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此文寫於1989年，原文很長，曾於1992年發表于《遠見》雜誌。現編選出有關的段落，整理成文，以懷念在那離亂歲月中的哲兒。2007/11/16）
我沒有料到，我們那樣匆匆地離開了家——保福寺916樓1101（=13）號，就很難再回去了。這是我們婚後長達十八年兩地分離之後第一次有的一個像樣的家。
1987年，勵之被“罷官”徹底回家。但勵之的國內外好幾家學術雜誌編輯的職務尚未被“罷”。大批書籍雜誌源源而來。我的原已擁擠的北大蔚秀園住房就更淩亂不堪。孩子也長大了。為慶祝我們終於團圓，我不惜傾全部積蓄而裝修好了保福寺的家。勵之母親年老也來同住。
命名
19歲的哲兒從來沒有在這種團圓的家中生活過。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鬥年代。那時，我們住在北大十六樓。它是最靠近三角地的宿舍樓。武鬥首當其衝。住戶紛紛逃離。1968年5月下旬一個下午，我們也逃了。我牽著長子，懷著次子，勵之用自行車馱著必要的衣物，逃到北京東城的婆母家。不幾日，勵之就被科大文革當局宣佈為“清理階級隊伍”的物件。來婆母家抄家，當晚勵之被帶走，關在科大專政隊。為了保護勵之，當晚，我懷著已八個多月的次子，趕回北大十六樓，找到勵之的所有日記，深夜背回婆母家。太累。第二天，6月12日，我就早產了。
孩子出世第三天，勵之被專政隊允許出來為次子辦理戶口。勵之的父親看著必須立即回科大的兒子，再看著剛出生的孫子，向我說：“就取名為‵吉’吧，討個吉利。”我說：“一個吉不夠，要雙吉。”雙吉為‵哲’。這就是方哲。
在勵之的大家庭中，方哲是奶奶照顧下的第五個孩子，也就不那麼“精貴”了。我因產褥感染，他沒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節，沒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睜眼看世界的時候，他不愛哭，總是自己躺在小車上玩，有時半天看不見人，他會努力欠起頭和腳，彎成一個元寶樣，一見到人，就笑了。天太熱，有時因為著急，他頭上的痱子癢起來，他還沒學會抓癢，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頭上，五指一起伸開，再一同收攏。他這種抓癢的方式，一直維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時候。出生在困難中，哲兒他從小就很獨立。
等了十八年，19歲的哲兒才第一次同父母，奶奶（爺爺已去世）共同生活在一起。十八年分離後的時間分外可貴。勵之和我幾乎每天工作到夜深。我們有自己的人生價值，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遵循的普適原則，物理的，社會的。勵之經常提到，並在他的物理著作中也引用的愛因斯坦的一句話是：“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到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紛紛的年假日，勵之起草了給中國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國迎來一個和諧、繁榮的四十周年。
然而，這個呼籲，給我們的家帶來了新災難，團圓實際上總是短暫的。
“黑手”
1989年2月26日，布希晚宴受阻一事，是一個訊號。之後，出現了更多的異樣：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電話到我家，說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們的朋友從飛機場向我家打電話，卻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時，突然電話鈴響，只要我們兩人之一去接，報了名字，馬上對方就掛斷。顯然，我們在中國政府的“另冊”中，已經“升級”了。
1989年4月中旬學生運動開始後，監聽、跟蹤更多。毋庸諱言，我們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是有影響的。但天文台的朋友，從所長到年輕人，為保護勵之，每天都有人陪勵之在天文臺工作，以證明他沒有介入運動。每當科學院有遊行，所長李啟斌就安排方主持外賓的學術報告會。
儘管如此，5月3日，袁木、何東昌等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還是點了方勵之的名。暗示方是“黑手”。袁、何二人唱起雙簧。對方勵之或早、或近的有關報導，任意編排、歪曲、造謠，愚民。掩蓋方勵之一再提到的普適的人權原則；用狹隘、煽動的語言，斷章取義、顛倒是非的方式，指責方勵之“沒有愛國心”等等。這段相當長的雙簧，已使人感到恐怖。有的記者在會議進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電話，擔心我們已被逮捕。
去大同
1989年5月19日北京軍管。5月23日，勵之要去山西大同開超新星天體物理會，他是會議的主要被邀請人之一。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輕人，滿懷憂慮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說：“李老師，我從高幹親友處，得到可靠消息，內部檔很厲害地點了你們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婦’，你難道不能勸勸方老師不去開會嗎？別人不敢勸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險中。這時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點。”
