論的曾讓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受盡迫害的「反右」、「文革」。一部幾千年的中國史，「文字獄」史不絕書，把被侮辱的靈魂統統叫做「狗」，把殺人者和被殺害者同樣叫做「狗」，以「旁觀羊」自居，將人類求生存、求發展的歷史一律歸之爲狗咬狗，一筆抹殺了人類爲捍衛人的尊嚴所付出的全部血的代價，這是對整個歷史的褻瀆，對神聖的人的基本原則的褻瀆。譚嗣同、秋瑾、黃花岡、「三一八」的死難者……他們抛灑熱血、慷慨赴難，竟然都被王朔認定是狗爭「骨頭」。到這一步，王朔一邊以乖寶寶（「旁觀羊」）自居的獻媚，一邊惡狠狠地大駡知識分子，把一切罪惡都推到他們身上，其醜惡嘴臉已暴露無遺。這是王朔90年代初大紅大紫、成爲時代驕子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踩著知識分子登上了明星的寶座，這個世紀末斑駁陸離的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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