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不是貪官，也不是大款。”儘管他的父親李潔聲稱，自己供得起兒子在外讀書，但省錢仍然是李清曦留學生活的一大內容

儘管有一次不成功的留學經歷，李清曦心裏還會經常冒出一股“不知哪里來的清高”。回國已經兩年多了，不時還會有很多情景和細節，勾起他對澳大利亞的回憶。

2002年，18歲的李清曦中斷高中學業，告別父母師友，獨自去澳大利亞留學。兩年後，他疲倦地拖著一個箱子回了國，裏面沒有文憑，沒有居留證明，甚至連在國外買的衣服，也統統沒有。裏面只裝著一個陪他度過大半留學生活的遊戲機。他變成一個“海帶”，前途一片渺茫。

經過一年的反思，李清曦將自己的留學生活寫成一本書—《別了，澳大利亞》，在書裏，他坦言自己留學生活的諸多過失和悔恨。他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留學失敗者大有人在，而李清曦被視為第一個敢於公開承認自己是失敗的人。他自稱“臉皮比較厚”，因此不介意成為其他要出國的同齡人汲取教訓的樣本。不過說起有些事情來，他仍舊會支吾，怕“丟人”。

他的行文透露著孩子氣，經常會忍不住在一句話後面打上括弧，注上“嘿嘿”這樣的語氣。他反復問記者，封面上的作者照片帥不帥，如果考慮再版的話，換一張什麼樣的好。

甚至有讀者堅決不肯相信，這名看上有些稚嫩的20歲出頭的年輕人，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

他也聽說，已有家長拿著他的書對孩子說，你可別學他這樣。“看來我的目的達到了！”李清曦有些得意。

出國留學“太簡單了”

2001年，李清曦的父親幾乎毫不猶豫作出了送兒子出國留學的決定。而那時候，他們甚至還沒搞清楚，國外教育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古典的校園，很小的課堂，只有十幾個人，自由而活躍，周圍全是老外的面孔，大家在一起用英語交流學習。”當時，這名不滿18歲的高二學生，通過《北京人在紐約》，以及各種雜誌，在腦海中模糊地構建起國外留學的幻象。

“我很討厭中國學校的教育方式。”李清曦說。因此，這種幻象，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誘惑力。除此之外，他對出國留學一無所知。

“想過出去該是什麼樣子嗎？”有人問他。

“太簡單了，就像在國內一樣，就是學習，不用想別的。”出國前從未離開過父母的李清曦，想像中的留學就像去一所國外的高級中學。

“多數中國孩子對國外留學生活的想像，都被籠罩在一個由虛假資訊創造出的描述裏。”他後來反思。雖然現在留學夢破滅了，他卻仍然對自己想像裏的那種生活感到羡慕。“那樣的生活一定曾經有過，只是我們這一批人沒趕上。”

而李清曦的父親李潔，決定送兒子出國的理由更是簡單。

“潮流。”他使勁憋出這個詞兒來。然後，他開始扳著手指算，不到一分鐘，就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幾乎不停頓地說出十幾個同事的名字。在2002年前後，這些人全都先於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國外讀書。

李潔只是感到身邊有一股小留學生的潮流在湧動，可事實上，這股潮流早已在更大範圍裏彙聚成了洶湧洪流。據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8歲以下的小留學生數量已占到中國留學生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在南方一些城市，辦理出國留學的中學生甚至占到所有出國人員的70％~80％。

“我生活的圈子裏，送孩子出國的，不誇張地講在80％左右。”李潔說。而他的一些比較成功的商界朋友，孩子也多在國外。這讓他“幾乎不用選擇”：有點錢，又有這樣一個交際圈子，自己的兒子也一定要出去的。

還有一個“自私的念頭”，李潔沒有跟兒子說：希望兒子能移民國外。“那樣我老的時候，還可以有個投奔的地方。”