我相信這位年輕朋友，但我知道，很難改變勵之對人已作的承諾，何況會議主持人及承辦單位已多次來電催促。我把消息轉告勵之，提醒他是非常時期，一到大同就給我電話，務必保持聯繫；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變化，回家時先看陽臺上有沒有我作的記號，也許我已被捕；再約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們將在那裏相會，是福、是禍都在一起。
當天，他在車站等了半天，為了遣散外地學生，已售出票的車停發，卻不斷發出向南不需驗票的車。他又回到家來，繼續寫他的論文。
5月24日一早，勵之又出發去車站等。臨行，我一半認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開會的年輕同事,天文臺劉玉林,說：“我把他交給你了！到時候要原樣交還。”
這一天，勵之在擁擠的售票廳站了一天，北京火車站簡直像戰爭期間逃難一樣。他在下午給我打來電話，還沒走掉，可望晚上有車。在車站，他遇見已是多明尼加國國家級高官的原中國人，問勵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時候到該小國，他表示歡迎。勵之婉謝了這一片盛意，說現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裏的會在等他。
這一天，家裏也不平靜。我的親人，我們眾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後來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氣裏充滿了不安與恐怖，但不能預測究竟會發生什麼？大家都感到，某種愚昧、頑固、貪婪、恐懼，聚集成一種沒有理性的、充滿醜惡報復心理的力量，仍然巨大。我們家處在這種力量的虎視眈眈之下。每來一個人，幾句話，都理解了，然後悄悄地，匆匆地走掉。平時愛問個沒完的新聞界朋友，也沉默多了，並不堅持要採訪。有的人，就是為看我們一眼；有的電話，就是為聽見我們的聲音；還有人特意送來一件紀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裏，時時聆聽著北京的聲息，等著勵之的電話。
去太原
5月25日一早，大兒子從美國打來電話，問我近來的身體。整個居民樓憂心忡忡，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人們在電梯中神情嚴肅，再無意於輕鬆閒聊。上午，某一西方記者來訪，一定要我預測，中國當局會不會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說：“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封閉時代，在全世界的密切關注下，我想他們不敢，總還不至於蠢到這種地步吧！”這與其說是我的回答，還不如說是一種願望。
當天中午，大兒子第二次接通家裏的電話，孩子急得走了調的聲音從美國傳來，他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我：中國當局已經把北京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說趙紫陽是叛徒，要清天安門廣場，準備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識份子，其中首當其衝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這瘋狂的決定。孩子苦苦說服我，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緊急勸告，命令式地求我快離開家，把爸爸找到，帶上弟弟方哲。
我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帶上中國內地旅行必須的糧票、現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車站的交通工具。近來，為了阻止人們去天安門，當局已下令停駛多路公車，中國人要叫Taxi也很難。我只好求助於自Bush晚宴事件後結成好友的PerryLink（林培瑞）教授，他迅速要了車到來。正在我將鎖門離家的當兒，電話鈴響，連接三通電話，一通是大兒子又來催的；一通是勵之，他剛到大同賓館；一通是義大利朋友，羅馬大學RemoRuffini教授，我告訴他們，我即刻要外出，他們將來可以從我們大兒子處知道消息。
在火車站，我向PerryLink致謝道別。我說：“我不知道將要走到哪裡，但首先要找到方勵之。也許我們會在小地方走一走，把這股瘋狂勁避過；也許這是一場虛驚，孩子聽了謠言，我們去看看老人也不錯。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就會回來。回來我一定給你電話，把你的孩子帶來我家玩。”
