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

對台日美態度日趨強硬

中國式高增長可謂一支獨秀，中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一，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已經高達一萬億美元）；中國人手機世界第一；中國網民增長最快且很快也將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軍事投入大幅提升，中國航空母艦的誕生也為期不遠；中共政要的足跡遍佈世界，每到一處都慷慨撒錢；中國廉價商品無所不在，令發達國家頭痛不已；中國遊客出手大方，讓富足的西方人看得目瞪口呆；孔子學院出現在世界各地，中國開始強力向外輸出軟實力……於是，西方主流社會紛紛以專題方式大篇幅關注中國的發展，西方輿論不斷驚呼「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警告也不絕於耳。

越來越財大氣粗的中共政權及其御用精英，表面上駁斥西方輿論炒作的「中國威脅論」，骨子裡卻很享受西方人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挑戰，甚至得意的有些飄飄然。當「申奧」、「申博」和「入世」接連取得成功，江澤民已經毫不掩飾其躋身於大國領袖的強烈渴望，所以，他不再固守鄧式「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遺訓，而是迫不及待地提出江式的高調「大國外交」。江澤民任內的出訪次數遠遠超過任何前任，每到一國都要大肆作秀，給世人留下笑柄；與此同時，江政權全力提升軍力，積極經營「上海合作組織」，用金錢外交拉攏歐洲大國和厚待被美國指控的「邪惡國家」……其目的不只是針對台灣，更是想取代俄羅斯而成為抗衡美國的領袖。

胡錦濤上台以來，內政上用贖買底層代替江時代的贖買精英，但在外交上卻大力強化江時代的路線，用更具攻擊性的「和平崛起」代替「大國外交」。所以，胡錦濤政權對台對日對美的態度日趨強硬。針對台灣，一面高調出籠授權戰爭的「反分裂法」，一面大打統戰牌，請來國親兩黨黨魁；針對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日風潮，而且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中斷中日元首的互訪；針對美國，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的首次訪美受挫，使之更趨向於聯合世界上的所有反美國家，從邪惡國家朝鮮、伊朗、古巴到日益左傾的拉美各國，從西歐大國到越來越獨裁的俄羅斯，胡溫政權開始了所謂的全球金錢外交。更有甚者，胡錦濤與普京發表「聯合宣言」，不點名地警告美國；中俄聯合舉行大型軍演，也有給美國看的意味。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六日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仿佛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錢請來非洲四十八國元首，共同拱衛著中共黨魁胡錦濤，很有點眾星朝北斗的意味。

大國崛起的高調民族主義

隨著統治集團對迅速躍升為世界大國的渴望，作為大陸新貴的精英們也變得越來越傲慢，以至於，官方及其智囊們非但不再掩飾其大國野心，反而通過中共頭號的電視喉舌高唱「大國崛起」的主旋律。引發輿論熱評的央視十二集專題片《大國崛起》，就是這一主旋律的重頭樂章。在今日中國，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愛國主義變成絕對的「政治正確」，「大國崛起」也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話題，百度一下「大國崛起」，截至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搜索到的條目竟然高達二百二十三萬多條，古狗搜索到的「大國崛起」條目更是高達近三百多萬條。

雖然，這部電視片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採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美兩個對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具有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進行了重點介紹，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甚至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準備啟動政治改革的信號。

然而，該片既與中共高層的自上而下的推動有關，更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視化表達，貫穿全片的底色仍然是「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落腳點還是在中國崛起上。

隨著中國官民的反台獨聲浪不斷高漲，作為跛足改革主要受益階層的精英們，不再羡慕台灣人的富足；作為獨裁式崛起的吹鼓手，他們也不太看得起台灣的民主成就，反而張口閉口把台灣本土意識貶之為「島民心態」或「小家子氣」，最通行的說法是：「再富裕再民主也是一島民」。大陸新貴對台灣的鄙視，甚至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滿清貴族對「彈丸日本」的不屑。

呼籲抵制聖誕節的排外意識

大國傲慢的背後是狹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識。君不見，去年聖誕節來臨之前，中國十所名校的十位博士生發表了聯署倡議書《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　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號召國人抵制聖誕節。綜觀呼籲書全文，透出一股煽情、空洞、冷酷的傲慢，通篇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排外和不寬容，字裡行間，不僅浸透了對西方文化的仇恨和抵制，也充滿對商業文明和民眾狂歡的輕蔑，似乎商家借聖誕節賺錢挖了他們的祖墳，民眾加入聖誕狂歡是在為他們哭喪。