至於兒子想不想出去，以及出去以後是否能夠適應，他並沒有過多考慮。

在國內也算“見多識廣”的李潔，對國外的留學生活同樣很陌生，除了同事零星傳來的一些小道消息。一名把孩子送出去的同事，成了李潔主要的資訊來源。

高一的期末考試剛結束時，李清曦一家請這名同事聚餐，主要目的是請教一些出國留學的情況。

“太簡單了。”這是他們得到的資訊。這名同事輕描淡寫地轉述著他所知道的“留學資訊”：國外和國內沒什麼兩樣，呆下來很容易，讀完語言，隨便就能念大學；學費不用愁，找工作很簡單，想打工就打工，賺得是比人民幣值錢的澳元，絕對能養活自己。

這番話說得李潔心花怒放。他後來才知道，自己過去對國外留學的誤區，主要來自這名同事轉述仲介公司的介紹，以及兒子在國外“報喜不報憂”的電話。其實他完全不瞭解兒子在國外的真實境況。

李清曦回國以後，在書裏也寫到父親這名同事兒子的生活：他為了賺夠生活費，甚至三天只睡8個小時。

既然一切被描述得這樣美好和簡單，李潔也就沒什麼可猶豫的了。他立即開始替兒子辦手續。不過這一切，李清曦並不知情。直到半年以後，高二唯讀了一個學期的李清曦得知，簽證已經批下來，自己馬上就可以出國了。

反對的聲音並不是沒有。李清曦的母親一度堅決反對兒子出國。她的理由是，兒子從未獨立生活過，出去以後肯定“管不住自己”。

從小到大，李清曦的生活和學習完全是在父母管制下度過的。那時的他和同齡人一樣，聽話，努力學習，生活規律，沒事喜歡關上門玩電腦遊戲。

在生活上，他也有著同齡人共有的“低能”。在出國前不久，家人讓將滿18歲的李清曦去郵局寄一封信，他都覺得心裏“發怵”。不過，這些並未能動搖父親的決心。

“那個時候，他的確還不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把他送出去，是早了點。”李潔反思道。他自稱，當時完全被一種憧憬和期待所支配，對自己的兒子認識“不夠清楚”。

在很多事情上都還“不夠清楚”的時候，出國的日子臨近了。李清曦特意把行期定在自己18歲生日那天。他“豪情萬丈”，覺得廣闊的未來在等著他。“屬於我的這一天已經到來了。”他在書中寫道。

儘管他自己也不清楚，“這未來到底怎麼個廣闊法”。

班上13名學生竟然有12名是中國人

在飛往澳大利亞的飛機上，李清曦甚至不會填寫自己的入境申請表，多虧臨座一個陌生人幫助才對付過去。

澳大利亞給李清曦的第一印象，堪稱完美

在此之前，他和父親李潔對這個國家主要的資訊，都來自網路和一本《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那裏面寫著這個國家簡略的歷史。而現在他可以用眼睛親自打量這個國家了：天空是從未見過的藍，空氣很新鮮，別墅掩映在花叢綠樹裏，路邊栽滿花草。

“在這樣的環境裏讀書、生活，不是像在天堂裏一樣享受嗎？”李清曦這樣告訴自己。可是第一堂語言課就擊碎了他的夢想。

走進教室前，他又一次想像起自己嚮往的留學生活：一個大部分是西方人的學校，班上只有一兩個留學生，課堂氣氛濃厚，課下氣氛活躍，身處英語的環境……

結果，他看到了“一張張黃種人的臉”。班上13名學生，竟然有12名是中國人，且都講漢語。

“你好，你從哪兒來。”坐在他身邊的一位用標準的普通話問他。然後，大家繼續用漢語聊天。

“也許只有這個班是這樣吧？”他有些疑惑和懊惱，但心存僥倖。

結果，下課以後他發現，在喧鬧的走廊裏，除了幾個外國面孔的老師外，幾乎全是中國人，男女分堆，大聲嚷嚷。

除了校園環境優美，這裏和他在國內的高中竟然沒什麼不同。當然，也有區別，男孩子坐在陽臺上大大咧咧抽煙，沒有老師來管。

他又開始把希望寄託在其他樓層，也許在高中或大學預科班，情況會好些吧？

答案同樣讓他失望。他最終發現，這家學院裏，97％的學生都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剩下的是一兩個日本人、一兩個韓國人和四五個中東人。中國人互相很少講英文，而是用攙雜著各地方言的普通話交流。李清曦有一個韓國同學，英語不大會說，卻會用發音標準的漢語罵人：“我***個×！”