作為一個長期熱愛中國，能說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說中文相聲），有很多中國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PerryLink教授，已經被一九八九年以來他遇見的種種事所苦惱。面對著莫明其妙被逼得棄家逃亡的我，他顯得迷惘，帶著幾分憂慮地說：“我願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對你們的幫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見。”
北京火車站
在擁擠的售票口，小兒子方哲想辦法給我買到一張硬臥鋪票，他自己卻突然決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來。他的依據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經會照顧自己，而且，我們不知道會流落到哪裡。北京是最瞭解全面情況的地方，也許，他在北京對我們更有幫助。我一下子發現，孩子長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親的，甘願把歡樂、幸福和孩子共用，決不願意讓孩子跟著自己不幸。我同意他的選擇。
離開車還有兩個鐘頭，我仔細審視我那長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長大的。在我心裏，他還是個大頭大腦、厚敦敦的、不愛說話、很有自主性的男孩。
我永遠記得一件事。那還是在他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他帶了一串男孩到家裏來玩，不知怎麼起了糾紛，他們像開了鍋一樣在那裏鬧；我一個人在北京帶孩子過日子就夠心煩的了，又是剛剛“右派改正”、剛剛允許我上臺講課，我恨不能一天當作兩天用。當時，我沒有問清原因，大聲責備了他，可能還打了他屁股，說了他什麼我已記不清了。但後來，在我辦他的另一件“公案”時，他仰起掛滿淚珠的小胖臉，憤憤地說：“你們（指爸、媽）都不喜歡我，連我的小朋友都說沒有哥哥的好，你把他們趕走了！小朋友怎麼想呢？”
孩子的話像灼熱的針，紮在我的心裏。比他大五歲半的哥哥，已經懂得父母的難處；而他正是淘氣、也更需要愛撫的時候。我把精神的壓力、煩惱和苦悶，無意地漏灑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覺中長大，漸漸理解我們了，但我們也更忙了。“反自由化”運動之後，我們的家經常處在政治旋渦中。1988年臨近暑期考試，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備課的桌邊，看我埋頭工作，猶豫了一下，終於說：“媽媽，我給你說句話行嗎？”得到我的同意，他接著說：“你這幾天忙學生迎考，家也沒回。你知道，爸爸在家裏只有他的正經事，和我說話也少，簡直沒有話。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有人罵我、打我一頓，像小時候那樣。我難受！媽媽你知道嗎？”
聽了這個安靜的孩子難得吐露的話，我像被火燒了一樣，站起來，抬起頭凝視著孩子的眼睛，那是一雙很像我的眼睛，此時它充滿愛意和矛盾。沒等我開口，他繼續說：“我知道你們的處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覺，我明白你們沒辦法，還是應當由我自己在心理上來克服，我願意長得精神方面更強些。但是，我想讓你知道，讓你懂得你的兒子。”
我深深地內疚，我欠這孩子太多的愛；不是不愛，而總是各種事阻擋我表達愛，而愛是要通過表達才能相互感知，達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靈的滋潤，建立起人間和諧的關係的。
我還沒有機會彌補過去的損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貪婪地看著他那一米八七高而勻稱的身材，圓圓的、仍然孩子氣的臉。這噪雜的北京站，竟成了我們母子話別之地。孩子迅速給我買來飲料和一點簡單的飯食，代我找到一個座位，說一路很擠，十多小時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這餐飯。萬般牽掛、萬般無奈，幾多離愁、幾多欠疚，化成最簡單的幾句交待：不管將來活得多麼艱難，也要作個正直的人，努力成為有知識、有本領、有獨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無罪，對自己的生活無愧，你會理解，將來會更理解，假如說我有什麼遺憾，那就是欠下對你的愛，和欠下對我的媽媽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車，找到我的臥鋪位置，放好我簡單的小包。一向不會抽煙的孩子，拿出一包準備好的“洋煙”，一支支分送給我的鄰座，含笑和他們搭訕說：“這是我的母親，她身體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請多照顧！”。火車要開的鈴聲響了，孩子轉身塞給我幾包“洋煙”說：“你不知道會走到那裏，你們一點不會應酬，這也許有用。”又順手把我剛才多給他的錢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點突兀地說：“你們會比我還難。……其實，真要想抓你們，親戚家早就監視上了。要說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這裏有那麼多你們的朋友，你們在這裏被抓的話，全世界都知道。這裏有許多國家的使館……”接著，他匆匆下車，在車窗外，一直看著我的眼睛，直到火車把我帶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資助大同會議的工廠廠長，親自開車把勵之送來，一同陪來的劉玉林笑著說：“李老師！我完璧歸趙了，請驗收！”我把我知道的緊急消息說了，勵之哈哈一笑，不相信當局會如此之蠢，同時也想讓老人放心。但那位廠長說起，在整個開會期間，在從大同到太原的行車途中，都有人緊緊相隨。此時我發現，在樓外正對房間的幾個視窗，都有小汽車。這種小城，在工廠宿舍區，難得小汽車長時間停靠，更何況同時有幾輛。正如小兒子所說，當局若想要抓，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對我們都不安全。
