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亞洲時報 Benjamin A Shobert撰文） 美國國會最近從共和黨手中轉到了民主黨手中。這次權力轉移的結果，完全有可能是平淡無奇的，也許只是一系列動盪和變化而已；當然也完全有可能是意義重大的，因為美國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有待解決。預期中的變化之一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將稍微更有對抗性，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主黨代表工會利益，而工會是民主黨的重要票源。

英代爾（Intel）董事會成員之一、前克林頓政府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亨特（Reed Hundt）寫了一本涉及美中關係的新書，題目是《在中國陰影下：美國創業精神的危機》（In China’s Shadow: The Crisis of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此書成功避開了很多分析中國問題的陷阱，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不乏真知卓見。

亨特曾在克林頓政府內擔任重要角色，能夠在中國問題上向讀者提供第一手資料。這將有助我們消除疑問，轉而寄望入主國會的民主黨，能夠通過更溫和、甚至更有建設性的政策，解決涉及中國的問題。

亨特能夠拋開政治成見，顯示了獨特的分析視角。他把中國看作是對美國自我更新意志的一次考驗，而沒有像別人那樣，喋喋不休地討論當前流行的一個觀點──即中國必定會對美國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霸權構成挑戰。他認為，中國也許會威脅到美國的繁榮，但這只有在美國人民及領導人（不管其政治立場）拒絕變化調整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他認為美國經濟需要注入新的血液。

亨特說：「當前有關中國企業威脅美國商業的論調，其實與布什政府沒有多大的關係。這種現象背後的趨勢，早在克林頓政府或之前就形成了。但在這件事上，就如在生活中的幾乎所有層面一樣，更重要的是如何回應已經發生的事情。布什政府無意投入人力或時間，解決跟中國有關的新問題。與此同時，民主黨人則擺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姿態。」（第81頁）

亨特此書並沒有大談中國正如何衝擊美國經濟，又或中國必須應對的現代化挑戰等課題（其他作者已就此類課題發表了很多著作，但似乎是為了促銷書籍，因此出版社經常拿這類題目來炒作），而是重點探討，中國如何能夠成為一個對美國來說必要的、有建設性的題材，而且華盛頓的決策者必須利用它來塑造美國的體制和政策變革。

亨特相信，美國若要保護現有優勢（如生活水平、教育體系和世界級的公司），最佳途徑是鼓勵美國人冒險和創新。同時他指出，美國面臨的最大風險，不是美國經濟正在失去活力，而是美國是否會因為無力適應一個變化的世界（中國取代美國的世界工廠角色），而最終失去自己經驗中寶貴的無形財富：民主自由、個人自由以及有關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的高尚理念。

讀此書的感覺是，亨特相信美國政客，可能會拿中國充當美國內部問題的替罪羊，而不是把中國作為激勵美國在21世紀變革的動力。對於美國應如何應對中國挑戰這個問題，亨特提出了最明確，但不幸也是最罕見的觀點。他指出了美國面臨的選擇：要麼在國內維持現狀和保護主義，要麼進行調整和演變。亨特指出，變化是無法避免的，保護主義不但沒有前途，而且最終會傷害它所保護的工業及其工人。

亨特寫此書並非是為了向保護主義宣戰。他是希望美國通過恢復活力、激勵國人尋找新的增長途徑和繁榮之路，來應對中國對其經濟利益的挑戰。值得稱道的是，亨特希望美國讀者不要單純地看待中國挑戰，而是要把它放在如下背景中來理解，即美國需要恢復工業活力、開發新技術和培養能夠通過革新在全球取得成功的新一代企業家。

亨特嚴厲批評美國的私人和公共界別，均對中國挑戰的回應前後矛盾，甚至有點慌不擇路。這種現象至今猶存。他提出的一個更有意思的主張是，美國商界有必要在一系列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改革問題上聯合起來。

讓「美國商界」這樣一個在定義上模糊不清的群體達成意見一致，似乎是幼稚可笑的，但亨特指出，這樣的聯合有先例可循。他說：「如果許多美國商界領袖能夠達成一致，不管是哪個政黨掌權，他們都能夠說服美國的任何政府，以得到他們想要的。例如，那些在海外獲得豐厚利潤的公司，就曾要求政府對匯回國內的那部分收益減稅，並如願以償。2004年，（布什）總統簽署了一項法律，將美國公司國外利潤的稅率降到5.25％（比正常水平少85％），前提是他們要在2005年底之前將利潤帶回國內。這些公司匯回美國的錢幾乎達到1萬億美元。」（第86頁）

鑒於亨特在「矽谷」的經歷，他強調創業精神對美國變革的作用就不足為奇了。他說，為了給創業者提供便利，就需要在「法律、技術和領導結構」方面，進行重點改革（第89頁）。