呼籲書的發起人王達三在《既要攻乎異端，更要立乎其大》的解釋中，公然搬出從孔孟到韓愈的古董來為「拒斥耶教」正名，他非常明確地指出：「拒斥耶教」，不僅符合儒家的基本立場，也是復興儒學、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題。因為，孔子早就說過要「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也主張「放淫辭邪說」。中唐時期大儒韓愈等人的極力「辟佛」，帶來了宋明儒學將中國文化復歸正統和正位。他說：「孟子曾說：『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能言拒耶教者，聖人之徒也。』不僅要『拒斥耶教』，『天主教』以及近來在東三省有所活動的『東正教』，都應在拒斥之列。」

更令人作嘔的是，十博士生號召抵制聖誕節的理由全是高調的道德指控：「部分社會精英則欲借『耶教』以『挾洋自重』」，「中國的信仰危機、倫理失範、道德滑坡、誠信缺失、文化匱乏，『祛魅』的『現代性』帶來的精神支離與價值虛無」，「『聖誕節』作為巨大的商機和利潤而為廠家、商家所鼓噪與利用。」「國人在沒有任何價值認同與宗教歸屬的情況下，更在完全不知『耶教』為何物的情況下，便隨波逐流地沉浸於『耶教』之中，也就是國人在文化上陷入集體無意識。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體性沉淪，亦即經過百餘年來國人對自家歷史文化傳統系統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顛覆之後，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已經呈建制性退場和整體性崩潰，導致中國缺少主幹性的價值信仰和文化形態，進而導致中國現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亂化，從而為『西風勁吹』和『諸神亂舞』打開了方便之門。」

緊接著這些高調道德指控而來的是上綱上線的危言聳聽：「歷史和現實還告訴我們，『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泛濫，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和宗教問題，同時也是西洋國家『軟力量』在中國的滲透與擴張。」所以，必須「從國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來深刻反思中國的『耶教』問題，從建設中國『軟主權』、『軟力量』、『軟邊界』的角度重視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積極引導國人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警惕和防範中國的進一步『耶教化』。」

真不愧為在名校就讀的博士生，看上去充滿了強烈的歷史感和憂患意識，下筆全是大詞，通篇貫穿霸氣，張口國家，閉口文化，但就是沒有具體的人性、人情、人心，沒有個體自由，也就沒有現代人的氣息，讀上去冰冷、僵硬，猶如把一個無生命的面具拋向公眾，還要擺出一副學識淵博、目光遠大、盛氣凌人的架勢。究其實質，除了一股民族主義的戾氣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樣的理由來為鄙視基督教和仇恨西方正名。

更可笑的是，這些學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沒學好不說，西方文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詞和句子，倒是有點翻譯體的「後現代」味道，讀起來味同嚼蠟，讓人想起錢鍾書筆下那些賣弄「洋涇」的人物。

不僅是在語言上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響，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見，呼籲書參與者之一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周鋒利，作秀也不選好行頭，穿著西裝接受採訪，痛斥以聖誕節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這種言行背離，正是中國知識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國城市裡，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離傳統，特別是高喊「民族復興」的中共權貴和知識精英，他們的衣食住行，他們的賺錢方式和消費方式，他們的家居用品和學術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數生活細節，甚至細節化到內衣內褲。

十博士生對西洋的「聖誕節」是怒目金剛，肅然民族主義鬥士，而對本國官權卻媚態十足，一臉「懇請聖諭」的奴才相。在官權無所不至的中國，他們還嫌獨裁衙門管得不夠，居然拿出法律原則來要求行政權力的干預。這麼點兒過聖誕的個人自由，竟讓他們憂心如焚，扯上憲法原則、國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義、傳統存廢，非得懇請衙門出面。

傳統天下心態的當代復活

無論是「大國崛起」的張狂，還是「拒絕聖誕節」的狹隘，無不透露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大漢族心態。而這種心態，並不全是中共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也與傳統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態」一脈相承。