他們真的殺人了
不連累親人，我們于5月29日回到北京。第三天，6月1日，清晨剛起身，我們的記者朋友ABC廣播公司的柯達德先生，登門告急，不久，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來電話。他們說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幾個郊區縣，大興、順義等地，由政府組織的農民遊行中，焚燒了方勵之的模擬像。他們擔心方已被捕，也想瞭解方本人的感受。
勵之泰然地說：“我們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的事，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們是清楚的。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勵之照樣去天文臺上班、答研究生問。
6月2日，勵之照常去天文臺；下午，我如約接通PerryLink教授家的電話；他和夫人Jean帶著兩個可愛的孩子來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無玩興，談話離不開天安門。只有他那淘氣的小兒子Nathen，看上了大客廳牆壁上掛著的一柄寶劍，那是1988年的最後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專門托人登門送來的禮物，這是他家祖傳的紀念品，願送勵之保存。
6月3日，變了。半夜，電話鈴可怕地響起來，一個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記憶裏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聲音急促地說：“李老師，不要問我是誰，我是北大的學生，同學們叫我一定要打通這個電話。我好不容易、冒著火光和槍聲來打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我們親眼見到，軍隊和武警已經殺人了！他們殺人了！這是真的！在我邊上一位清華的學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學頸部中彈，被打穿大動脈，血流如注，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這消息弄懵了，一再問：“是真的嗎？我能為你們做什麼？”對方的孩子似乎著急起來，更快的說：“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你那裏能聽見槍聲嗎？現在仍然在放槍。我們什麼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師平安。殺人之後，他們不會放過你們的。”
這時，我才聽見，在北京深深的夏夜，遠遠地傳來一種沉悶聲，伴著斷續的、似爆竹的聲響。我覺得，要做點什麼，一陣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涼。樓道裏，雖然家家都不開燈，但家家都沒有睡。
接著，第二通電話又響了，是一個更成熟的聲音，簡單的通報，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統計：約有20人被打死，兩百人受傷。第三通，是一個東北的、似曾相識的口音，向我通報：在他附近的統計：50人被打死，幾百人受傷。……。快天亮了，又有人報：死一百，傷……。每一通電話的最後，都是憂慮而深情地說：“不要問我是誰，希望你和方老師珍重，平安。”
一夜不眠，聽著殺人之後北京的聲音。深夜，越洋電話接通。歐洲，北美的朋友都急於知道我們是否還活著。
走吧，跟我們走吧
盼來6月4日的黎明，樓道裏出奇地安靜。既沒有平時孩子們每逢星期日在電梯裏的喧鬧，也沒有大人相約買菜，和為假日烹飪的忙碌。徹夜不眠的人們，在樓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睜著乾澀的雙眼望著前方。中國大陸的人很熟悉這樣的表情，那是當大難襲來，人們掌握不了自己命運時，常有的表情。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讓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為了防止有一類人，用任何一句話編造是非。
誰都無心吃飯，上午，勵之仍然去天文臺上班。中午，勵之剛回家，PerryLink來了，他紅著眼圈，戴著黑紗，兩天不見，他好像瘦了、也蒼老了。大概每人都是這樣。他剛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聽學生訴說。他欲哭已無淚，傷心地站在那裏，也站不住，直倒換著雙腳。停了一會兒，他啞著嗓子說：“你們都知道了！真沒想到……我見到很多現場實拍的照片，看見了學生們……，太慘了……”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約我憔悴得十分難看。我指著他臂上的黑紗，他黯然說：“是學生們給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點表示。”我小聲、憤怒地說：“誰也想不到，想不到他們竟這樣兇殘，這樣愚蠢！是愚蠢！……”這時，勵之的學生送文章來了，又來了什麼人。