亨特此書的中心論點是，充滿活力的創業文化，對美國的經濟成功至關重要。這在幽深的理論王國裏，似乎是極其淺顯的道理。然而亨特的分析提醒我們：正如最佳設計在於簡單典雅，最佳政策也是如此。他大力宣導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指出如何通過簡單實用的方法達到其目的；他向讀者展示的，正是這種簡單典雅的論述。

在亨特看來，政府通過工業管制進行干涉，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任何跟殘餘的保護主義相關的措施也不是。當然，這並不等於說，亨特認為政府無力推動他所勾勒的改造藍圖。

亨特想讓美國人明白，只要消除創業的障礙就足夠了，並且要相信具有獨一無二創造力的美國，將會找到新的成功之路：「單靠一個委員會或領導者組成的秘密組織，不能夠也不應該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又或選定新的工業發展方向。只要進行文化改革，增強創業精神，就足以應對亞洲崛起所帶來的挑戰。」

他續道：「領導者需要提出更廣泛（意味著開拓更多的市場）和更深層次（意味著培養更多的企業家）的新倡議，而不要在意隨之產生的具體結果。他們需要集中關注，能夠增強創業文化氛圍的結構性變革。這樣，美國社會就會出現更多的新興技術公司，他們將會開闢更多的市場──因為美國要應對中國的挑戰，就需要更大的創業規模和更多的創業領域。」（第58頁）

在亨特提出的一系列建議中，其中有些可能會同時遭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抵制。亨特主張政府應該宣導並資助某些公共商品，特別是寬頻基建設施。他把這個與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大規模公路建設相提並論，並指出美國當前需要改善全國的寬頻基礎設施，以「降低所有公司利用寬頻服務的成本」（第101頁）。

由於道路和寬頻都有助於增強公司輸送資訊、商品和服務的能力，亨特認為兩者都應得到政府的積極資助。顯然，亨特相信，當今社會需要提高利用資訊的效率，這跟過去需要通過公共資源提高貨物運輸的效率，是一樣的道理。

秉持同樣的進步精神，亨特主張政府制定小額借貸政策，藉以向處於創業階段的企業家提供貸款。美國的銀行體系目前在這方面做的不夠，但這個問題超出了亨特此書的中心議題，所以他並未深入探討它。亨特還認為，既然政府現在會對某些工業界別作出干預，並制定刺激措施，它也應為創業組織做同樣的事情。

亨特還提到了考驗美國前途和政府領導能力的醫保改革問題。他談到了進行此類痛苦且危險的改革所需的條件，那就是政府中必須出現有創造力的領導層。亨特似乎認識到空談醫保改革無益，因此他集中於他認為人們在辯論中所漏掉的一個方面：只有政府吸納那些願意冒險、並像商場上企業家那樣行動的人，醫保改革才有可能進行。

在此書的所有章節中，以下部分相信不論保守派和自由派中的真正改革者，都會贊同：要改革政府，就需要有才幹的跨黨派人士，這些人要能夠瞭解改革的風險，並在政府框架內行動。如果美國體制腐爛，那將是從內部腐爛。亨特雄辯有力地闡明這一點：

……美國政治領袖面對管治的挑戰，日益顯得軟弱無力。

……他們不明白，選民授予他們的是權力，而不是指導。他們疲於籌集獻金。他們對三權分立聯邦制的低效率感到沮喪。他們總是擔心受到誤解，但即便他們的話得到支持並可付諸實施，他們也總是疑慮重重。在沮喪中，他們指責選民、媒體並相互指責。

…… 他們推脫掉一切責任。沒有人承擔責任，腐敗就會滋生……政府日益臃腫，充斥著無能、無知和冷漠者。職業精神讓位於裙帶關係。專業知識讓位於忠誠。若想明智地應對中國挑戰，美國需要利用她的人才……美國需要根除腐敗。她需要將有才幹的人納入政府。她需要授權有才能的人，利用法律達到善的目標。（第111頁）

亨特提醒他的讀者說，美國人民不要忘了，他們的經濟繁榮總是會受別人的威脅。因此人們不能只是盯住這種威脅，而是要重新啟動那些曾經讓美國在獨立後，取得非凡成就的社會和體制特徵。亨特重新設立了美國社會的辯論方向，他把中國視為一面鏡子，美國可以藉此更清楚地確定自己所需的改革。亨特超越了最近有關中美關係的討論話題，顯示了獨特的分析視角，令人耳目一新。美國的商業、文化和政府因此有望重新塑造。

此書是近來探討中美關係的眾多著作之一。亨特在書中並未炒作老掉牙的「中國威脅論」，而是提出了一套使美國能夠應付挑戰的改革建議。所謂的挑戰是：要使美國能夠認清自己需要改革的地方。

作者Benjamin A Shobert是諮詢公司Teleos Inc執行懂事。該公司致力於幫助亞洲企業將革新技術引入北美市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