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停刊告讀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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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2日訊】 《民間》, 她將含笑死去

最近 , 一些讀者紛紛打電話給我問詢 ,《民間》夏刊 , 秋刊為何遲遲未有見到。因此我想有告於讀者諸君。

《民間》已中彈,儘管我們死死摀住她胸部的傷口,但血跡在白衣上靜靜擴大,儘管《民間》一向以溫和,柔弱的風格致力於公民社會建設。我們也不得不誠言如下:

2007年7月6日上午,當《民間》夏季刊剛剛運到中山大學公民與發展中心,志願者正準備打包與郵寄時 ,廣州市新聞出版局的文化稽查大隊吳鵬等三人就衝進中心,出示了廣州市出版物鑑定委員會蓋章的文件,上面說明《民間.春季刊》因為無出版單位,無出版刊號,因此是非法出版物。隨後將5036本《民間》夏季刊都搬走封存。同時責令我們停止出版《民間》。

這件事應該是早已計劃,同時文件也早已做好。恰在這兩天,已辦了十三年的《中國發展簡報》也被查封。

數日後,公民社會中心主任朱健剛副教授被令協助調查 ,發現執法人員稱: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上面讓干的.我們壓力也很大,上面還要求我們移交公安 ,因為你們印數巨大。

朱教授忍辱負重,據理力爭,爭取民間最後的生存希望。 此後已三十多天,遲遲沒有結果出來。他們還說可以不交公安,條件是你們不辦民間。

他們稱根據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第五十五條:「未經批准 ,擅自設立出版物的出版……予以取締,……並處違法經營額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查封民間並給與三萬元罰款。民間律師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一,民間是經過學校各部門批准,屬合法的學術資料,這樣的內部學術讀物各高校大量存在。二民間是公益讀物,完全沒有經營行為與收入,沒有罰款依據。三民間內容健康,移風易俗,沒有絲毫官方認為的黃色與反動內容。

執法大隊不聽我們申訴,沒有做任何改正。

在停止出版後,民間電子版在網上開始出現。這時( 8月20日)網絡警察們又出現在我們辦公室,要求我們停止民間電子版的製作,我們反問,非法出版物是禁止出版並沒有禁止網絡傳播,何況我們的內容完全合法。警察置之不理。此時此景,一句成語浮在同事們心頭:「防民(間)甚於防寇」。木棉花開網上論壇的管理者彭微風僅因介紹民間夏刊的內容而被令到網警處協助調查,被認為「涉嫌宣傳非法出版物。」 木棉論壇因此關閉。

隨後各種轉載民間內容的博客被關閉,甚至美國的服務商通知我們中止服務器。民間網站被屏蔽。

甚至,我們在浦東市民中心放映根據民間報導拍攝的《鄉村教師》,放映前一天被通知停電。此後二次更換場地都被以各種奇怪理由拒絕。

用這種手段對付一本小讀物,真是聞所未聞。

儘管如此,我們用盡了所有的可能來爭取民間各種形式的生存,也得到了眾多朋友的支持,這一切並非出於抗爭,而是遵循我們信奉的公民社會原則:公民社會是守法的,但不是遵命的。我們守國家法律,但不能服從各種「命令」,公民社會才是獨立的。

直到今天,對民間的正式處罰決定仍未做出 ,但我們已不抱任何幻想,做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之所以在二個月保持完全沉默,一是作為守法公民 ,在協助調查期間,我們相信濁者自濁,清者自清,在無明確結論作出前給執法部門一個信任的合作環境。二中外媒體當時有報導關注,我們是做事的人,無意藉機炒作。今,波瀾不興,故可從容言之。

出生緣起

李慎之先生說:如果有下一輩子,我想做一個終生的公民教員。中山大學公民社會中心的同仁們想在這輩子就實現李老未盡的理想。〈〈民間〉〉的中心詞是「行動改變生存」我們講述的中國民間互相援助的公益故事。

