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6日訊】今天是我第二次來墨爾本。兩年前是接受墨爾本ASIALINK的邀請來做的一場英語演講，所以上次來的時候和這裏的華人社會沒有任何接觸。

首先，讓我很感動的是這裏的華人，當然是要感謝墨爾本的獨立中文筆會、臺灣福升文教基金會，還有墨爾本日報，還有大洋時報等媒體，他們在事先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準備。來這裏還不到72個小時，其實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澳洲講華語的朋友。現在要和好朋友們說感謝。除了表面上的禮貌之外，心裏是真正地感謝。。

我心裏一直在回憶我認識這個華文世界的歷程。

第一次接觸到的應該是紐約和三藩市的華文社區。那個華文社區當然是經過好幾代了，從十九世紀初，十九世紀中，一直到我去留學的二十世紀末，所以它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已經達到一個相當成熟的華文社區了。我後來再接觸到的華文社區，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1997年的時候到了古巴。我到哈瓦那去的時候，特別找華人的墳場看。因為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有華人遠涉重洋到古巴去，之後就整個斷掉了。我過去之後，起初，沒有墳場可以看。可如果在市場上見到有華人血統的古巴人，他會坐下來，試圖用西班牙語跟你溝通。你問他姓什麼，他會試圖用中文描一個字給你看，就說他姓“高”，他試圖寫高，可是裏面的口忘了，只記得模糊的這個字的模樣。這就是間斷之後的華人社區。

我去看墳場的時候，一大片山頭全部都是墳墓，全部望向一個方向，就是朝著祖國的方向，裏頭有很多很多悲慘的故事。很多的墳都是1860年同治年間的墳。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福建廣州沿海，很多人是上了那種所謂的“豬仔船”，擠在船艙裏。那時，有那麼一艘船，在福建上岸的時候，大概有一千三百多個人，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到了古巴上岸的時候，只剩下三百個人是活著下船的。這三百個人，上岸之後才知道自己幾乎是已經賣身為奴了。這是在我認識華人社區發展的歷程裏，很特別的一個記憶。

再下來，我比較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到馬來西亞。

我們從中國大陸以及從臺灣這個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我自己認為，其實對於世界的認識有蠻大的一塊盲點。這就是，我們自居為華文世界的所謂的主流，這個中國中心主義的概念，就是從北京、南京這個角度從北向南看。當你往南看的時候，以中原自居，你根本看不到馬來西亞，你根本看不到新加坡，甚至看不到臺灣。

我心裏帶著所有的無知到達馬來西亞。你第一個要接受，讓馬來西亞人給你上課的就是，當你用“華僑”這個詞的時候，他會反彈：你憑什麼把他看為華僑、稱他為華僑？他們是馬來西亞的國民。這是上的第一課。後來，我回到臺灣，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馬來西亞人是生活在樹上的嗎？》。有這個題目是因為有很多所謂的華文主流世界的人想到馬來西亞的時候，是有這樣一個不好說出口的圖像在腦海裏頭：他們是生活在樹上的。所以我持續的，多次的去馬來西亞，是有一種補課的心理。就是你作為一個使用漢語的知識份子，你竟然可以對馬來西亞的華人無知到這樣的程度。

最近，8月的時候，我特別去了一趟沙撈越。沙撈越有一個地方叫做詩巫，你們知道不知道呢？唐詩的詩，巫婆的巫，它的英文名字就叫“mivu”。到詩巫以後發現它80％以上都是華人，會說普通話。住了一兩天以後我才發現，全部都是福州人。我回去再做功課，才知道一個名叫黃乃裳的人，你讀他的歷史，這個人怎麼會到沙撈越這個地方的叢林裏頭去；才知道原來有這麼一個福州的讀書人，他是1895年北京的舉人，他公車上書，就是“萬言書”吧，就是今天給胡錦濤寫萬言書的概念。他是公車上書的舉人之一，同時又參加了康粱後來維新的各種活動，他因為康粱的失敗而流亡海外。到了新加坡，有機會接觸了當時統治沙撈越的沙撈越王，沙撈越王當時有大片的叢林要開墾，這個黃乃裳竟然回到福州去，竟然召了一千六百個基督徒，從福州大批的移民到叢林深處。所以，到了沙撈越後，我才有了這些發現，哦，竟然有這樣一種移民的方式，在1900年發生，一百多年之後，到了2006年，我從史料裏才讀到。等於是三代、五代之後才瞭解到的。因為你問當地人，你們的歷史是怎麼來的？當地人說“不知道”，他不知道，或者知道得非常的少。我去查史料的時候，有一句話讓我充滿了遐想。就說這個黃乃裳，他在祖國的革命失敗之後，召了一千六百個人到南方之地去墾荒，因為他們全是基督徒，所以在他們到了拉旺江江邊，上岸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河邊舉行了一個祈禱會，那是在馬來西亞的原始森林，還有大蟒蛇的，大江大海大森林。我心裏想要說，這麼偉大的一個歷史鏡頭，沒有人去寫它，沒有人去把它變成小說，沒有人把它變成劇本，沒有人把它拍成電影。而在那跑在街上的小孩甚至不知道這段歷史。這是沙撈越的華人。我在過去這72個小時裏接觸的朋友裏頭，突然讓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如果說古巴是十八世紀末或十九世紀初的華人，之後就斷掉了，我只能看到墳場；去美國的華人，它在19世紀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也是坐的到古巴去的那樣的船到美國，然後去挖礦去工作，經歷了如何的艱辛、流離，一百多年之後它的華人社區才達到今天的繁榮。

