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一．

王兵先生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幾年前，身邊的朋友多次稱道他長達九個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但我一直無緣觀摩這一作品。人就是這樣，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有了惰性，自動屏蔽，失去了接識新異世界的興趣。這個世界上每日發生的陌生的人物事件有可能只是我們舊有經驗的重複；如同詩人感嘆的，三十以後還不認識的人也就不想認識了，我們自身已經建立了關於世界的框架和秩序，任何一個人來到我們面前，這一框架和秩序足以容納他而不必改變自身。更重要的，我們都為中國所同化，難以平等友善地面對生活世界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我國自誇改革近三十年取得了天大的成績，它的陰謀論思維慣性沒有改變，它治理國人中最深層的不平等觀念沒有改變。一個無業的同胞在首善之區的官吏眼裡仍是一個可疑的異類，他們想像不出一個中年人怎麼可以不找個單位，又不去掙錢；而這樣的人要到地方省市去遊覽，跟人交流更需要長篇的解釋。至於NGO 、志願者一類的機構和個人，到了地方省會城市，極難給自己正名。生活在權力和發財雙管異化下的人們難以理解，政府部門之外有機構，黨和國家、市場和奸商之外有不做壞人壞事而專做好人好事者。人們的世界秩序就是權力和財富，這是改革的成績。

這樣說，也過於冤枉了我們的改革。我們還是有一些其他成績的，越來越多的人在表達個人的權利就是一個例子。甚至懶散如我，雖然人近中年虛無了許多，但並不敢輕視任何一個不想認識的陌生人。我知道，每一個陌生人，只要我們打開他的人生心路，他就是一個擺脫了其當下所是（佚名者的群眾或大眾）的人類；別的不論，他至少是莎士比亞意義上的人性角色，經必由之路而抵達當下，有反思能力和自辯權力；他的自敘甚至是一種尋求溫暖理解的善意。這也是宗教、傳統和現代文明都倡言博愛、兼愛的緣由，奧登詩說：我們必須相愛或者死去。我雖然沒看過《鐵西區》，不認識王兵，但從朋友對作品的描述中，我理解王兵屬於那種「埋頭苦幹的人」（魯迅）。這樣的人多了，我們中國人之間那種極度撕裂的不平等才有機會得到熨貼平復。我甚至想當然地以為他的紀錄片作品是真正向文明史上的大師如狄更斯致敬的作品，他的紀錄片展示的有如狄更斯的小說所展示的；儘管寫小說的余華先生聲言他是在向狄更斯們看齊。

因此，當「小武」王宏偉（被朋友稱為70年代的影帝）介紹我跟王兵見一面時，我同意了。小武不參加聚會，我臨時有約，就電話通知王兵見面地方由中關村改到動物園附近。王兵趕到那裡跟我的幾個朋友一起認識，原來是我的同齡人，一個很謙和的朋友，說話聲音都低得像女孩子。我們都是內向的人，一個個的話題結束得很快。很快分手，王兵說給我帶了他剛拍的紀錄片《和鳳鳴》，希望我能看一下。

二．

回家看片，原來是跟《鐵西區》一樣極端的影像作品，長達三個小時的《和鳳鳴》，幾乎是一個鏡頭拉下來。和鳳鳴老人是一位退休的教師。1949年，不到二十歲的和鳳鳴放棄上大學的機會，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參加革命進報社工作，1957年與同在《甘肅日報》當編輯的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1960年底王景超餓死在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營。和鳳鳴帶著兩個孩子過著艱難的生活，黨國運動中的失意者、賤民，是被黨國拋棄和防範、警惕的對象，落實政策後到西北民族學院任教，社會開恩地允許和鳳鳴過上了稍微正常的生活，她甚至重組了家庭，晚年的和鳳鳴一人生活，她寫了一本書，《經歷：我的1957》。

王兵選擇了和鳳鳴來表達。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和鳳鳴老師，坐在自家沙發裡，講述她的一生。從1949年開始談起，從 18、19歲的青年時期開始談起，一直到後來的所有經歷。晚年的和鳳鳴因為長期獨自生活，動作和體態都顯得遲鈍，家裡的光線比較陰暗，這樣的人家幾乎就是「憂鬱」「失意」等詞語的最好註解。

影片從傍晚時分開始，和鳳鳴老人回家，坐定在沙發裡，對著攝像機講話。一個平淡的開始，但隨著講話時間的推進，一個人的一生經歷越來越波動、激烈、驚心動魄，家中的光線越來越暗。和鳳鳴講她20多歲就被當作右派批鬥，同樣挨斗的丈夫晚上回家將她摟在懷裡，捧著她的臉輕聲喚她「小姣姣」，半個世紀過去了，和鳳鳴老人面對攝影機囁嚅著說出當年小夫妻間的親暱稱呼。和鳳鳴講她在極端艱難時期的自殺。她去買到了自殺的毒藥，她的小兒子站在門口，叫她媽媽，媽媽。和鳳鳴講她從自己勞改的農場出發，去夾邊溝尋找丈夫。在夜晚走路，她沒有想到路上會有餓狼出沒。她的丈夫半個多月之前去世。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覺，她喃喃講到她內心的衝動，那種特別激烈的衝動，對自我的詢問，透過屋頂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她在想：他們的靈魂不會走遠吧？他們齊齊地還在不遠的天上，朝向人間看望，她的丈夫也還在看著她。和鳳鳴講她30年後又回到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殘留的墳堆。光線在和鳳鳴的講述中逐漸消失。等天全黑了，和鳳鳴才打開電燈。

