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9日訊】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方面的問題主要是GDP過分依靠投資增長;外貿的順差造成外匯儲備過高;就業壓力巨大;貧富差距在擴大。同時物價上升,房地產價格猛漲,股市有明顯的泡沫。這一系列問題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價格信號的扭曲有關,和國家的某些政策規定有關。
我國的銀行利息率屬於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於通貨膨脹率,儲戶得到的是負利率。貸款的真實利息率只有兩三個百分點。由於資金的成本低,投資者往往選擇資金密集的專案。這些項目吸收的勞動較少,對就業的幫助不大。一個大型水電站投資幾十個億,就業只有千把人。一條地鐵線,每公里投資上億元,就業只不過一兩百人。一架飛機價值上億,解決的就業也超不過一千人。這些專案每一個就業崗位需要的資金超過一百萬元。其他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等項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資金很低,幾千元就能創造一個崗位的服務業卻得不到發展。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例從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長不到半個百分點。而此期間的GDP增長了78%。
從國際比較看,就業增長率應該與GDP的增長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年 -2006年的平均GDP的年增長率等於就業的增長率,都是3%。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內的GDP增長率為10%,而就業的年增長率僅為1%。就業在中國應該說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目標,因為就業能夠緩解貧富差距,能夠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而這些都是當前中國社會應著力解決的問題。當然,這一投資趨勢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還與某些官員們追求政績有關。
真實利息率的降低傷害了居民的財產性收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居民的財產性收益為GDP的6%以上,現在下降到不足2%。結果是居民不再到銀行儲蓄,而將錢投到股市和房市,其結果是銀行存款大幅度減少。這種現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005年為止從未出現過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銀行存款的增加超過當年GDP的增加,有幾年超過達一倍以上。現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減少。這種情況非常值得注意,它可能蘊含著危險。因為過低的利息率在許多時候對宏觀經濟有著巨大的破壞力。
從GDP的需求方面看,用於居民消費的比例持續降低,現在已經降低到GDP的41%,在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韓十一國中,中國是最低的(美國最高為70%)。與此同時,GDP中用於政府開支的比例卻節節攀升,從1994年以來這個比例已經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務提升的速度卻沒有這麼快,這表明政府的開支在一定程度上侵佔了居民的消費,而且稅收增加的趨勢並沒有削減的樣子。近幾年來,企業的盈利也在猛然增加,這是由於壟斷性的國企利潤增加,同時虧損的國企絕大多數已經賣掉。國企利潤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並沒有上交給財政部,而是變成了國企自己所有。最近這些壟斷性國企上市,以壟斷性利潤吸引股民,從股市籌錢,造成了進一步的扭曲。
匯率也是一種價格。人民幣的匯率定得過低,已經是自 1997年以來的老問題。那時候一年的外貿盈餘已經躍升到400多億美元。到2005年又躍升到1000多億美元,去年進一步躍升到1700億美元。如果從1997年就開始慢慢地讓人民幣升值,也許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困境。維持低值的人民幣,不得不拋出大量人民幣用於購買美元,成為通貨膨脹的隱患。匯率的扭曲還引起許多貿易爭端,傷害了我們的貿易夥伴。我曾經說過,不存在可以損人利己的匯率(無論對中國或美國都一樣),只存在利人利己的匯率和損人損己的匯率。現在我們的匯率採取逐步調整的辦法,雖然避免了對本國經濟的衝擊(或者只不過推遲了衝擊的來到),但是招引了更多的國際投機者把遊資調進中國,使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價攀升都與此有關。
今年我們正確地決定要節能減排,可是出於種種考慮又不把能源價格提高到位,也沒有嚴格執行排汙收費,更談不上提高企業的排汙收費標準。資源和環境的價格低是粗放型國民經濟的特點。不想改變價格,只是用行政力量來節能減排,造成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對抗。管理層和百姓都應該接受價格配置資源的道理。價格不動資源配置也不會動。價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確才好。因為,只有正確的價格才有利於創造更多的財富。
國民經濟的管理需要強有力的政策引導,面對我國宏觀經濟已經出現的一些失衡,我們必須慎重而果斷地仔細應對。(本文中的部分資料和觀點取自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所發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Act」。該文發表於國際貨幣基金的刊物《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7年九月號。)
價格信號引導著經濟的運行。價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觀經濟的扭曲,招來一系列難於對付的失衡,如果通過宏觀調控不能及時而果斷地糾正,最終難免會造成大的經濟震盪。反過來講,只要糾正價格的扭曲,理順經濟關係,當前的大部分問題都應該不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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