過去這72個小時裏，我慢慢辨認清楚了，今天我在這裏所接觸到的華人，其實相對而言，他們都是第一代，是到澳洲來的真正的第一代華人。如同過去的一百年前的華人一樣，他們都有各種的迫不得已的理由，你或者是基於經濟的壓迫，或者更大的一個原因，基於政治的壓迫，而使得人離開他祖國的泥土。說是花果飄零，到另外一個土壤上，去生根去讓種子發芽。即使到的是澳洲，因為是第一代，所以也就會特別特別的艱辛。同時，我也稍稍的體會到認識到，從今天來聽演講的人看，這是多麼一個臥虎藏龍的社區，他是從一個什麼樣的泥土來，今天在新的泥土上做怎麼樣辛苦的工作。

因為一路上我這72小時的思考，使得我說感謝筆會的朋友們，感謝報社的朋友們，基金會的朋友們，他們對我這次非常不重要的小小的演講而做的前置的所有的努力，我心裏有深深的感動，我知道生活的艱辛，我也知道移民的艱辛，可在這種艱辛的路途上，文化的種子是跟著人走的，它體現了中華文化本身的韌勁是如何的強悍。基於這樣一個思路，我說非常感謝大家請我來，不是基於一個表面的客氣。

我作為一個父母在1949年的時候逃離大陸，經過海南島，到達臺灣，而我生在臺灣。這樣一個成長經驗的人，我必須得承認，我的成長過程的那種世界觀是非常非常狹隘的。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是非常扭曲的。但當我把這種扭曲跟大陸的同代人去比較，不要多說幾句話，你就會默契的一笑，因為它的過程太象了。

這個過程就是我們從小被教導——萬惡的**。我不知道我的臺灣朋友還記不記得，我們以前到郵局去買的標準信封，上面都會印著“反共抗惡”，早期還有“殺豬（朱）拔毛”。我們從小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我們從幼稚園到初中高中，一路上來，你總是要參加戲劇表演的，我也演過那種穿著軍裝，拿著木槍，去刺殺敵人的那種劇本，也都演過那些萬惡的**。我很清楚，跟我的大陸同代人談天的時候，大陸人比我們演的多得多了，臺灣遠遠比不上大陸那種鋪天蓋地的程度。可是，在把中國大陸妖魔化了的那個過程裏，我們（臺灣和大陸）這一兩代人基本上都是這麼長大的。這個過程相當的長。

作為一個臺灣的小孩，我對於香港的認識幾乎等於零。在2003年初，我離開臺北市政府的工作後，為什麼會到香港，這有一個特定的原因，也跟我剛才說的補課的心情是有關係的，我認識到我自己對於香港的不認識達到了極點。作為一個自稱是華文世界的知識份子，對於這樣一個地方的不認識是不可原諒的，我覺得是一種無知。

在臺灣的一般人對香港的認識就是，香港都是有錢人，香港人都是功利主義的，香港是很自由的，香港是殖民地，基本上就這幾個概念，之後大概就沒有了。我真正到了香港去做功課之後，才發現說，哦，它怎麼會跟我們的印象距離如此之遠。在所謂香港都是有錢人的背後，你去追蹤它過來的那條路，你才發現，原來香港人在五十年代的時候也跟我們在五十年代的時候一樣。我們臺灣是“美援”，就是美國援助，它會給你麵粉、奶粉，還有聖誕卡。非常節儉的媽媽們會把麵粉袋，很粗的麻線製成的麵粉袋，把它車成T恤給小孩穿。所以在臺灣，你如果有一個集體記憶的話，就會提起小時候穿過的麵粉袋，上面有兩隻大手在握手“中美合作二十公斤”，穿著這樣的衣服滿街跑。我到了香港才發現，那些所謂的有錢人，他們的童年記憶也完全一樣，只不過他們不是美援是英國援助，他們竟然也會談到用麵粉袋來做衣服，小孩身上也穿著“中英合作二十公斤”。這個時候你就會提出一個問題，象臺灣、香港這兩個地方，它們的地理是如此的近，它們的歷史的軌跡是如此的相似。在1949年的時候，同樣一批上海的文人，他們要逃離共產黨面臨一個抉擇，到了香港之後還要不要繼續再往臺灣走，同樣一批知識份子出來，分流到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歷史發展的重疊性是非常高的，應該是兩個姐妹城。可是，兩邊的人彼此不相看，彼此瞧不起，彼此有誤會，而且彼此無知到一個很深的程度，這是非常讓人奇怪的事情。

你們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有一些比較重大的文章，有時我是會一稿六投的，也就是說，同一篇文章我會傳給臺北的報紙，香港的報紙，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如果尺度允許的話還會投在中國的《南方週末》或其他的報紙。這次來墨爾本之後，我在想以後是不是要一稿七投，把墨爾本日報作為第七個投稿的對象，可是我要稿費喲。這一稿六投其實代表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它起碼說明有華人社區在那個地方，說明它有共同的關注點。可是，它同時代表了一個相反的意義，就是這六個華文的世界，其實是隔絕的。我在歐州的時候，是用英文寫作，然後傳給德國法蘭克福的報紙，它會把文章翻譯成北歐文。可是我不可能一稿三投，我不可能一份稿子，同時又投新蘇黎世日報，法蘭克福的《彙報》，又投給維也納的報紙，這三個城市之間是流通的，是暢通無阻的，都是德文世界。法蘭克福的人能讀到並經常會讀蘇黎世的報紙，蘇黎世的人也經常性的會讀法蘭克福的報紙或者是維也納的報紙，因為是流通的，所以不可能一稿多投，報社不會允許這樣。