王兵想表達的意思足夠豐富，一段歷史，一名普通右派的人生經歷，一個中國老人的內心情感，人們可以隨意發揮出足夠的意義。但這部影片更有意思的是，王兵找到了一個非常合適的講述者，把歷史、內心和個人統一地表達出來了。和鳳鳴做過語文教師，她的表達流暢而本分，包容而節制，波瀾而平靜。一個參與過歷史風雲際會，或說一個被歷史陰差陽錯選中的中國人，她的生活更多的是一場悲劇、誤會，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眼裡毫不顧惜的工具，她也只能順應生活的安排。但是，在她的晚年，在她退出黨國社會給予的恩惠和羞辱後就有了生存的自由。是的，她的自由只是在她退休之後才獲得，只是很多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種自由，並善用這一自由。和鳳鳴在退休後有表達的意願，也有個人表達權利的意識。

比起其他幾十萬沉默地進入歷史的右派，和鳳鳴無疑是幸運的。這種幸運是她自我爭取來的，她越過了幾個社會。在黨國社會竭力掩蓋自己的歷史、把當代中國人帶到「中國繁榮」的世界大戲之中的時候，這個在歷史的暗角裡正孤獨地約會死亡的中國老人，從中共的「新中國」革命神話、反右大戲、文革神話以及撥亂反正大戲中穿越而出，對著影像設備講述自己的一生。她表達了自己的權利，她善用了這種表達。

三．

對喜歡追新逐後的人們來說，如果置換這樣一個人的講述，比如是西方人來對著鏡頭講上三四個小時，或單線條地講述一個老人與海式的故事，等等，他們會接受得相當容易：似乎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並且尋找意義也是他們當仁不讓的任務。他們會很快把作品貼上標籤，打上自己的印記：跟自己追求深刻、前衛、先鋒、思想的內心印證了，而放入他們固有的消費型心理秩序中。即使他們並不從頭看到尾，他們也消費了，甚至不羞於而樂於談論作品。但王兵的《和鳳鳴》顯然與此不同，這是一個自家的同胞，也是中國人並不算陌生的歷史。人們確實羞於甚至無意面對這一作品。

從《鐵西區》開始，王兵執著地表達了一種堅忍的心智，他站在生存的邊緣，竭力向人們提示他們參與的生活戲劇。這些神話般的悲劇喜劇幾如猴戲。王兵的悲憫在於，他一直在追問觀眾是否有看下去的能力。是的，人們始終有在某一劇本裡表演下去的慣性，但人們沒有旁觀下去的能力。這種追問本身就是一種啟蒙。沒有看下去的觀眾，願意去陽光中扮演社會角色的觀眾，也許與其自以為是的趣味、意願相關，但在王兵的追問面前，更多地是與其能力相關。

《和鳳鳴》仍是在挑戰我們的心智：能否安靜地坐下來，聽一個普通的中國老人講述她的故事？觀眾賦予影片什麼樣的意義倒在其次，重要的在於觀眾有無傾聽一個人一生的能力。這種能力跟尊重一個人的權利統一在一起，相輔相成。我們常說一個人的權利如何至高無上，其權利如何為我們所尊重，但檢驗這一權利或落實這一權利的手段有時候極簡單：我們有無傾聽的能力。能力愈強，權利愈得以展示。因為缺乏這一能力，我們的傾聽是極為主觀的，我們往往把別人的一生當作印證我們自己的手段，無視他人的權利。在我們和他人之間有一種極為深刻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這種不平等使我們先後最終都受到報應。直到今天，這種能力缺失所帶來的不平等仍是驚心動魄的，它使得我們同為中國人，卻活得都不像人。

情節的曲折、故事的起伏、內心的激盪，等等，都在其次。漢語世界或華人影像中，還少有這樣集中表達一個人權利的作品，無論王兵的作品如何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我更樂意把他的作品看成培養我們中國人能力的經典。

置身於當代中國大戲中的弄潮兒或成功者們，跟和鳳鳴老人的人生相比，也許沒有任何共同點。但王兵以他的專業成就，連接了和鳳鳴與當代中國人。在王兵的作品裡，有一種來自歷史深處的善意，他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善待那些時空相隔、跟我們毫不相識的人們，我們跟她們的唯一共同點是同為中國人。

2007年12月，「反右運動」五十週年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