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4日訊】黑龍江、三門峽庫區和江蘇三個地區的十來萬農民「收回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是對天發誓，而是對向全國人民宣佈。不是要求政府承認，甚至不向共同體和全體農民索取承認。這是通知，其分地行動來自於自身的意志，不需要任何同意，任何審批。因為這樣的行動，是天經地義的，根據自然法的行動。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當然屬於他們。這是天理和自然正當。農民分了土地，摁住自己手中，至少還可以保住其土地上的價值，不流失到權貴手上。於這個案件而言，分土地並不是私有化。因為私有化是來自政府承認和推動。

我想起了羅馬的斯巴達克斯起義。在羅馬的普世秩序中，風捲殘雲的斯巴達克斯必須迫使羅馬承認奴隸的自由，以達到和平。非得羅馬的承認，達成契約，承認奴隸的自由人資格，這是羅馬的普世秩序精神。羅馬人就是通過戰勝鄰國，迫使他們和羅馬締結和約，從而納入羅馬的普世秩序。抗爭的奴隸們是想獲得承認，加入普世秩序。

可是中國農民從根基處拒絕了加入一種既存的非正義秩序的渴望。這是一種自我主張，自我肯定，是無條件的。那就是自我確認，自我肯定：我在我宣告，我在故我有權。這是天賦人權的框架。向全國人民宣佈，是要求共同體和其他第三方，有義務維護他們的行動。因此天賦人權就確立起來。天賦人權並不來自社會契約，而是來自「自己就有人權」這個自明的事實。

施密特在《大地的法》中說，每一個定居下來的民族，每一個群體和每一個帝國的歷史起源都存在著某種形式佔有土地的過程，佔有土地包含著空間上的最初秩序。這種本源孕育了所有以後的法律和所有那些需要通過命令來頒布和確立的東西。 施密特把佔有作為原始行動的佔有轉化成法律。

他還說，法蘊含於大地當中，作為大地勞作的酬勞，法通過大地自身體現出來。法植根於大地，與大地相連。大地深處存在著最深層的自然法。

自我主張，無疑是該出手就出手：老子就這樣招你咋的。像主人那樣自我主張，是氣勢如虹，得道多助，如果是奴隸般的反抗，逆水行舟。能自我主張的是主人，而不是奴隸。簡簡單單地站起來，而不是跪著，按照天理和自然正當、自然法自我主張，而不奴隸般的抗爭。專制並不建立在其軍隊和法庭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一個奴隸心中的牢房裡面，自己就是專制的幫兇和打手。站起來，身上的無形鎖鏈和不正義秩序，都破碎了，煙消雲散了。站起來的代價甚小。站起來就消除了恐懼，或者站起來手拉手，就消除了恐懼。

有一種根本性的或在根基處湧動的力量和能量，使國家和正義秩序處於不斷形成，不斷被更新維護的過程中。給自身制定法則是最高的自由，充分地意識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對最合適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做出決斷。秩序，並不是某種現存的東西，某個靜止不動的東西，而是被理解為某個不斷生成，不斷重新創造的東西。

我們心中想的，正在到來的事物，不可動搖的奠基於對土地的扎根關係中。通過一次自我主張和宣告，將雙腳站立在土地之上。海德格爾說，我知道，任何本質性的和偉大的事務，都源自於如下事實：人有一片故土，並扎根於傳統之中。抗爭和自我主張，構成命運性關係，不可替代的扎根現象。大地成為展開中國農民生活世界的場所，在此居住並成為一個故鄉。

中國農民的抗爭和自我主張，不僅是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改革三十年資本主義再次入侵農村，摧毀鄉土倫理導致千禧年反抗，而且還有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革命許下諾言的背信棄義而滋生的憤怒和絕望。二者共振在一起。

土地是一種生命的秩序，蘊含著神秘的渴望：對幸福，安全和秩序的渴望；獲得母親般的關懷和父親般的保護。中國農民在其中保存自身安身立命。而都市化之後，例如農民工，市場經濟就沒有給出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的秩序，所以中國農民只能從都市退回鄉土，然而鄉土秩序又被拔根而起。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掠奪戰爭中，農民只能充當炮灰，後退路已斷絕。權貴資本主義侵入並且切斷了最深刻的精神聯繫。

從根基處誕生新的法權秩序，拋棄集體所有制自己分地，這是火山熔岩的噴發，在地面上成型，形成新秩序。人民，本身始終是一切政治事件和秩序的根源，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源，其存在形式永遠不會有一個最終的定型。最首要的，是人民恢復作出決斷的能力。做出決斷，是首要問題，不管是私有化也好，公有化也好，這都是暫時次要。就像不孕症能生孩子，生女孩或男孩，暫時關係還不大。重要的是，能生孩子了。

中國農民要獲得最強有力的表達，要展示一種持久亙古的地火般的真理。要塑造萬物的創造型奠基，洞穿歷史灰塵，把隱藏其中的種種可能性釋放出來。

歷史的鐘點已經敲響，這是一種呼召和發起，體驗到從將來而來，正在在發生的事物。

為了一個牢固和美好的秩序，要進行權貴進行拆遷，從而露出根基來，好建一座雄偉宏大的大廈。中國農民自己站起來，就拆遷了權貴。從被權貴拆遷的恥辱到拆遷權貴的正義，只要站直了。奴隸和主人的區別，就在於站直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