倒過來看華文世界裏頭，你固然可以一稿投六個地方，表示它有共同的關注點，但是可以這樣做的一個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它每一個地方都是隔絕的。中國的讀者看不到臺灣的報紙，臺灣的人看不到中國的報紙，香港的人不看臺灣的報紙，臺灣人不看香港的報紙。最奇特的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本來是同一段歷史，一直到最近的四十年才造成一個獨立的新加坡，他們之間隔什麼東西呢？他們根本就是一個半島上的，可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報紙不可以通，禁止販售，這邊不要讀到那邊的報紙。如果把龍應台的文章當作一個標本來看，它竟然可以在六個地方出現，它其實突顯的是華文世界之間的隔離和有意的阻斷，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也就是說這六個地區之間，對彼此的認識非常非常的少，又充滿了政治的扭曲。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的最大的流量衝擊的時代，這六個地區竟然還是隔斷的。

在我上“華文世界”這一課時，如果只講東南亞這一塊，像新馬、香港、臺灣這一塊，我發現一些特徵可以用來描述這個華文世界。第一個特徵，這些地區都有一些或多或少、或長或短的被殖民的經驗。臺灣是日本人五十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也是英國殖民。殖民的結果是，這些地方的人，對自己的歷史相當陌生。他以為他認識的自己的那個藍本，其實是殖民者告訴他“你是什麼”的那個藍本；第二個特徵就是這些地區對於他的緊鄰相當的不認識。這是因為你接受殖民者的觀點，會使得一個臺灣人對臺北的認識還不如對東京的認識，因為你比較嚮往東京，會使得一個香港人對於倫敦的認識超過他對隔壁的臺北的認識，新加坡跟馬來西亞是同樣的狀況。就是你接受殖民者的價值觀跟衡量世界的標準，會造成你瞭解的是很遠的地方，而對與你很近的地方是不屑一顧的，因為對你殖民的人對你的鄰居不屑一顧；第三個特徵就是這些地區對彼此的不認識。因為上面種種的歷史的原因，新加坡跟馬來西亞，香港跟台北，或者是臺灣跟大陸之間的那種不認識。

在華文世界裏頭，也有這些現象。比如說這六個地區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臺灣都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輸出地。你會發現，馬來西亞、新加坡跟香港，他們在幾代人的成長過程中，讀著什麼人的詩，看著什麼人的小說，基本上來自臺灣的影響。但有一段時期或者是某一個局部區域，香港又是輸出地。臺灣在國民黨長期統治裏頭，你要是渴望知道國民黨控制下的任何其他東西的話，你就得偷偷的從香港買書或者雜誌，所以香港有時候也是輸出地。但是基本上在這一大塊裏頭，臺灣是文化輸出地。包括後來問的到底是鄧小平還是鄧麗君對臺灣的影響最大——你說當然是鄧麗君對不對？所以說，這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到現在，臺灣還是有文化輸出這個地位，只是情況變得複雜多了，中國的情況也變得不一樣了。
接下來談談臺灣跟大陸的關係，今天來的大多數都是大陸朋友。

先要說就在隔壁的處於一個海峽兩岸的臺灣跟大陸彼此的不認識。老實說，我都不好意思講。我第一次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是1979年，我是1975年才到美國去留學的，中國大陸第一次允許學生赴美留學也是在1979年鄧小平訪美之後，我在紐約見到了第一個中國人。在那之前，已經有一個小小的震撼，就是美國的一個電臺訪問一個四川鄉下的農民，這個農民有著典型的羅中立筆下所刻畫的農民的臉——臉上全是皺紋，戴著斗笠，開口一看，裏面的牙全沒了，說著四川話。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樣一個畫面，我當時就嚇一跳：“不都是萬惡的**嗎？”怎麼那麼的憨厚、樸實、貧窮，完全是一個需要照顧的人，跟我原來心目中的萬惡的**形象完全連接不起來。這是我在79年前有的一個震撼。又由於我父親是湖南人，我在臺灣的成長過程中被教導“你是湖南人”，因此，走遍全世界我都說“我是湖南人”。直到79年，在一個場合中，我自然地問我面前站的一個人，“你是哪里人”？他說“我是湖南人”（湖南口音）——他是湖南人。當然，他不知道我呆在那裏，是什麼原因。電光石火一樣，好多念頭在我腦海裏閃現：如果他是湖南人，那麼，我是什麼人？我一句湖南話都不會，我從來沒有去過湖南，湖南是什麼感覺、什麼歷史、什麼樣子我一概不知道。到了國際舞臺上，我們兩個都說自己是湖南人的時候，將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我會發現他是真的我是假的。如果你要說所謂的臺灣意識，對我來說，就從這件事，這個人，從1979年我才開始去想，那我到底是什麼人？我逐漸的才走向“我是臺灣人”這個認識的現實。

臺灣跟大陸之間，首先不要說它們政治上的對峙，我們在臺灣長大，所見到的毛澤東的畫像，都醜的象豬一樣，又醜又胖又難看，一直到我到了美國，第一次看到毛澤東其他的畫像，我嚇一跳，“長得很正常嘛”。我後來才知道，大陸的朋友他們看到的蔣介石的畫像都是奇醜無比的，事實上，蔣介石年青的時候還可以稱得上是個美男子。所以兩邊對彼此的醜化、妖魔化，造成兩邊之間非常的不理解。我希望我們澳洲的朋友用一種喝下午茶的心情，不用政治的角度去看臺灣，或者用幾首詩去看臺灣人對於這一大塊大陸，為什麼會如此的疏離，如此的不理解，或者看看那個台獨意識，它到底是怎麼來的。也許，我們可以從文學的角度去多窺探一點。

