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 （亞洲時報香港時事評論員潘小濤撰文）中國總理溫家寶2月26日罕有地透過官方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回答了必須推動政治改革的種種疑問，並闡述國力急增後，中國應如何在內政及外交上進行改革，以回應外界的“中國威脅論”，而翌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級報章，在第二版加以刊載。中共領導人以這種方式發表政見，是極不尋常的，加上現時正值兩會前夕及中共十七大準備得如火如荼的敏感時刻，一向低調、穩重的溫家寶，為甚麼發表這篇文章呢？

溫家寶的文章，遣詞用字平實，沒有黨八股味道，內容也務實，且面面俱圓：既引用了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發展觀，在解釋改革和創新時提到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理論，也不點名引用了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此外，文章還提到溫家寶一向極欣賞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師重教”的教育思想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社會倫理思想等。

這些特點，極具溫家寶個人風格；而且，新華社發表此文時，並沒透露其出處，除了少數幾家中央級報章以不算顯著的版面刊載，其餘的媒體並沒大肆宣傳，與一些中央重點宣傳的文章（包括全國黨政機關報一律轉載，標題、版面等格式劃一），相去甚遠。因此，相信此文只是溫家寶闡述個人政見，而非中央政治月委的集體創作（但事前應知會了政治局常委，甚至得到支持）。

在這篇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中，溫家寶首先指出，目前中國正處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同時要“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夠健全，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等問題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餘，也要“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溫家寶強調的是，必須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才能持續、健康的發展。

溫家寶在文中闡述的第二個重大問題就是“外交戰略”。跟以往中共領導人的論述不同，溫家寶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外國對中國的人權、民主、經濟威脅等批評，視之為良性壓力，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回應這些批評的良方妙藥，而非視之為敵視及打壓中國的“說三道四”惡意攻擊。

溫家寶說，中國必須“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講清楚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有利於從根本上消除外界認為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要對外掠奪和擴張的疑慮。”他又說：“要以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公民權益、反對腐敗行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增進社會和諧為重點，擴大民主、健全法制，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樣做，就能使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的理解和認同。”也就是說，溫家寶認為，只有推動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批評，甚至“中國威脅論”，才會緩解甚至消除。

對於國力日增、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有所作為”的期望不斷提高，溫家寶的回應就是，“堅持不扛旗、不當頭”，但“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縱觀全文，溫家寶以“理論”及“現實需要”兩個層面，解釋中國為甚麼必須盡快推行政治改革，這能才能創造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既回答了國內近年有關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爭論，也解釋了中國的發展戰略。但最大的疑問就是，為甚麼溫家寶要在這個時候，發表這篇文章呢？

無論用意如何，溫家寶把政見公諸於世，無異於自揭底牌、自曝底線，很可能成為政敵攻擊的目標，在政治上並不高明，甚至有點冒險。若非有重大使命，溫家寶斷不會多此一舉。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雖然保持高速增長，但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官民對立愈來愈激烈，既得利益集團的實力卻不斷增強，並千方百計阻撓所有的制度改革，令意圖打破壟斷的民航、電力、通訊領域的改革，全部無疾而終。目前，社會各階層，甚至中共內部都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感，溫家寶是否要藉着兩會前夕，大聲疾呼，重新凝聚社會的政改共識呢？另方面，溫家寶是起草中共十七大政治工作報告的小組負責人，現正收集各界的意見；這篇文章觸及的正是中共的發展路向、改革焦點等議題，是否預示着十七大政治報告，也會以此為藍本呢？

本文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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