〈〈民間〉〉創辦有的是樸素的念頭,創辦者之一某位老師講起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發現美國房東老太太竟是十多個民間組織的成員,光是讀書會,合唱會就是好幾個,梁老師說甚麼時候中國老百姓有這麼發達的民間公共生活就好了。她關注中國人的民間自組織能力。而我則是因為在採訪了三百多個拆遷戶後,終於對那些人們將希望放在政府與老爺身上深深厭倦了,創刊詞的一句話代表了我的心聲——「多少年來,人們仰望蒼天,卻忘記了互相凝視。 」

說一千道一萬,也許「公民啟蒙」四字足矣。

公民教員,拿甚麼來教呢,我們想到用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民間》的風格是直率,坦誠。有一說一。是一本帶著體溫與心跳的刊物。二年來,民間的記者風餐露宿,有時採訪回來是一身的跳蚤與 「紅包」,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帶回了民間最鮮活的故事。

我們只是普通的讀書人,有些書生氣,為了這本刊物,我們只知下死力,干笨活,一位我尊敬的編輯編刊把眼睛弄老花了,一位女記者帶回了二十八個跳蚤送的紅包,我得了嚴重視疲勞,至今無法恢復。
第一年,我們在家辦公。先後有二百多個志願者承擔了民間的包裝郵寄工作。民間故事有很多,不一一敘述了。民間是中國第一份以公民社會為理想,反映中國草根行動者的公益讀物。他持完全獨立的民間立場。內容涉及環保,維權,扶貧,鄉建,等各個領域。也許是切實的評介。

理由

《民間》之所以未申請刊號,一是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出版現狀中,刊號被控制在所有被政府任命認定的出版機構中,私人不得出版任何報刊,連公民社會中心這樣的學術機構也無權有刊號,因此本應當自由取用的刊號已變成一種資源,在市場上月刊刊號其實是可以達到一年二十多萬的價格。《民間》本來就是致力於推廣公益行動的公益資料,無意於市場盈利,也就不想花這個冤枉錢。更重要的是刊號隨之而來的主管單位,新聞審查。民間也無意自縛手腳。

因此〈〈民間〉〉確定以內部資料的方式通過郵寄給需要的學術機構與個人。因為〈〈民間〉〉以傳播公益為導向,只要是公益系統,對公益有興趣的個人與團體都可以成為民間讀者,民間是免費贈閱,我們沒有任何營利活動也沒有任何公開發行的活動。
  
所以民間是兼內部資料與通訊性質的非盈利的公益讀物。而中山大學公民社會中心是國家批准與北大公民社會中心前後成立的合法國家二級學術研究機構,並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合辦,以研究公民社會 ,公益事業管理推廣公民教育為已任。《民間》的成立經過中山大學與外事辦的批准,密密麻麻二十多個公章。一下子被說成:「非法出版物」我們真是有點糊塗了。
  
我們也未申請內部准印證,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准印是對出版自由的諷刺,而且審批複雜,目前大多數內部資料已不再理睬這種內部准印證。
  
目前以種方式運作的嚴肅的學術資料在大學系統是大量存在的。在NGO中這樣的通訊也是大量存在的。包括目前被同時查封的《中國發展簡報》,她存在了十三年。

目前中國沒有《新聞法》與《出版法》。

僅有的相關的文件是2002年 2月1日施行的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中,包括國家新聞出版署 1991年認定查禁非法出版物的若干問題的通知 ,均未對《民間》這樣性質的內部資料做任何規定與限制,所有的條款均是對公開發行的出版物,營利的出版物做出的。

《民間》是非盈利,不公開發行,僅以郵寄形式寄給系統內需要的人士的內部學術資料。

在我們查閱的資料中,和執法人員出示的依據中,僅有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在內部的規定與通知中,關於確定非法出版物中有一條「 非出版單位未經出版行政機關批准編印、翻錄供內部使用的圖書、報刊、音像帶等。」但不知法律依據何在?