其實，臺灣的歷史很有趣，有時候，你會覺得這是一個歷史的重複。

先是反清複明的鄭成功，他率大軍從澎湖到了臺灣，要反攻大陸，光復河山。有一首鄭成功的詩《出師討滿夷——自瓜州至金陵》“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十萬氣吞吳，試看天塹投邊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歷史的流轉，它曾經因為一個忠誠的物件，以及他所忠誠的意識形態而流亡到臺灣，然後他一生所努力的是要光復大陸。這首詩氣魄很大，但實際的政治形勢不是這樣的，到他兒子一代就沒法繼續下去了。他的兒子鄭經，生年1643到1681。我讀到鄭經的詩覺得這個歷史真是太好玩了，你們是否記得在臺灣和大陸對峙談判的過程裏頭，有一度是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是臺灣對大陸的態度。我看到，清廷曾經派人來接觸鄭經，提出很多很多招安的條件，為了維護祖國統一嘛。那個時候，清廷對鄭經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剃髮，不易服，不登岸，你就是大清的一個省。對此，鄭經有一首詩，題頭注解是“滿酋史來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說，憤而複之”，詩的內容是“王棄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雄圖終未已，日日整戈矛”，結果施琅就來了，把臺灣拿下。在我們的腦後有這麼一段歷史，你可以看到這兩首詩所表達的，三四百年前臺灣對大陸的距離以及緊張的關係。

明朝最後的王，朱術桂，1622到1683年間的人，他在鄭成功的保護嚇流亡到了臺灣。朱術桂有一首絕命詩，他自殺以後，跟他一起流亡到臺灣的五個妃子同時自殺。所以你們以後到台南鄉下去的話，這5個妃子的墓還在那裏。那朱術桂的絕命詩是怎麼寫的呢？艱辛避海外，我剛才講的是我體認到第一代移民他是如何的艱辛，他寫的是艱辛避海外，只為束英發，只為了頭髮，頭髮當然是一個代表性象徵，象徵更高的東西，如今事已定，現在事情已經結束了，不復采葦秸。葦秸呢，秸草，…這是他的絕命詩。（Iamnotquitesureaboutthisparagraph）

瞭解今天的臺灣，你不能不瞭解過去的臺灣。接下來大家記得1894年的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打敗了要割地，李鴻章當時所說的話到今天還被臺灣的政治人物拿來用。要割臺灣的時候，李鴻章對慈禧太后在庭上說，臺灣這個地方是個蠻荒的小島，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這是1895年的話，1895年的話在100年後呂秀蓮還拿來用，男無情，女無義，花不香，鳥不語的這個島嶼，“中國從來就沒有在乎過臺灣”。

所以，我們不能不瞭解歷史，我們不能用今天的國家概念套在它身上。在1895年之前，到臺灣去的大部分是漳州人、泉州人，而且都是“羅漢腳”。就是說，到那兒去，是因為家鄉實在活不下去，沒辦法種地了，所以才會冒死到海上坐那個船，渡那個海峽，九死一生，到蠻荒之地台灣去墾荒。那個時候，如果問在臺灣的漢人你是什麼人，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沒這個概念，這是現代的概念，他的答案一定是我是泉州人，他是漳州人，兩地的地方概念。這兩地的人天天打架，搶地啦，哪塊地比較好，哪個地方有河流水，就是好的。

在1895年臺灣割給日本的消息傳出的時候，有個有名的士紳叫朱紅甲，他的詩描述當臺灣人民聽到中國被打敗了，就把臺灣割掉，讓你去做日本人的時候，台民的反應是什麼。朱紅甲那首流傳得很廣詩是這麼說的，他講，台民“若午夜暴聞轟雷”，好像半夜聽到轟雷，“驚駭無人色”，面無人色，“奔相走告，聚哭於市中”，在大街上，大家聚起來放聲大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千里”。

那時候，日本政府有一個還蠻文明的規定，給你兩年的時間，不願意做日本人的，你可以走，願意歸順的，就留下來。1896年，朱紅甲寫了《離台詩》，他決定離開，其中這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功臣無力可回天”，流傳最廣。我說，尤其是大陸的朋友，你要想瞭解今天臺灣人的任何組織的話，你得要從歷史的潮流一步步走過來看，這首詩最後一句是“回首河山亦黯顏”，很悲傷的詩，很沉痛的心情。

有個在1894年割地時剛出生，後來被臺灣的某些文學史家評為“臺灣文學之父”叫賴河的嘉義人，他一出生，就變日本人了，是1943年死的。他曾經被日本人關到監牢裏，因為他一輩子拒絕寫日文，永遠是用漢字寫作，而且他還相當受魯迅影響，所以賴河曾經試圖用白話文在台灣寫短篇小說，他短篇小說寫得特別精彩。這個一生拒絕用日文來寫東西，甚至寫的帳單，他都不用日文，他都用漢文來寫。他有一首詩，跟大家來分享。《初夏遊劍壇山寺》，劍潭，是臺北的圓山飯店旁邊那個地方，叫作劍潭，它下面有個寺廟。賴河怎麼寫的呢？“一葉扁舟戰緩風，劍光隱約有無中，層層急浪磨天壁，滾滾流波落日紅。家國興亡有一份，子孫不肖負前功，我來獨向空潭哭，煙水茫茫盡向東。”這是賴河大約在1940左右所寫的詩，可以看到在日本人統治臺灣期間，日本統治臺灣的手段跟它統治韓國的手段、朝鮮的手段是不一樣的，它對朝鮮採用的是高壓的、鎮壓的，它反彈率特別大，它對臺灣採用懷柔的，比如說，同樣要你改宗教更改姓名，它對韓國人說，你不改的話，你就要坐牢，但在臺灣它是用獎勵的方式，如果你改的話，你就會得到更多的名，你就會得到什麼什麼東西，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韓國人和臺灣人對於日本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但是即使在那樣一個情況裏頭，你都有一個先驅者，像賴河這樣的一個文學家、這樣的一個作家、詩人，日本已經統治臺灣40年之後，賴河還用這種心情來看他的被統治的處境。