而李清曦也“收穫不小”。在這裏，從小說普通話的他，卻從青島老鄉那裏學會了青島話，甚至還學了一點南方話。有一次通電話，他爸爸李潔甚至聽不出這是兒子的聲音。

總之，來之前的所有期盼，一下子落了空。他懵了。

想得什麼病就得什麼病 想病多久就病多久

在國內上高中的慣性，讓剛到澳大利亞的李清曦憋足了“好好學習”的勁兒。不過他很快發現，環境變了。周圍的小留學生，大多都是在百無聊賴地混日子。

他發現，澳大利亞的老師，除了講好自己的課外，其他的方面很“尊重”學生的選擇，聽不聽課，甚至來不來上課，他們都不太在意。

雖然這所學校對出勤率也有要求，可是身邊大多數中國小留學生，天天蹺課，不寫作業。而且他們一點也不擔心。

很快，李清曦洞悉了這些小留學生的一些“小把戲”：找當地華人醫生開假診斷書。“想得什麼病就得什麼病，想病多久就病多久”，只要交了錢，這樣一份像模像樣的診斷書，就可以成為他們蹺課的藉口。

而為了錢，這些華人醫生已經把開這種診斷書，當成了常規生意。

另一方面，一些澳大利亞語言學校的校方也在縱容，只要留學生們交夠學費，就放任自由。李清曦的一個朋友，出勤率只達到了5％，遠遠低於規定的80％，卻絲毫不妨礙他繼續留學。

這樣的結果是，很多小留學生出國以後，讀了幾年的語言，英語水平依舊很蹩腳。有一個小留學生，在澳大利亞讀了一年多英語，平時不上課也不交作業，結果遲遲不能畢業。

有一次，他給學生顧問送去了400多塊錢的茶葉“意思意思”，對方很高興地接收了。結果，這次賄賂還是沒能讓他通過考試。

李清曦覺得，中國小留學生把太多的壞習慣帶到了國外，並因此成為外國人很看不起的一個群體。

比如，澳大利亞的地鐵，經常沒人檢票。據他所知，很多中國小留學生都會借機逃票。

還有一次，在一輛巴士上，他和幾個中國小留學生大聲地用中文說笑，忽然，一個外國老人很不高興地用英語大聲呵斥了他們。這一聲呵斥，讓他至今記憶猶新。從此，他在任何公共場合，都會刻意提醒自己保持安靜。

不過，在這樣的環境下，李清曦逐漸開始放鬆自己，他不再堅持聽當地英文廣播，也不再費力地去搜想英文單詞表達，而是開始和周圍的中國留學生一樣直接用中文交流。

他在澳大利亞讀高中時，學到的東西也過於簡單。直到如今，回憶起當時的上課內容，他還會把頭向上一揚：“那就是我們小學學過的東西。”

過去在國內堆積如山的作業不見了。每天，他花一個小時就能寫完作業，然後給自己留下大段的空餘時間。

這個18歲的男生感到寂寞。電腦遊戲和聊天成為他閒暇時間的主要陪伴。

被騙傳銷的小留學生並非只有他一人

滯留澳大利亞26個月，李清曦總共花費，超過了20萬元人民幣。不過，李潔後來偷偷問過送孩子出國的家長，他們都認為，“你兒子花得並不算多”。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在美英讀中學的中國小留學生，每年學費、生活費就超過了15萬元人民幣。即使去賽普勒斯這樣的小國，學酒店管理4年也要花掉30萬元。而在李清曦出國前後的幾年裏，一份調查稱，送子女出國的家長如同“背上了高利貸”。以新西蘭為例，每個小留學生每年最少要花費16萬元。而在加拿大，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要拿到學士學位一般需要5年半到6年半的時間，每年至少需要12萬元人民幣。

