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驚悉包遵信先生不幸逝世，特將先生遺章發表於此，以表哀悼之意。——編者
人們現在對憲政似乎並不陌生，因為它總不時在媒體露臉兒。這種現象可以說明，儘管憲政離我們還相當遙遠，但已是越來越多的人們認同的目標了，這當然是非常可喜可賀.但同時也提醒我們，對憲政亟須循名責實，正本清源，以免魚目混珠，貽誤國人。究竟何謂憲政？我以為有兩條最為重要：一是對公民個人自由與權利有真切實在的保障，一是對政府的權力有明確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義反覆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漁說的，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祇能是自由主義，離開了自由主義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憲政。
說到自由主義，不能不聯想到當下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譜系。上個世紀80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漲時期。「六四」的鎮壓，使自由知識分子一度沉寂，但石還在，火是不會被熄滅的。1992年隨著商業大潮的湧動，知識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話語空間，於是有了「公民社會」研究的展開，「人文主義」的討論，表明自由主義已深入到相關問題的學理研究。而顧准著作的出版和顧准思想的討論，更引發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的熱情，正是在這樣條件下，李慎之提出：顧准「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此後北大百年校慶時，李又明確指出：「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慎之老人的論述，不僅為顧准思想定了位，為北大傳統正了名，而且為自由主義公開亮相樹起了自己的旗幟。此後有的學者就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衍變進行了論述。這些論述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自由主義是90年代才在中國崛起，或者它祇是老一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復甦.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早在70年代初自由主義就已有萌動，林彪事件當然是關鍵.到了76年「四五」運動，它就悄然登場，成了抵制專制主義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這麼踏上歷史舞台的。
所謂「四五」一代人，是指以1976年「四五」運動為標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中不少人參加過「四五」運動，也有人並沒有參加，但大都下過鄉，插過隊，有著年頭不等的生活閱歷.他們走上自由主義，既不是中國老一代自由主義思想的裨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計劃重印《胡適文存》，立刻被胡喬木嚴令封殺），也不是西方從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義大師理論的沾溉，而是現實社會中各種問題的困擾，官方僵化的意識形態根本無法解釋，才逐漸通過閱讀與思考跨入自由主義行列的。這樣的思想歷程，用秦輝的話說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問題’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義’焉。」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是先有「問題」才有「主義」的。
那麼，他們不讀書了嗎？當然不是，他們不但讀書，而且讀得很認真，很艱苦。祇是當年他們讀的不是自由主義，也沒有自由主義理論的書可讀.他們讀的是「黃皮書」、「灰皮書」，俄國和歐洲的一些文學作品，甚或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這樣的閱讀為他們撞開了自由主義大門.他們的閱讀並不單純是為了解決知識飢渴，而是為探討中國社會問題，追尋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那些書當然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但卻為他們展現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間，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知識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義的大門就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發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四五」運動，曾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兩年後為它平反則肯定它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運動」，並以此為根據而載入了官方史冊。其實，如果就事實真相說，我倒是傾向於官方給它的「罪名」。
「四五」運動批判的矛頭指向是毛澤東和他那所代表的一黨專制的獨裁。「四人幫」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專制發揮到極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們當然就是批判毛。把他們和毛區分開，固然有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這種區分，好像「四人幫」所有壞事都是背著毛干的，那就無異於把毛從「英明」「偉大」的神話中的帝王，變成了昏聵無能的暴君。這離事實也太遠了，毛是暴君但絕不是昏聵無能。我們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災難，都是貫徹他的意圖，執行他的指令，「四人幫」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說限於當時特定的時空條件，「四五」運動的正面訴求更多的還是以懷念周恩來、謳歌周恩來這樣曲折的方式來表達，那麼在兩年之後的「民主墻」和「民刊」時期，就以較為明確的語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願望：一黨專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權與自由、民主與法治，中國必須容納人類現代文明這些主要內容，實行政治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四個現代化怎麼能沒有民主化這個大目標？