因此呢，到了1945年的時候，臺灣所謂光復到中華民國懷抱裏的時候，臺灣的人民是普天同慶，舉國歡騰，去歡迎國民黨的軍隊來接收。國民黨軍隊來接收的描述，也出現在其他的地方。怎麼說呢，日本人在統治臺灣，他是打算在臺灣長治久安，所以他就把工業化的整個投資放在了臺灣，工業化進去，帶來的是現代化，你想想看，魯迅、蔣介石那些20世紀初的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志救國的精英，都是到日本去留學的，因為日本先進。所以當日本人在統治臺灣的時候，它雖然是殖民者，可是跟著它的殖民，它把現代化也帶進來了，所以臺灣很早就有郵政系統，很早就有路燈，臺灣很早就有什麼工業局啦，自來水的全面供應啦。尤其是一些點點滴滴的小事情，你就會發現有臺灣人說，奇怪了，我的孩子今天過了6歲生日，第二天，鄉公所居然就來了一張明信片，說你的孩子要在什麼時候到學校去報到，要上小學了。臺灣人很驚訝，其實這就是現代管理的一個小小的跡象，也就是說，日本殖民者它把現代化這個東西帶進台灣，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臺灣在現代化的進程裏，相當大的程度裏它走在整體中國的前面，就好像香港跟著英國走這樣的概念。

在看1945年的文件的時候，有一些描述是，臺灣人抱著熱烈的激情到海港，到碼頭歡迎國軍來了，結果下船的國軍，你知道，國軍打日本打了8年，你可以想像下船的國軍是什麼樣一種狀態嗎？疲憊不堪，而且很多從農村抓兵抓來的人，穿著草鞋，一身襤褸，是這樣一個下來的，然後臺灣人大吃一驚，因為他看到日本兵的裝備，他看到熱烈期待的，迫切期待的祖國的軍隊是一個襤褸不堪，像叫花子一樣的。我看到很多口述的歷史裏頭，它就寫到說，國軍進來了，分配到民宅裏頭去，就有點像共產黨的軍隊第一次進上海一樣。國民黨的軍隊看到有電燈，唉，他就把那個燈泡拔下來，以為把它帶回家粘到牆上去就有燈了。或者說，看到打開有自來水，他就把自來水的龍頭拔下來，他以為回家粘到牆上，水就會出來。很多這一類的描述，你就會發現，那個衝突已經在了，那個理解跟誤解已經在1945年第一次跟祖國的接觸中，已經很嚴重的存在了。然後漸漸發展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流血的屠殺，造成的理解跟誤解一路走到今天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945年熱烈的期盼的祖國來了之後，這個祖國竟然如此的不可愛。怎麼說呢，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代，它是一個盛氣淩人的殖民者，可是它統治你的，基本上還受東京的憲法的約束。所以，有一個小小的例子，譬如說，它會規定，一個員警把一個賣菜的小販逮進了派出所，不經過任何的過程就可以把你關起來，但是最多不能超過29天，因為它有憲法的種種規定。但是如果那個派出所的員警很壞，他可以跟你玩什麼遊戲呢？他讓你簽個字，29天到了，你出去了，一出去，他把你絆一跤，又把你抓進來了，他可以不斷地給你29天，這是在這種異族的統治之下的時候。但是當你熱切的期盼祖國的統治者來了之後，臺灣人發現，他所帶來的不是東京的那個憲法，他所帶來的是那個時候的中國，1945年的國民黨中華民國的中國，他帶進來的是員警把你逮進去，不是放29天，他把你放29年。所以，你可以想的到，我剛才講的是文化的落差，然後緊接著下來是這個政治的殘酷的落差，那種本土人受傷的程度你可以想像。那麼，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很多人流亡海外，而且這個事件就變成一個空白，就像現在六四一樣不寫進史書，我們大陸近代連六四是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我成長的時候，在我1975年到美國留學之前，我這個外省小孩沒有聽過二二八這三個字，我沒聽過，完全像今天的孩子們不知道今天的六四發生了什麼事，完全一樣。當然，後來臺灣的發展，情況完全不一樣了。1954年生的年輕一代的詩人，他有這樣一首詩是描述二二八的，可以看出這個歷史事件造成的傷口有多麼的深。這是1990年寫的題目叫“二月”：

槍聲在黃昏的鳥群中消失，
失蹤的父親的鞋子，
失蹤的兒子的鞋子，
在每一個清晨的粥裏，
走回來的腳步聲，
在每一個傍晚的洗臉水裏，
走回來的腳步聲，
失蹤的母親的飛發，
失蹤的女兒的飛發，
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
在祖國的懷抱裏被祖國強暴，
莽草，季華，曠野，呐喊。
失蹤的秋天的日曆，
失蹤的春天的日曆。

這首詩寫的是二月，那麼當然，最關鍵的是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在祖國的懷抱裏被祖國強暴”。所以，如果大陸朋友對臺灣人對於祖國這個概念，怎麼這麼和我們的不一樣，你應該要瞭解很長很長的過程，你只要有一次被強暴過，不管名字是男人，丈夫或者是祖國，你永遠不會相信那個強暴過你的人。