“我的父母不是貪官，也不是大款。”李清曦喜歡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境。儘管他的父親李潔聲稱，自己供得起兒子在外讀書，但省錢仍然是李清曦留學生活的一大內容。

小留學生的家境多半不錯，但巨富畢竟很少。一名留學的青島女孩說，即使是國內比較富裕的家庭，也很難為子女在國外提供比較奢華的生活。除非有錢人家的子女，才能幾天換一輛車，住比較昂貴的學生宿舍，這都是他們這些人不可企及的。

許多小留學生在外面過的日子並不安逸。李清曦的一位好朋友，迫于生計，只能四處找工作，最潦倒的時候連個麵包都買不起，只能餓肚子。為了掙夠學費和生活費，他同時兼幾分工，連續幾天不睡，實在撐不住了，就在辦公室趴一會兒。

而在國外打工，也完全不像想像中那樣容易。一名曾在德國“飄”了兩年最終空手而歸的小留學生，因為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錢，只能跟著別人一起去鋪地板，賺錢買飯吃。

當然，也有些小留學生為了能過上奢華的生活，想盡各種辦法，其中一些人選擇了犯罪。在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由中國小留學生參與的搶劫、綁架案件，時有耳聞。

李清曦選擇的“生錢之道”，是傳銷。像許多涉世未深又渴望賺錢的孩子一樣，他狂熱地被發財夢控制，交錢入夥，好友怎麼勸他都不聽。那時，他認真記筆記，背誦產品資料，虔誠地向“上線”請教真傳，然後，不停地邀請同學做自己的“下線”。後來乾脆直接到人家住處進行“推銷”，結果都以失敗告終。

最終，李清曦付出了近萬元人民幣的代價，才從中抽身而退。

等他醒悟過來之後，他才知道，被騙傳銷的小留學生，遠非他一人。他的室友和他一起進入傳銷組織。而他的另一個好友，後來也被騙進了這家組織，任憑他苦口婆心勸說，都無濟於事。

“我們還是太小。”他感慨。而這些事情，當然也不敢跟家長說。他花鉅款在傳銷組織購買的“微量元素”，後來托人帶回國，當作孝敬父母和長輩的禮物。

打電話都變成了一種“負擔”

第一次打電話回家時，李清曦在電話這邊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沒有媽媽叫醒起床了”。他想家想得厲害。那天，他一口氣給父母、親戚、同學等十幾個人寫了信。

最初，給家人打電話被當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週日的下午，他會準時撥通家裏的電話，向父母簡單彙報一周情況。

大多數小留學生和家人的聯絡，都只能通過電話。因為國內撥國際長途很貴，所以，多數電話都是由小留學生從國外打過來。

一開始，還是有很多話要說的。比如最近的學習、學校演講比賽的結果，等等。但是這樣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就沒話說了。

“每次打電話他們總是會問相同的問題，像能不能吃飽，錢夠不夠花，學習緊張不緊張等。”李清曦逐漸開始學會應付。

“報喜不報憂”，這是李清曦所熟知的大多數小留學生慣用的方法。他們習慣用一連串“挺好”來回答家人的所有詢問。

結果是，很多家長都以為自己的孩子在外面過得“挺好”：不錯的住處，不錯的食物，不錯的學校，還有不錯的前途。他們要做的，就是按時把錢打到孩子的帳戶上。

時間久了，打電話便成了一種“負擔”，除了互相問候外，可說的話變得越來越少。最後，乾脆電話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來電話，也不想接。這樣的場景經常可以看到：一幫小留學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熱鬧時，電話響了，接起來的人捂住話筒喊：“×××，你老爸的。”那個人頭也不抬回一句：“說我不在。”

“以前幹什麼總要被管著，現在好容易離開了他們的勢力範圍，當然不想再聽嘮叨。”李清曦說。這也是很多小留學生的共同想法。

最長的一次，李清曦有近兩個月沒跟家人聯繫。當時，他和幾個小留學生合住在一間房子裏，每天玩遊戲，昏天黑地地過日子，根本想不起打電話這回事，更怕打通電話家人聽到這邊的聲音會“露餡兒”。