下午，一位元年輕的美國記者，急急地打來電話，直愣愣地說：“要不要我幫你們離開家？換個地方？”我們謝了他的關心，表示我們哪里也不去。
四點多，PerryLink和一位元他的記者朋友又來了，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個折中的辦法，記者朋友請我們到他所包的飯店房間，那裏平時是安全的，中國官方一般不會來打擾。勵之仍舊不動聲色，他說還要看一看，明天他還有一個約會，完了再說。兩位外國朋友擔心地走了。走前，我說，我們家的電話用起來要倍加小心，我和PerryLink約定，假如情況緊急，需要他的幫助，我在電話中就說，要他把孩子帶來玩。
我們的摯友許良英，前兩天還說去太原是多此一舉，當晚派他的妻子王來棣來，告訴我們，軍內上層已正式傳達，要抓方、李夫婦倆，他替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可以蟄居一些時間，他的妻子等我們決定，好立即帶我們走。她警告我們，今夜不能在這個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裏。
我們的鄰居，悄悄地來了。他緊張地說：“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們要是信任我，今夜，無論什麼時間，來我家住，我們把床給你們留著。用坦克、自動步槍對著手無寸鐵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們了！我們真可憐，真是手無寸鐵啊！科學院這個區，他們最恨，這是知識份子聚集地，將來整起來，一定是不會輕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讓別人看見。
門鈴又響了，進來一位我認不出來的盛裝女子，原來是我們一位年輕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亂地拿著丈夫的字條，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輛車，今晚八點出發。兩位老師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們同意，八點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這裏來。我把二位老師送到×××先生那裏，先住一陣。”我知道，她既擔心丈夫，又擔心家裏一個幼子，就請她快回家；告訴她丈夫，不管我們去不去，都永遠記得在這危急時刻他為我們作的一切。我們七點半不去的話，就是不去了。他們有什麼安排，不要耽誤。
電話鈴響，送來一個土氣十足的聲音，勵之拿著電話，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麼，突然他笑了，接著說：“我明白了，謝謝你，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一連串的“明白了”，原來是對於“啞迷”式電話的回答。放下電話，勵之向我解釋。這是一位十分“正統”的朋友打來的。因情況的險惡，這位元朋友用改變了用他的山東話通消息。這位朋友說：“老方，厄（我）從山東老家來，咋這裏呔髒，你咋不換個乾淨地方待著？看！電視上都演的啥？”這時電視正在說“平定反革命暴亂”的事。
這個電話使勵之比較相信情況真的緊急，因為，別的好友對我們鍾愛，反而使勵之認為他們過於擔心。“正統”的、不過於激進的人都認為危險，那就更有客觀性。這時，勵之才同意我給PerryLink打電話。一接通，我一一謝了所有在我家等我們決定的朋友，請他們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我雙手拉著他們的手，用力地用雙目盯視著他們，我要永遠在心上刻下這一張張純樸、善良的臉。
PerryLink這一天內第三次來到我家。勵之還想著明天就回來，這時，他的研究生來了，勵之交給他要辦的事，應該寄出的文章、書信。我收拾幾件最簡單的漱洗用具，向小兒子說：“一起走吧！”他顯出不情願的樣子，我勸說：“媽媽不放心你！你就先送送我們，明天再回家，好嗎？走吧，跟我們走吧！”
六月的夜晚來得很遲，黃昏的斜陽下，我回首再望一眼我們住房的陽臺。陽臺上，我專門請人做的晾衣架。還有打通兩個陽臺之間的拱形門洞。都是我的得意設計。陽臺上，還沒來得及種上一點我希望有的綠色植物；陽臺上，還放著一位朋友，彭培根教授，特地送來的防火索；室內放下的落地窗簾隱約可見。
PerryLink替我拉開車門，再一次催我上車。一向行動急促的我，還在發愣，我好像預感到什麼，又回頭看看我的家，才低頭進入車裏。車座的布罩上，點點血跡；司機座邊，另有一人。司機急忙解釋：“我們不敢一人開車，不知道會撞上什麼。這一夜，我們都在自願免費冒險拉學生，你看這布罩上的血……，唉，太慘了！學生們真是可憐！……”
我告別了多年來盼望的、唯一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也許是我告別了某種更深層的東西，告別了某種思想模式，告別了某種價值觀念，告別了某種心理狀態；這也要求我尋找一種新的平衡，要求我開始走生命的又一章。這需要勇氣。
勇氣是有的，因為我還有勵之，還有克兒，還有哲兒，還有伸出援手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