我接下來要講的是我自己是怎麼樣的原因下開始寫文章。

同一個文本，在六個不同的華人地區發表的時候，就會慢慢的發現它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因為它自己原來對於歷史的理解不同，尤其他們自己的價值觀非常的不一樣。當你對祖國這二個字的解釋永遠是不一樣的時候，你讀一個文本所產生出來的感情是完全兩樣的。舉一個例子，在2004年發生槍擊案之後，應該說是舉世譁然，說臺灣民主是個笑話，哪有民主是這個樣子啦，這多麼糟啦，那所謂的臺灣民主是假的啦。槍擊案之後一個月，我寫的為臺灣民主辯護這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作為一個例子，這段文字遭來什麼樣的不同的反應。這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我無意說臺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得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不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認可），大陸人可能不瞭解背書這個詞的用法，背書就是我簽字證明你是對的，背書大陸怎麼說呢，在支票的後面寫名字，也叫背書嗎，好。它沒有我的背書（認可），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它的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它對全世界代表了我，被政客綁架了感覺不好受，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陳水扁的確實是操弄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利，但是他有民意的支持，你不管怎麼驗票，清點出來就是多150萬人投票給他。在職責上，陳水扁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根本問題之所在，是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這才是臺灣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政績可以一塌糊塗，他的誠信可以疑雲重重，他的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的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人民就覺得必須團結在他的理意之下而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質疑以及民主進程的要求就可當作是在賣國。所以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其實是中國極權政權對臺灣民主的威脅。

這是很長的一篇文章，這段文字引起了兩極的反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這段文字來說，我所得到的電子郵件，不能說像雪片一樣飛來，就說湧過來了，念一些給你們聽。有這麼一個臺灣的讀者來信，他說龍教授我今年快40歲了，我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半夜裏有一堆穿深色西裝的人闖入我家，把我父親帶走，一個月後父親回家了，他人整個變了，一直到30歲我還是會作噩夢。在夢裏我被人追捕，夢中我就是一直拼命的奔走，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下來，更不知道說我到底犯了什麼罪。我青少年時期是名書迷，出了社會以後努力工作，我現在小有成就。回頭再看自己，我拒絕再跳下中國這口醬缸裏，那是一個表裏不一、互相鬥爭、擺出漂亮姿態的虛偽社會。我好久沒哭了，可是，陳水扁當選那一夜，20年來我第一次哭得稀裏嘩啦。龍女士，陳水扁沒有綁架我，他就是我，我們都是臺灣之子，努力創造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他署名是你的前讀者某某某，這是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臺灣的讀者，他說龍女士，我從野火集讀到百年思索，都不如讀你這一篇為臺灣民主辯護，使我心情澎湃，熱淚盈眶。有一度我認為中國人根本不適合民主，有一度我簡直希望就在中國共產黨統一的制度下好了，就讓中國統一好了，讓臺灣人民免於戰爭的恐懼，而且也不要美國的壓迫。可是，放棄了不健全的民主制度接受了逐漸腐敗的中國共產黨統治，臺灣難道就有希望了嗎，我自己都懷疑。幼年時候我自己的貧困，以及今日的富裕，讓我不忍心再叫自己的孩子接受一次苦日子，我不能移民也不願意移民，無法避免的苦難就是無法避免。你看中國文革死了多少人，我們遭遇塗炭並非不可能，就是說，兩岸戰爭（使臺灣人民）重新遭遇塗炭不是不可能，這是宿命的安排，誰肯和渴望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呢。我們只希望過平靜的日子，誰在乎是什麼制度呢。這簡直是一個絕望的呼告。一個臺灣讀者。

再來呢，最後一個臺灣讀者的反應。我不覺得臺灣獨立有什麼好處，可是兩岸要統一感情上也不可能。對於這個問題維持現狀是最好的。我覺得就是叫老百姓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嘛。他們說臺灣獨立之後會有什麼樣國際尊嚴，我不相信也不覺得這種尊嚴有什麼重要，尤其是我在出國之後看到那麼大的世界，更加覺得以臺灣這麼小的面積，這麼局促的環境，這樣衝動的人民，要去單挑起兩岸關係弄得緊張，太不聰明了。其實我知道在我心裏，有沒有那一塊地方，跟中國文化的熱愛不可分割。從小我熟讀中國歷史，熟背古文唐詩，我熱愛金庸的小說，就嚮往三山五嶽黃河長江，沒有人逼我去愛他的。你說那是國民黨的宣傳嗎？可是，那是我自然的興趣。小時候我愛看書，我的書架上永遠擺的中國歷史的書籍、民間傳說、唐詩、宋詞，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是中國人，用中國的語言，浸淫中國文化，流著中華民族勤奮刻苦，樂天知命的血。我會寫漂亮的書法、流暢的文章，我用我喜歡的傳統的繁體字，可是，我生長在草根性很強的南臺灣高雄。我說閩南語，每年都回去看我伯父種的稻子，我愛臺灣的一草一木，那是我生長的地方，住著我熟悉的人民。兩年前，我有幾個月到上海工作，上海這個地方有許多許多我可以親密的，我可以跟他們溝通的人。認識多了，才會跟他們談李白和蘇軾的詩，我喜歡他們的直率，但終覺得中間還是隔了點什麼，畢竟來自不同的土地，生長上的差異。我心裏一直驕傲我是臺灣人，我覺得跟他們比起來我們有自由的生活、開放的心胸，民主的素養以及寬闊的未來。這是另外一個臺灣讀者的回應，這三個滿典型的。