那一次，可急壞了家人，他母親以為兒子出了什麼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經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經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裏多次這樣想。

他實在是被“過於殘酷、高度緊張的”國內高中教育束縛怕了。而恰好，一群像他一樣經歷、一樣年紀的小留學生，聚到了一起。

經過幾次搬家，他和另外3個小留學生住到了一起。這種合租方式，被稱為“紮堆”。許多小留學生都過著紮堆的生活。

這是他最開始接觸其他小留學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與女友“煲電話粥”，開銷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課時就睡懶覺，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時候卻精神抖擻。

後來，他和幾個遊戲迷住在了一起。沒過多久，從國內訓練出來的自製力，便被電子遊戲俘虜了。他“入了夥”，並且逐漸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點以後。

一開始，李清曦還堅持著每天爬起來上課，只是因為時間緊張，早餐往往來不及吃。不過，漸漸的，因為沒人管，他從上課變成遲到，最後乾脆演變成曠課。

他的頭髮永遠是亂糟糟的，晚上玩遊戲累了，倒頭就睡。第二天起來，接著坐在床上玩。有一個星期，因為下暴雨，他乾脆整周呆在屋子裏玩遊戲。

遊戲是這麼令人沉迷，以至於他完全忘記了學校對小留學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結果，因為出勤率不夠，在澳大利亞度過一年4個月之後，他收到了對小留學生最嚴厲地懲罰：註銷簽證，被逐回國。

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歲剛過。回憶起這一天，他總是會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唇，搖下頭，然後又笑一下，好像在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儘管這樣的失敗者，遠遠不止他一個人。

你算是很老實的小留學生了

上個月，幾名從小認識、後來到不同國家留學的小留學生聚在了一起，李清曦也在其中。這些人，有的在國外漂了幾年，沒有認真讀過書，最後回國；有的已經拿到了永久居留權，正在國外讀研究生。

他們一起暢談起自己的留學見聞，七嘴八舌

“你算是很老實的小留學生了。”一個男生打趣兒地對李清曦說。一旁有人附和道：“不賭錢、不犯罪，只是玩玩遊戲。”

王洋（化名）也是在高中沒讀完時，便去了德國留學。儘管兩次進出德國，但他始終連一所正規的語言學校也沒讀過。

吃喝、遊戲、打工，構成了他在德國的生活內容。他的身邊，同樣有一批混在德國的小留學生。

每當有人問起他在德國的留學生活，他總是借機避開。實在被追問急了，才說出他認為去留學的最大收穫：他知道了柏林牆到底是什麼樣的，知道了“從柏林牆往哪個地方走有個公共廁所”。只有在閒談中，他才會偶爾透露一些他留學時打架的細節。不過這些，他的父母並不知情。他們只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國外學了語言。

另一名叫顧雲（化名）的女生，已經大學畢業，並已取得了新西蘭的“身份”。在很多家長看來，這已經算是成功的例子。不過這個過程卻很坎坷。尤其使她難忘的，是她3個月的“黑民”經歷。

所謂“黑民”，就是沒有簽證留在該國的外國人。在幾名小留學生接觸的人群中，“黑著”的人並不在少數。顧雲是因為遇到了黑仲介，所辦簽證不是正規簽證，而被迫做了3個月的“黑民”。

不過，3個月後，她通過找關係，重新辦了簽證。用小留學生的話說，這叫“洗白”，而洗白並不那麼容易。王洋的兩個同學，為了能“洗白”，偷偷跑到附近一個國家，等待該國“大赦”，那樣就可以擺脫“黑民”身份。結果沒有等到，便被抓住了。

許多小留學生，因為出勤率等原因簽證被註銷後，往往不敢跟家人說，選擇“黑”在國外，按時提取父母寄來的學費，提心吊膽地活著。

“這樣的人太多了。有的人為了騙父母，會把自己說成在一所特別有名的大學讀書。”王洋說，“在國外，要編造謊言騙家人，實在是太容易了。”