20多年前的「四五」運動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貢獻，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們那時還相當年輕，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甚而連職業也沒有，就知識水準和理論素養說，可能不少人還夠不上知識分子的標準。但它們卻有著「合格」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他們沒有統治意識形態傳統的教條與框框，觀察問題敏銳，敢於揭示社會黑暗的真相，議論和著文沒有套話，假話，沒有八股味兒。在官方的文書上很少有他們的蹤跡，實際上人們卻承認他們當時已「是從社會基層湧現出來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派」，是與「黨內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蘇紹智語）。所謂「非馬克思主義民主派」，就是自由主義派。他們以其獨有的青春銳氣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著也影響著知識界和理論界，當時一些重大問題的論爭，差不多都可以找著自由主義的身影，以致胡喬木在1980年就驚呼：「要向自由主義思想、方針發動進攻！」「四五」一代人在70年代末年就已嶄露頭角，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了。
80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義則已成氣候，編輯叢書，舉辦沙龍，研討會，組織民間學術機構，……這些活動有力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這些活動的中堅力量。當時他們既有體制內的，也有體制外的。相比較而言，體制外的條件更艱難，80年代離開了體制，連生存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進行理論研究了。陳子明、王軍濤原來在體制內都曾有不錯的位置，但他們都主動辭去公職，創辦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名稱幾經變化，創辦和發展過程中還有一位甚為關鍵人物，那就是陳子明的妻子王之虹），並以研究所為基礎，衍生拓展了很多事業.和90年代知識界許多人辭職不一樣，當年陳子明、王軍濤辭職，不是要下海經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國民主化之路。這可是一條險象環生、荊棘載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蕩胸襟的。因為從四九年以後，執政黨就一直把自由主義當作思想的頭號大敵，自由主義稍有冒頭就會嚴懲不貸.所以80年代自由主義還祇能依傍在別人的麾下（如黨內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實際上他們當時想充當的是中國改革思想庫的角色。
如果我們承認自由主義早在70年代就已在中國勃興並有相當的發展，那對時下一些學者論述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譜系，以90年代為斷限，就有理由認為需要補正。當然，90年代自由主義有了深化，翻譯了一些從古典到現代的經典自由主義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國學者研究的專著與專刊，對憲政理論與晚清以來的憲政史進行了研究，對「五四」以來老一代自由主義傳統有了梳理，對當下重大問題展開了討論，公民知識的教育和公民意識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開端，……這些都是90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績。有人因此就指責80年代是什麼迷戀廣場「激進型」的浪漫理想主義，現在要強調「保守主義」，提倡「消極自由」，以為這才是自由主義的最新理論，為80年代與90年代劃一截然標記。這實在令我困惑。難道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自由國度，猶如從容討論客廳的窗戶是打開還是關上，哪種主張都無礙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寧說是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們還沒有這個福分啊！近代中國「保守」的思潮與「保守」的力量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可是這和時下學者講的從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義是兩碼事兒，我們還祇是處於從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時期，主要任務就是爭取自由。我們自由還沒有得到，又有什麼可以「保守」？當專制統治還相當頑固，時時總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狀態，我們卻一味地強調「消極自由」，豈不就是給犬儒主義、取消主義套上一件美麗外衣？如果說自由主義當下的策略要堅持漸進，注重理性，那麼早在80年代陳子明、王軍濤就是這麼主張的，實際也是這麼做的。不錯，他們參加了「四五」，參加了「六四」，這又能說明什麼？難道一個自由主義者就祇能躲在書齋裡紙上談兵，面對要求自由與民主憤而走上街頭的民眾，可以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其實，從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說，從「四五」到「六四」的民主運動，更是他們成長的搖籃.儘管那時自由主義還相當孱弱，人們還是不難從沸騰的喧鬧中，聽到他們的聲音。當然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廣場不是理想的場所，走上街頭更不是情願的選擇。陳子明、王軍濤他們的經歷不就證明了自由主義成長的曲折歷程嗎？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勃興與發展，不能局限於90年代，並非祇是為了彰顯陳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歷史地位，何況現在還沒有這個必要，即使有也輪不到我來做。我最關心的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與發展，中國憲政民主大目標如何才能逐步實現.學過中國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從嚴復算起，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至於憲政則更是無數中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6年底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即是很好的證明。雖然它有缺點，但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比，還是不一樣的。它們的目標取向，一個是憲政主義，一個則是一黨專制。這種不同，用薩托利的話說，前者是「保障性憲法」，即為通向憲政提供保障（台灣民主化就已證明了這一點）；後者祇是「名義性憲法」，即祇徒具其名，什麼作用也發揮不了。從中國憲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說，1954年憲法的頒布，無異於宣告憲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誰有這麼大的力量？當然祇有執政黨.令人不解的是，當時還有那麼多自由知識分子，其中不少人還身居要津，有相應的言路和發言的機會。可是全都和「工農大眾」一起「歡呼」「擁護」，卻沒有自由主義的聲音，沒有憲政理念張揚.當時執政黨也不曾擔心他們會有反對的聲音，而祇是憂慮這些人如何安排。一屆人大之後，他們都得到了相應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實的花瓶，他們也都感到心滿意足。一代自由主義精英，在原則與利益的兩難面前，竟然一無例外地把原則放到了屁股下面，為的是坐穩自己的位置。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義要牢牢記取的教訓啊！
（2004年）
《北京之春》07年12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