接下來大陸的讀者，你們都知道會得到什麼回應（大家笑）。很典型的，我選擇的都是代表性的。我有一篇文章，我稱“我們華人世界”，他第一個就反對我用華人世界來稱臺灣跟香港。他說，龍應台在華人世界第一段就說了我絕對不能同意的話，龍應台說華人世界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及各地區，其實只有中國和新加坡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香港、澳門、臺灣自古都是中國領土，龍應台故意回避這個事實，如果龍應台不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我要說龍應台是漢奸，是台獨分子。

第二個，龍應台先生的大作看了使我仰然，不過還是要對她好言相勸：假如我是臺灣人，假如我還想在臺灣享受這樣的民主，假如我還能容忍陳水扁這樣的政客上臺，假如我還要為臺灣所謂的民主辯護，那我一定不會像龍應台那樣去指責大陸的專制集權和不民主。龍應台先生也許不明白，如果大陸民眾能夠普遍享有新聞自由和政治民主，那麼96年李登輝挑釁大陸的時候，99年他大談台獨的時候，2000年阿偏上臺的時候，2002年一邊一國的時候、2003年公投立法的時候，大陸也許早就揮師東進，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了，哪裡還等得到二個子彈送陳水扁上臺？哪裡還需要你龍應台現在為臺灣民主辯護？事實上，所以能夠走到今天，完全仰賴於中國大陸的專制集權和不民主——辯才無礙。

另外一個讀者來信說，兩岸再這樣發展下去的話，災難一定發生。媒體說大陸46%的人支持武統（武力統一），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龍先生，一個更驚人的數字：年輕人是90%的人支持武統，大陸有99.9%的人支持統一，這是一股歷史洪流，我想這是沒有人會阻擋的。我們這一代一出生就把統一刻在骨頭上了，大陸的同胞終得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下一個很典型。龍應台你多大年紀了啊？雖然我不想改變生活方式，但如果遇到臺灣要獨立的時候，我一定會要求上戰場，臺灣是中國的，不是台獨的，凡是要把它分離出去的都是中國人的敵人。對待敵人，老龍你說該怎麼辦？當然是，摧毀它，消滅它，根除它。它可以到臺灣島以外的地方去鬧獨立，我們決不干涉。女人老了也糊塗了，想你也不例外。

再來呢，有一個中學生，我都可以想像他那嫩嫩的聲音，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寫的。他說，“龍阿姨，您好。讀您的文章，有幾分贊同幾分不贊同，謝謝你。首先我是個堅決的武力統一的擁護者，說實話，如果我是軍隊的領導人，早就將陳水扁這個民族敗類五馬分屍，一刀一刀將他的肉割下來喂狗，這也是我們100％所有學生的共同想法。你不要怪我偏激，有同學甚至想用自己的生命和這個敗類同歸於盡，以換取心靈上的安靜。二，至於您提到的所謂愛與不愛的理由，我也只有一個，就是永遠都會愛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永遠。”署名，“一個有良知的人”。

但也不都是這種聲音，有一個聲音讓我覺得挺安慰的。他說，“尊敬的龍應台教授，今天在鳳凰網上看到您的新作，使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因為我的許多一直當作當然的理念，今天被你的論述所完全擊碎了。只舉一個例子：我一直以來都覺得作為一個人，為了理想拋頭顱灑熱血是最正當的，是一種人人都不應該拒絕的事情。現在看來，並非如此。我自己當然還會這樣要求自己，但我會從此記住，問一問我的夥伴，是不是願意和我一起做出犧牲。我當然會很高興，如果他願意和我一起奮鬥，可是我現在會以一個平常的心態接受他的拒絕，而且不歧視他。”這，我覺得挺高興的。

但是，還沒高興完，另外一個電郵就進來了。只有兩句話：我覺得你應該用台文，因為你用中文根本就玷污了中華祖先。收復臺灣以後，我會殺你全家。敗類！

一個文本，在兩個地方，會激起如此徹底不同的反應，這是比較嚴重也是比較激烈的。

其他是一篇戲謔之作，遊戲文章《上海男人》在哪刊出，反應都不一樣，那就別提了。

但我一定要做的結語就是說，從思考一個文本在不同的地方，會激起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反應可以看出，在一些核心的價值觀上，兩邊的人是對立的。如果價值觀繼續的對立下去，到最後，歷史的路怎麼走，當然就只有一條路，就是戰爭的路，我們已經看到整個二十世紀都是戰爭的路了。

所以，我心裏在想，你到底要做什麼才可能避免戰爭，你可以有一百個答案，比如政治上如何如何，經濟上如何如何，但是我自己覺得如果一定要追究一個答案，說什麼東西才是那個東西的根？可以避免這樣一個悲劇的衝突，我自己覺得那最後還不是要回到價值觀上去嗎？如果一個人是把祖國、國家上綱到作為最高價值，而另外一邊的人根本不信這套東西，這怎麼辦？你們可能不知道，現在在臺北，我們幾個朋友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企業家捐錢，作家捐出他們的時間，形成董事會，我被迫捐出我的名字，叫做“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我們都是義工。這個基金會它只做一件事情，培養公民素養，拓展全球視野，建立世界公民意識。什麼叫世界公民意識？這也跟槍擊案有關係。在2004年，當那樣一個事情在臺灣民主進程發生了，當全世界都在疑惑：你下面的路怎麼走下去，而且到了今天，臺灣人還在困惑中，是不是？那個時候，一些知識份子朋友，就在臺北說“在兩黨惡鬥的情況之中，到底有沒有可能有第三種力量的出現？如果這第三種力量出現了的話，它的核心是什麼？”我們討論了以後就覺得這個核心就是世界公民意識，它是最核心的塑造人的價值觀的東西。所以這個基金會就變得專門來推廣這個事情。