李清曦深深地理解“黑民”的心情，因為得知簽證被註銷的那一刻，他曾經猶豫做不做“黑民”。“現在想起來，如果當時真那樣選擇了，這輩子可能就完了。”他說。

最終，他選擇了與移民局打官司，並最終勝訴。不過，此時他已經沒有心力再繼續自己的留學生涯了。2004年，李清曦選擇了回國。

在他身邊，還發生過另外的故事。有一名父親一直以為自己的兒子在國外讀研究生，可是有一天，他去上海出差，卻在路邊看到兒子正陪著別人逛街。

還有一個小留學生在外欠下巨額賭債，最後偷偷賣掉一個腎還債。回家後一直身體虛弱，家人帶他做檢查才知道真相。

賣淫、吸毒等有關小留學生的負面報導，在有過留學經歷的人看來，並不僅僅是一種妖魔化的傳說，現實中切實存在著這種現象。顧雲所在的市，曾經連續發生過多起中國小留學生殺人綁架的案件，有的甚至就發生在她身邊。

個別小留學生甚至在國外包養暗娼。曾經有小留學生為了鬥富，放假時乘飛機到香港紅燈區“瀟灑”一番，然後帶著照片回來比試，看誰找得“更靚最嫩”。

兒子出國出得膽子變小了

在青島市區的某個路口，來往車輛並不多，李清曦不斷左右顧盼。遠遠開來一輛桑塔納轎車，他頓時收住腳步，很有耐心地等車過去，才快步近似小跑地過了大約5米寬的馬路。

“我已經進步了。”他仿佛在解釋。剛從澳大利亞回國時，過馬路成了李清曦最緊張的一件事。他只敢在有斑馬線的地方過馬路。

父親李潔當時的印象是，兒子出國出得膽子變小了。那時候，20多歲的大小夥子，過馬路要緊緊拉著他的手才行，“有時候手心都出汗”。

李清曦懷念澳大利亞人車互讓的交通秩序，並對一切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行為深切反感。為了是否從斑馬線過馬路的問題，一次，他和一個回國後關係很要好的女孩子鬧翻了，以後很少再來往了。

同樣讓李清曦不習慣的還有很多。從機場回家的路上，他堅持要父親系上安全帶，並為此很不快。而在途中，一名同車的人將塑膠袋隨手扔出車窗，他當時就跟人急了。

澳大利亞的留學生活多少已經改變了他。“天怎麼這麼灰？空氣怎麼這麼差？”對著青島的環境，他不住地抱怨。

有時候，他覺得煩躁，就會不住地用頭撞牆，一邊大吼，過了很久之後，他才有勇氣對父親李潔承認，“他想過死”。

他下意識地覺得高人一等。在計程車裏，他會故意用帶著南方口音的普通話跟同學聊天。等著司機問他“你不是本地人啊”，然後，他會得意地說：“我是在國外留學的時候學會的”。

回國以後，李清曦曾經試圖重新參加高考，但他發現，國外接受的教育，已讓他無法再適應國內激烈的應試教育了。

聽了補習班老師講課之後，他憤而離去：“這哪是教學生啊，這不是在毀學生嗎？”然後，他開始向人絮叨國外的教育方式。“人家小學的時候，是要學木匠這些手工課的。我們哪里有過？”

結果，他開始參加自學考試。

現在，他在青島一家文化單位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時上下班，十分認真。他已經能安靜下來，正視自己留學的經歷。用他的話說，“留學已經失敗了，不能再讓人生也失敗”。

偶爾，他和爸爸李潔會一起交流留學得失，然後一起感慨：那時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後悔自己的經歷。”李清曦說，不過他補充，如果重新選擇，他會在國內讀完一所大學之後，再選擇出國。“那時候自我約束力就會強得多。”

他知道，像他一樣的人，實在不少，只是沒有幾個人有勇氣，敢公開說出來。

事實上，他當初身邊接觸到的11個小留學生裏，有9個人已經回來了，而且只有極個別的人拿到了學位，其他人，都沒有念完大學。

這樣的事還有很多。他把這些都寫進了自己的書裏，連自己的“糗事”也不遮掩。他希望當個“反面教材”。

“有點丟人，”他說，“不過……沒關係。”文章來源：【看中國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