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6日訊】最近，網上在流傳一位名叫汪兆均的人給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汪兆均先生現任安徽省政協常委，但主要身份是一位無黨派的民營企業家，現在在北京創業，進行有關污水治理的探索和研究。

中共十七大前後，有很多海內外的政治團體和有政治傾向的個人向中央進言，表達對中國時局的關切，提出主張和建議。汪和他們有所不同。在我看，他沒有任何政治背景，進言比較能夠代表中國多數底層民眾和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聲音。這樣的聲音值得關注。

二十多年來，汪兆均沒有參加過一個政治反對派，也沒有發表過任何政治言論。他從在合肥開一個小麵包店做起，三年後開發了一個飲料“兆鈞可樂”，榮獲1988年首屆中國食品博覽會金獎。以後，接著開發新產品，試製成功“萬能塑膠吹瓶機”，很快佔領了國內和國際市場，一度成為世界上出口塑膠吹瓶機台數最多的企業。

我相信他的政協常委的身份不是偽造的。因為如果用偽造身份發表公開信，等於把自己陷於不利。他在信中提到的開發鋼塑複合管生產線經營失敗，和計畫中的“高新技術+資本運作”治理污水，有待於進一步考證。但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花了三個月時間深思熟慮，冒著失去一切的政治風險，寫一封四萬字的公開信，發表在海內外互聯網上，這個事實可以肯定。

由於在國內嚴密的新聞報刊管制，中國人很難聽到普通人的聲音。當然政治反對派也發出聲音，多多少少通過不同管道傳進國內，但是那不是中立的聲音，願意聽和願意全部相信的人也不多。怎樣能讓普通人的聲音發出來和得到傳播，對新一代媒體人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挑戰。汪兆均的公開信首發在海外媒體《大紀元》上，也只是因為這個媒體具有比其他媒體更大的影響和勇氣。

簡單概括信的內容，有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是對時局的評價。雖然海內外的主流輿論一律為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唱讚歌，汪先生卻提到了將給前途造成威脅的兩顆炸彈，一是股市，一是物價。溢價幾十倍的股票在大量流通，並非中國的經濟好，錢多得過剩，而是中國的資金找不到增值的出路。中國的經濟先天有病，而且病得不輕。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願意把自己身陷股市，而中國政府卻緊緊地攥住股市，把炸彈牢牢地綁在自己身上。當中國股市繼續維持賭局式的“大牛市”，中國的物價將不能遏制地非正常上漲，一直漲到人民不堪忍受的地步。如果股市泡沫破裂了，而卻不改革，文過飾非，可以想像中國社會將出現怎樣的危機。

第二是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分析。他說，今天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其動力不是市場的行為，而是政府的行為，具體地說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地方政府某些官員的行為。特點是：有目標，無市場；有衝動，無計畫；有眼前，無將來。類同於1958年的“大躍進”。他舉例說，合肥這個城市有3個“汽車製造廠”，僅僅與其相同規模的汽車工業在國內就有最少9個強有力的競爭者，這是這上百億元的投資風險。一個規劃中的科技城已經報批，正在興建，面積30平方公里，即42個北京故宮的面積，而這個城市10年前已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有一半的廠房在曬太陽。在離省會城市合肥距離不到50公里的村莊，如果拍攝電影《血戰台兒莊》，都用不搭佈景，躺幾具屍體就可以了。中國的農村還這麼窮，農民還這麼苦！

第三是指出社會問題嚴重。如災難性的流行病豬藍耳病已經在全國25個省份蔓延，由於政府的封鎖和媒體職能的失缺，而大範圍擴散。再如黨的執政能力問題。城管執法隊來到一個街區，就上演一幕只有在電影電視中上看到的日本兵進村的活報劇，不及逃竄者即被城管掀鍋踢蓋，扣押搶奪。在互聯網上，殺人的小販受到普遍同情，而被殺的“執法”者，卻被罵“活該”。某地一名女大學生因為擺攤與城管糾紛，竟然發展成上千大學生與員警的衝突！又如產品品質問題和政府官員普遍作秀問題等等。政府失缺人民對它的支持監督和社會對它的制衡力量。社會失缺人權和公民社會的人權意識。正因此，山西“黑磚窯事件”才得以發生，才會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藏汙納垢，才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出現眾多的不公平和荒謬論絕，才會使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重複發生。

第四提出了相應對策。比如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的對策是土地私有化。儘管中國具有房地產消費的巨大市場，但即使是房價上漲最快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其成品房的空置率卻相當驚人。即便如此，房價不降，反而上漲，這顯然違背了市場規律。因為“大老闆”的錢袋是國家銀行，房地產泡沫破裂在中國不是表現為房價跳水下跌，而是表現在國家銀行的爛賬。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國的土地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合理，土地所有權存在法律上的錯誤。

對社會不公的對策是政治改革。一個完整的社會，應當有各種人群和社會各個層面對話溝通的管道，應當有各個階層、集團、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制衡的機制。作為社會的公器——政府，它服務於全社會，應當在社會各種智慧和力量的博弈中，由老百姓通過選票，授權某一派別，某一政黨掌握公器，組織政府。所以，由哪黨哪派用哪種思想或哪種主義執政都是老百姓的選擇。

他說，今天，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已近60年，無論它擺出多大的成績，無論它怎樣論證自己的正確，無論它封住所有人的嘴，用掌握的宣傳機器對自己大唱讚歌，以及它變著法給老百姓多少美妙的承諾，但是中國社會對抗性的矛盾已普遍發生，而且越來越烈。對當前的中國，解決她所存在的眾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必須進行必要的、必須的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改革，使人民的意志能夠表達，能夠通過選票選擇多數人所擁護的、為全社會所接受所公認的、合法的、有行為能力的、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

汪提出政治改革的具體措施有：構建一個全社會的對話機制；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釋放所有政治犯，歡迎海外民運人士回國；開放言論自由。公開信還提出了中國的將壹萬多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存放在美國和台海未來的問題。在公開信傳開，受到廣泛關注的時候，汪先生低調地說，黨內至少有九成以上的人想法和他一致，自己這封信只是開了個頭，應該讓更多有遠見的人出來說話。

讀了這封公開信的第一個感覺是欣慰。中國人當中不缺有脊樑的人，只是還沒有站出來說話。如果今後有更多的汪兆均式的勇士站出來說話，我對中國的光明未來很有信心。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