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

深入研究中共命運趨勢

二○○七年，是一個逼人深入研究鄧小平與中共命運趨勢的重要年份–五十年前，鄧小平遵旨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直接指揮「反右擴大化」運動，讓中國思想自由度跌入最低谷；四十年前，「作法自斃」的鄧小平被文革打倒；三十年前，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復出，開始「反對『兩個凡是』」，「徹底否定文革」，為「右派」有限平反，謀劃「改革開放」，創辦經濟特區；十五年前，身陷「六四風波」的鄧小平以「南巡講話」發動「第二輪改革」，為自己和中共重探一條生路；十年前，鄧小平逝世，香港「回歸」，大陸政治體制改革凍結，言論自由度每況愈下持續滑坡接近歷史最低谷。–值此這般特殊紀念的二○○七，大陸主流媒體卻多沉默無聲，唯有《南方都市報》繞過「紅燈」，大膽打破沉寂，借《紀念鄧小平南方講話十五周年》，《重溫南方談話，體會中國之路》，從一月十八日至一月二十九日，以《中國之路》為總題目，連發十二篇系列專論，「對鄧小平南方講話十五年的改革之路」進行深入總結，重新評價，向海內外展示了中國人渴望「再來一次南巡」的政治體制改革之疾呼。

《南都》重評「南巡」之陣容，可謂「明星如雲」，除開篇《本報社論》《重溫南方談話，體會中國之路》為資深編輯執筆，其餘十一人皆為學界名家，其出場順序是秦暉、徐友漁、孫立平、任劍濤、朱健剛、蕭瀚、蔡定劍、黨國英、馬軍、茅于軾、袁偉時。

徐友漁和茅于軾兩文遭刪禁

綜觀十二篇「重評南巡」，話題雖涉及到思想、文化、經濟、司法、農民、民間組織等多方面，但其基調基本一致：寓批判於讚揚之中，「南巡」功大過亦大–功在促使中國經濟十五年以年平均增長率接近9%的高速高歌猛進，過在留下了「經濟改革一條腿走路」，「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的遺憾」，以致今日「整體腐敗」，「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社會不公嚴重，基尼系數達零點四五，臨近社會崩潰邊緣。其中影響最大的可能當推徐友漁的《思想爭鳴有助於重建改革共識》（2007-01-20）和茅于軾的《從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看中國經濟》（2007-01-28），這兩篇文章發表後都被有關方面立即從「重評南巡」的原載網《南方報業網》上刪除。

徐友漁文章的著力點和敏感點在於：「老左新左」一起批，借鄧批左，質疑「新政」。事實證明，「防『左』反『左』是長期任務」，（鄧小平）這話一點不假。土生土長的老左和舶來品新左都要敗下陣來。此文呼喚思想自由爭鳴，顯然有礙百姓與「新政」的幕僚智囊「老左新左」和諧。

茅于軾文章的忌諱則是：雖然大贊中國十五年來在「財富的創造」方面成就舉世矚目，卻猛轟「財富分配不公」，深哀農村、農民與城市、市民的生活有天壤之別，讓人猛醒：五十年前右派梁漱溟所說的「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之「工農兩重天」，雖經近三十年「改革開放」，其實質卻依然未變！而這種城鄉兩極分化的財富分配不公，又在於「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經濟問題」–「當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為緊迫問題，恐怕與政府部門缺乏廉潔和可信度有關。」–也在直逼「新政」，疾呼政治體制改革非搞不可！

借鄧逼胡，仍有二憂

可以說，此次《南都》重評「南巡」代表了大陸文化思想界公開發表言論的最高水準，其將十五年的政績皆歸功於「先帝」鄧小平「南巡講話」，只知有「南巡」，不知有「三個代表」，更不提「和諧社會」，厚古薄今，借鄧逼胡，呼喚「二次南巡」，令不少人為之擊掌叫好。然而，細品之下，卻讓人有二憂。

其一，當年鄧小平實質上乃一可以隨意廢立天子的「中共攝政王」，其「南巡」的勝利，皆因其軍權在握，所以能威懾「江主席」停止「反和平演變」，重返經濟改革之道。如此開明專制，可以借用一時，豈可永遠依靠？何況「世間已無鄧小平」，今日有誰可「南巡」？徐友漁、茅于軾等一邦自由思想者的「文章南下」，至多只能算得「風起於青萍之末」。

其二，若是對比一下五十年前一九五七年「知識分子的早春」，更讓人唏噓不已，憂心忡忡–《南都》重評「南巡」的思想高度與力度，皆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相差甚遠！當年的右派儲安平，可以在《光明日報》上大呼廢止「黨天下」，終結「一黨專制」；當年的右派章伯鈞，可以在《人民日報》發表「建立政治設計院」的建議；當年的右派梁漱溟，可以當面向毛澤東坦陳「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當年的右派馬寅初，可以拒絕周恩來上門勸降，堅持反對中共輕視「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當年的民主黨派報紙《文匯報》，可以拒在頭版發表毛澤東的「重要講話」……今日大陸，有誰能達到此「一九五七的境界」？雖然一九五七年「知識分子的早春」不久即遭「陽謀」，但其對中國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將永載史冊。

今日《南都》重評「南巡」，無論其文略如何高超，畢竟只是「戴著鐐銬的舞蹈」，多是在規定的範圍說規定的話–仍然是一種「雙規言論」。所以，《南都》重評南巡」此次產生的直接影響，只是讓許多人生出「再來一次南巡」的幻想–「一次南巡」成就了「經濟改革」，「二次南巡」可能帶來「政治體制改革」。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在接受《南都》採訪時就說：「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果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有網民分析其意是：現在又到了「南巡」的時刻，需要給政治體制改革一個試驗「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的新特區。

秦暉給人的誤導

而且，此次《南都》重評「南巡」的有些文章還給人「六四鎮壓不算壞事」的誤導。秦暉在《雄關漫道–第二輪改革的十五年》2007-01-19）一文中反覆說：「十五年進步不輸『劇變』國家」–「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麼二○○六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兩部片子，真可謂給人滄桑之感！與這些象徵相表裡的，是十五年來的實際變化。在『不爭論』、『少說多做，做而不說』的『小平智慧』下，這些變化之大可以說不亞於所謂發生了『劇變』的一些轉軌國家。」

可見，今日中國遠非可以妄自尊大為「大國崛起」，牢記今日中國人的民主自由度其實還遠不如五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的「早春」，才更能客觀評價今日中國到底有多少進步。

二○○七年二月三日於深圳「早叫廬」

轉自《動向》２００７年２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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