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中國法律工作者、著名的維權人士俞梅蓀先生，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喪一事，竟被北京警方無緣無故從11月2日下午6時就被控制，在午夜3日零時與警察發生推搡，俞梅蓀被摔在地上，1時被關押在派出所，至晚上8點以後才釋放，共26小時（其中在派出所20小時）。在此期間，我先後5次去電話，他家無人接聽，到了晚上9點才打通。他告訴我剛從派出所回來。我是俞梅蓀的朋友，一個74歲的右派老人。鑒於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我們右派的後代，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我，有權利站出來說話和寫文章公諸於世！

我們決不能讓此種無法無天的黑惡勢力，踐踏憲法、國法、黨紀、警紀，真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如果再不站出來說話，明天就是張梅蓀、李梅蓀和更多的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老百姓就無法活下去！為了捍衛國家的法律，我希望更多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站出來說話！我說過，鐵流的脊樑，只能打碎不能壓彎！我相信中國人的脊樑也是一樣：只能打碎，不能壓彎？

俞梅蓀何許人也？我和俞梅蓀已是十五年的朋友，知道他是個書生、學者和性情中人。他直率、坦誠，心無雜質，像顆無塵的水晶珠子，且有知識份子的傲骨與傲氣，凡他認準的事情就一定義無反顧，縱是割頭也決不後退。

1993年，我是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主席團的委員，負責承辦「四科一府」（四科：國防科工委、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一府，北京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中國科技人才交流大會」，需要請時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先生為大會提字支持。他當時是國務院的祕書，經朋友介紹找到他，他欣然接受，在三天就將李鵬先生的題字送到大會來，趕上了「3．18」的開幕式。後不久，他參與起草中共十四大文件，受中共上海《文匯報》總編之騙而提前幾天弄走複印件，結果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洩密罪」被捕而起訴。

他是立法工作者，參與不少重要法律的起草，也是「國家安全法」的催生人，對他的蒙冤受屈，法律界極為不服，大法學家並大律師江平先生兩次親自出庭為他作無罪辯護。但是，不公正的中國司法，在權力縱容下仍判處他三年有期徒刑。在獄中他一直上訴，由於他在服刑時曾不顧安危而奮力制止了一場犯人打架事件等，成為「全監獄的勞改積極份子」，依法應該減刑1年，但當局卻以「必須認罪」，寫出悔罪書為條件。他是條漢子就是不認罪，寧願坐滿三年，死不低頭！

1997年他滿刑出獄，我們便成為忘年之交。此時我才知道他出生於書香世家，爺爺俞頌華是上海《申報》總主筆（即總編輯），最早訪問蘇聯，面見過列寧，瞿秋白曾是其翻譯助手；他父親是中國保險公司的創辦人，1957年被劃為右派後跳樓自殺，當時他才4歲。逆境催他奮發，不平激勵他向上。他自學成才，考進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時被選入中南海，成為法學界後起之秀。這樣一個有為之士、國家有用之材，竟成為一個社會底層的「賤民」。

「不平則嗚，不公則憤」，這些年來他成了中國維權的勇士，為社會弱勢群體經常義務地提供法律援助，不怕威脅打壓地站出來為他們呼籲吶喊！於是，自此成為北京以至全國有關部門重點監控和看管的對象。只要北京一有什麼重大活動，比如全國人大會、黨代會和一些敏感時段（「六四」），公安、國安，就要派出大批警力監控他：不准出門！不准上街！不准會友！而無任何法律程序，全是口頭宣示。9月底從國慶日之前至「十七大」結束的期間，他和我一樣均被有關部門嚴密監控，只不過他的「規格」比我的還高，由警察日夜看管，人員多達四五人。

這次包遵信先生逝世，他是治喪的操辦人之一。昨晚六時他要外出，看守他的警察不准他出門。他理直氣壯問：為什麼？警察說：不為什麼？就是不准出門！拿手續來？沒有！這是上級指示。哪一個上級？不知道。他再次出門，警察公然出手，他被摔在地上，眼鏡被摔壞，相機被摔壞，還被拉到派出所，又被幾個警察推搡而兩次摔在地上，關押起來。他抗議，他絕食，可是警察並不理睬。

我們不禁要問中國有關當局：到底中國是「法治國家」還是「黑治國家」？你們還執不執行胡錦濤「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我真痛心，想不到我們為之奮鬥終身的國家，竟然如此卑劣！

（原載新世紀20071104）(//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