我不得不最後還是要講一下，什麼是世界公民意識，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是要改變不同的地方，敵對的地方的價值觀的很重要的東西。有人可能會誤會怎麼可能會有世界公民意識，就像中國人，你說你要做世界公民，你憑什麼做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所說的公民意識，比如在澳洲生活，你要繳稅，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馬路上破壞公物，你要去阻止他，你要去關心這個社會裏頭的弱者，等等，你是要對這個社會盡公民義務。所謂世界公民意識是把你這個公民責任感擴大到全球去看它。

我曾經因為要思考這個世界公民意識，對我在德國長大的兒子做過很嚴肅的專訪。在我跟兒子探討的議題中有一個故事是流傳得最廣的，就是買鞋的故事。兒子十三歲的時候到臺北來玩，當時我還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他要去買一雙名牌的鞋子，我就跟他說，我們現在就去買，因為那個品牌的經理說過，如果我去買的話，他給我半價，因為政府的文化局在做公益活動的時候跟他們合作，他們曾捐給政府8000雙鞋子做公益，我們建立了這種關係。這個十三歲的孩子很高興，馬上穿鞋子要出門準備去買新鞋。不幸的是，他一邊綁鞋帶的時候一邊跟我說，媽，可是你知道我們如果去買這個鞋子，你就是個腐敗的官員。我馬上要他解釋是什麼意思，結果他反問我，你想想看某某是怎麼下臺的？他當時是德國PDF黨的黨主席，因為他在做長期的公務旅行的時候，累積了里程數，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航空公司就會送你一張機票。這個黨主席就拿了那個多出來的機票去跟家人度假，被發現了。就是說，你公務旅行所累積出來的里程數怎麼可以拿去私人度假，也應該做公務。所以，這個黨主席就下臺了。這個十三歲的小傢伙他回我的話，是說想想某某是怎麼下臺的，然後他才解釋說，他這個鞋廠總經理會給你龍局長半價，是因為你們之間的公務的合作關係，你用公務中得到的關係，用在你兒子身上，這叫腐敗。我當時的驚駭，不是在故事本身，而是，是什麼樣的公民教育，使他不但懂得什麼叫社會責任，什麼叫公私分明，而且他還會把這個觀念用在自己的生活層面裏頭，來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我當時的震驚是說什麼樣的公民教育會得到這樣的結果？我稱我的兩個孩子為我的研究物件。這個故事流傳得很廣，我後來在做世界公民意識的時候，我還特地去問我的大兒子，他在20歲的時候，是德國的高中畢業生，我問他：你的這種公民責任、公私分野的概念，在學校裏是怎麼教的？請去思考一下，給我回答。現在中國也在談公民教育。是不是在課堂上老師教你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過了一個小時，他這樣回答，他回答滿全面的。他說，媽你想想看，我在讀幼稚園的時候，還不識字的時候，幼稚園給你看的那些畫本，裏面有個主角，常常叫做阿裏。故事中會有一個金髮碧眼的德國小孩跟阿裏，幼稚園的朋友之間如何相處，你如何去瞭解他的文化，如何去尊重他的伊斯蘭的背景，這不就是公民教育的起點嗎？他再說，我從三歲開始加入球隊踢足球，在球隊裏頭你被教導如何和你的同伴分工合作，你還學到，你跟你的教練，他即使是一個權威，你得聽他的話，可是有時候你也要知道要挑戰他，反對他的命令。他說，這難道不是公民教育嗎？然後他繼續討論下去，說，你記不記得我五年級的時候，我們學校讓全校的學生去開運動會，去競走，而且是你走多少圈，市民就捐多少錢。但捐來的錢是用於幫助尼泊爾一個山區的孩子建學校，這難道不是教導我們要關心一萬公里以外，你不認識的人，可是他是弱勢，去照顧他嗎？再來，我們高中時讀布萊西克的劇本《伽利略》，說的是伽利略當他的學說和教會相反的時候，他要做一個決定：我到底是要跟教會決裂，堅持我的發現才是正確的，你把我處死，我就去死。但是，從此以後，我的學問的研究就沒了，從此我不會再有任何的影響，任何的發現了；或者是說，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便於讓我有更長的發現的路，可以對人類有更多的貢獻，那我現在要跟我的教會做某一程度的妥協來保存我更長的學術生命。所以這些高中的孩子在討論這部文學作品的時候，在讀一個劇本的時候，事實上是在討論一個個人在面對國家巨大的權力的時候，個人如何去拿捏你的屈服和妥協或者誓死不從的抵抗，這不是公民教育嗎？從和那個比較深刻的二十歲的年青人的交談裏頭，我才清楚他的這個所謂世界公民意識，不是在某一堂課裏教你的，它滲透到你所有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今天最後要講的是，要使我們擔憂的華文社區之間的悲劇不讓它發生，最根本的做法，恐怕還是得從價值觀著手。價值觀很可能就是一個切入點去對抗這個國家權力這種東西的觀念的不同。從全球的公民概念切入的話，可能這是一種方法去化解這種價值觀的差異之處。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兩句話，也是我自己所尊敬的理念。一個是甘地的，“Ifyouwantedtochangetheworld,thenyoumustchangeyourselffirst”(要改變世界，首先改變自己)；另一句是甘迺迪的“Anationisalwaysonthewaybetweendisasterandeducation”（一個國家總處在兩者之間，不是教育就是災禍）。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