在清末之前的漫長帝制時代，中國基本上沒有遭遇過強有力的外來文明的挑戰。國人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只有統領宇宙的「天下」觀念。統治精英們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個邊界明確的國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識到遭遇到其他國家及民族，也以自我中心的態度俯視周邊國家的存在。國人稱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國家及族裔貶為「蠻夷」；把自己作為萬邦來朝的中心朝廷，而視其他國家為臣屬國。蠻夷諸小族與文明大漢族之間的關係，只有不平等的君臣關係–諸臣屬國對上的「朝貢」義務和中心國向下的「恩典」權威。甚至在西方人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後，國人的天下心態仍無實質性改變，直到大敗於被貶為「彈丸之地」的日本，國人才被迫收斂了君臨天下的大國傲慢。

然而，這種大漢族傲慢並沒有在百年的落伍和恥辱中消失，只不過轉變為另一極端–自卑自賤，一旦自以為重新強大起來，天下心態必然復活且膨脹。毛澤東為了滿足他個人爭當世界領袖的野心，而置人民的死活於不顧，在國力完全不具備的條件下，全力發展軍事工業和核彈，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與前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為了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毛拋出第三世界論，對外輸出毛式革命，領導世界性的「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切極富進攻性的舉動，說到底，正是天下心態在全民中的全面復活，縱容了毛澤東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極端膨脹。

改革開放的鄧時代，儘管奉行「韜光養晦」，但骨子裡的稱霸心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臥薪嘗膽的低調是為了在國際舞台上重演「報仇雪恨」的吳越春秋。在鄧小平之後的江、胡兩代獨裁者的身上，傳統的「天下心態」以「大國外交」和「和平崛起」的形式重新復活，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中國將在五十年後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等大言不慚，屢屢出自知識精英之口。

知識精英還營造出一種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學，兩者共同使用著以古頌今的獻媚技巧，臆造漢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歡，重溫狂歡中的大一統夢想，煽起夢想中的英雄主義和救世主義。比如，新年晚會的開場歌舞名曰：《盛世大聯歡》，收場節目名曰：《盛世鐘聲》，首尾呼應地突出當下中國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題。

更有甚至，中國的名導們紛紛拍起謳歌古代帝王的大片，從張藝謀的《英雄》到陳凱歌的《無極》再到馮小剛的《夜宴》，依靠一種自我改編的歷史和一種自我標榜的正義，用民族主義和天下主義的合流來歌頌帝王文明，宣揚一種英雄主義的暴力美學。那些具有英雄主義情結和大一統野心的暴君們最不在乎生命，自然也不在乎臣民的犧牲，因為他的獨裁權力可以任意驅使百姓作為他實現帝國夢的工具。也就是說，這些贏得高票房的大片，用奢華的排場表現帝王的氣派，用美麗的風景裝飾嗜血的鏡頭，為暴力崇拜披上道義的盛裝，對本來就良知匱乏和是非模糊的臣民進行審美麻痹。

儘管現在的中國還遠遠不具有能夠抗衡美國的實力，但是獨裁政權的野心和在民族主義狂熱之中復活的天下心態，已經為將來的稱霸準備好了可怕的精神資源。

不能走「獨裁崛起」之路

在人類歷史上，有兩種方式的崛起–獨裁崛起與自由崛起。凡是依靠獨裁崛起的大國，無論是拿破侖的法國還是希特勒的德國，無論是明治天皇的日本還是斯大林的蘇聯，不僅無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無不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的災難。

英國和美國的崛起與上述的獨裁崛起極為不同，兩國都是以自由憲政立國，首先著眼於國民的基本人權和全民福利的提升，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動蕩，也很少遭遇內憂外亂的大災難，可以稱為長治久安的大國。如果說，大英帝國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回歸正常國家，那麼，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崛起及領袖地位，不再依靠對大片殖民地的佔領和掠奪，而是奠基於推動了反殖民運動和領導了自由民主運動。

換言之，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根本上不是取決於統治集團的野心，也不取決於科技的發達和軍力的提高，而是取決於人的崛起和制度創新，取決於優秀國民和自由制度的鍛造。如果崛起的目標僅僅是用民族主義包裝的獨裁政權及特權集團的壟斷利益，而不是人的解放、人權保障和全民分享崛起的好處；如果崛起的方式仍然是獨裁主義的決斷和對外武力擴張，而不是全民參與的民主決策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麼，一個對內不尊重基本人權和對外不講普世規則的國家，不可能造就優秀的國民，無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納，也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真正崛起。

總之，今日中國之崛起，決不能再走德、日、蘇的「獨裁崛起」之路，而必須開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２００７年２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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