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8日訊】（一）

中共的十七大雖然讓大家失望，但還是有一些和過去不同的內容。大家之所以失望，不是因為完全照搬老一套，而是因為沒有大家所期望的民主化的內容。不僅沒有民主化和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內容，而且有返回到舊時代的返祖感。這就讓大家倍感失望。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半吊子改革開放雖然讓人們不夠滿意，雖然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但畢竟是在走出毛澤東式的獨裁專制的半路上。現在胡錦濤明顯是在走回頭路，這個方向大家都多多少少的感到了，只是由於統戰部近年來大量收買了海外的媒體幫助他們造勢；還有過去大家所信任的“出口轉內銷”的資訊，也越來越不可信了，這就造成了很多無知的百姓被欺騙，誤以為胡錦濤集團仍然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向前。

改革開放的前十年，也就是八十年代，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半吊子改革，就已經開始展現出它根本的弊病。這就是製造出兩大基本矛盾，和由此產生的全面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並且阻礙改革開放繼續下去。這兩大基本矛盾就是；要求自由的市場經濟和反對自由的一黨專政的矛盾；以及在專制環境下必然導致財富的集中和大眾的貧困。八十年代這兩個矛盾的爆發，就是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並且利用貧苦人民對腐敗的痛恨，發起了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當時的統治集團能夠用鎮壓的方法壓制了矛盾的進一步擴大，是因為貧富差距還沒有達到社會難以容忍的地步。僅僅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不滿，還不足以動搖軍事獨裁專制的統治。鎮壓起到了保護官僚資產階級的作用，保護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侵吞公共財產。

九十年代以來，半吊子改革帶來的兩大基本矛盾不但沒有緩解，反而發展到更加尖銳的地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一部分雖然被收買，被安撫了。但是勞苦大眾的反抗卻成十倍地增長。反抗的形式越來越激烈，反抗者的頭腦也越來越清醒。反抗的領袖們也不太容易被誤導了。官方所收買的溫和派精英們的理論說教，越來越脫離人民大眾的生活現實，遭到了人民普遍的唾棄。鎮壓和欺騙的兩種手段都已經不能產生足夠的效果。社會現實要求政治體制有相應的改變，以圖緩解專制和貧富差距帶來的爆炸性的壓力。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共黨內，也不斷地發出了這種呼聲。

但是中共內部顯然還有另一種解釋。官僚資產階級不願意放棄他們既得的巨大利益。他們的御用學者們就幫他們找出了一些不同于正常道理的歪理。針對老百姓的反抗，他們認為是政府太仁慈了，慣壞了暴民們，引起了暴民、刁民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針對貧富差距，他們解釋成為老百姓不知道錢不是他們的，應該明確富人的產權，以避免暴民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

遺憾的是，這一套歪理並不是什麼新的發明，是幾千年來統治者們說爛了的歪理，很難被貧苦大眾所接受，也很難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溝通。在完全沒有理論基礎的情況下出臺的這一套歪理，非常需要有一個權威性的能糊弄人的外套。這就是胡錦濤集團使用“科學發展觀”這個新名詞的用意。科學給人以神秘的和權威的印象，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老百姓不得不接受。發展則包含著官僚資產階級的模式。既然過去已經證明是發展了，就應該繼續發展。其中並不包含為發展付出代價的人民貧困的問題。這就是“科學發展觀”在現實的中國的現實的含義。

（二）

上面我們談到了，從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社會產生的兩大基本矛盾。這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和不自由的一黨專政之間的矛盾；以及極端專制帶來的極端富有的階級和極端貧困的大眾之間的矛盾。現在比較突出的，是貧富差距拉大到世界第一所帶來的普遍的怨恨，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全和動亂。

窮人的生存成了問題，就會有人採取極端的手段謀生，而不一定會顧及到別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個別的非法謀生彙集起來形成為有組織的非法謀生，就是黑社會的社會基礎。遍佈全國的、世界第一發達的黑社會組織，實際上是社會貧困的次生產品。和黑社會相映成趣的另一大景觀，就是遍佈全國城鄉的腐敗經濟。堪稱世界第一的吃、喝、嫖、賭帶來的收入，竟然成為經濟學家解釋社會財富分配的理論依據。這說明一個龐大的、相對富裕的官僚資產階級已經成型。用老百姓通俗的說法就是：中國存在著三個世界。

第一世界是大官僚資產階級太子党。過的是資本主義天堂的生活。按官方統計，億萬富翁就有四千人左右。如果把大量存在的不公開收入計算進去，再加上他們的二奶三奶，這個階級的人口大概是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一。除了被他們派生出來的所謂“次級分配”的腐敗經濟以外，在直接產生的初級分配的價值中，他們占了將近一半。

還不到人口百分之五的所謂中產階級的收入，可以說達到了小康的水準。他們的平均收入，也只是大官僚資產階級的百分之一。這就是所謂的第二世界。

和全世界的情況稍有不同的是，中國的第三世界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僅僅在農村，在所有的城市中，屬於第三世界的貧民階層也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世界的貧民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不但沒有共同的生存和受教育環境，甚至已經沒有共同的語言。彼此的隔閡已經到了說話都說不到一起的地步。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同一個城市中的如此隔閡的人民之間，不產生怨恨和仇視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民主的社會中，階級對立的情緒很少會發展到仇視的地步。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擁有與之相匹配的自由的社會體系。民主的政治體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人們的自由和人權。在這個前提下人們擁有幾乎相同的機會。不平均的社會現實所受到的抱怨，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低到完全可以容忍的地步。

第二個原因是民主的政治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占主導地位，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傾向於占多數的窮人。用大白話說，就是殺富濟貧已經不是俠客們的工作，而是官方行為。因此範圍更大，也更有效果，也不必再去殺人了。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進行了。

第三個原因是在機會均等和殺富濟貧的環境中，大部分才華並不出眾的普通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能進入到所謂的中產階級的行列中。占人口多數的龐大的中產階級主導著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使得階級差別縮小了很多，人們不會覺得貧富之間有互相仇視的必要。

在美國，我遇到的大多數情況，都是貧富之間笑眯眯的互致問候，熱烈交談。窮人在富人面前同樣驕傲地昂著頭大聲說笑，不像在中國那樣習慣性的低眉順眼、低聲下氣。這一份尊嚴，就是民主政治帶來的一系列好處之一。沒有民主政治制度作保障，就不可能有這三個主要的條件。窮人在沒有自尊，沒有機會，也得不到照顧的環境下，身臨絕境，當然會起來造反。何況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最富於造反精神的文化。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