如果這一條確認。

也就是說,中國各個 NGO大量存在的各種組織內刊,以及贈閱的資料均是非法出版物,未經他們的層層批准,NGO無法用印刷文字宣傳自己的理念與從事的公益活動。

中國民間朋友之間,同好之間用於交換與朋友間欣賞的小冊子以及我們稱之為民刊的各種詩集刊,各種同仁讀物,只要是印出來的就是非法出版物。

擴延之,各企業的企業內刊, 宣傳資料,產品介紹,以小冊子模樣出現的,學校老師自行印刷的講義是不是也是非法出版物呢?

內部使用固然不許,外部使用就更不行了。因此照此邏輯,中國所有印刷的文字都須出版行政機構批准。這不僅是違反憲法出版自由條款,而且是荒唐的。

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在出版自由與不自由中間沒有休息的地方。原話是:「你從極端的自主走到極端的屈從,而在如此漫長的途中,連一個可供歇一歇的站腳處都沒有遇到。」

因此,我們認為,要麼給與出版物完全正當的自由,否則沒有自由可言。

我們認為,應當制定明確的《新聞法》與《出版法》。否則,地方與下級主管部門,完全可以用可緊可松的各種規定來壓制新聞與出版自由。松時,賣買書號,嚴時,連像民間這樣嚴肅的學術公益內部資料也在打擊之列,甚至照此類推,各種印刷的紙張未經出版行政機關批准的都可算成非法出版物,這樣新聞出版甚至印刷自由不成了有關機構玩弄於股掌的兒戲。

所以他們進犯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時沒有任何法律的武器,而同時民間人士在抵抗這種侵犯時也沒有法律授與的武器。這種混戰,不忍目睹。

《民間》遭遇的是另一場完全沒有法制精神可言的「精神嚴打」 運動。

這種嚴打,已從黃色反對刊物進展到像《中國發展簡報》《民間》等嚴肅的社會調查性內部資料。即使他們有正規的學術機構與NGO團體主辦。他們正在用管理菜市場的方法管理文化界 ,用粗暴對小商販的方法對待教授與博士們 ,干涉學術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不僅像我們這些公民教育無從談起,而且連與主流價值觀不同,但可能是社會進步萌芽的各種思想都會被掐滅,同質化的社會死氣沉沉。

在這裡,我僅以個人名義對《中國發展簡報》致以深切的同情 ,未經批准的社會調查竟然成為罪名,是何其荒唐!十三年來《中國發展簡報》以客觀 ,公允的研究報導呈現給世界中國健康成長的一面 ,最後竟被如此槍斃,即使從查禁者的角度來看,我不想用「愚蠢」這個詞而用「不智慧」來形容這次舉動,失去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可以團結的力量。

NGO 與社會領域自然是民間與社會的事情,任何一個開明政府都會歡迎 NGO與志願團體來幫助弱勢群體,緩解社會矛盾。而目前我們政府中的保守勢力卻對NGO處處提防,令人啼笑皆非,政府與NGO相遇,本應當是一曲相見恨晚的《喜相逢》現在卻演成了摸黑砍刀的《三岔口》,禁止 NGO與公民社會發聲,何至於此!

讀者也許認為我誇張了,那麼我就講講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是綠根力量的執行理事,我們從事 NGO能力建設的培訓與支持。在去年公民社會中心開了一個工作坊,在網上做了通告,安字頭的網絡警察宣稱——目前成立了一個反動組織叫「工作坊」,美國人支持的,做為重大敵情通報,經過多方解釋才自認是假情報。隨後此部門(安字頭)又稱我有一個親妹夫是搞民運,美國常寄錢來。我又向他們解釋,我是獨生子。所謂的妹妹是同姓的朋友,她的母親在美國做鐘點工寄每月寄錢回家貼補家用。去年此部門又傳出我將在上海峰會議期間與高智晟律師聯合全國維權人士搞簽名抗議,甚至具體到在交大後門口的某酒巴碰頭,說得有鼻子有眼,我又解釋,絕無此事,我根本不認識高先生,這地址是我們做民眾戲劇的地點。這是不是天方夜譚?這個部門一定要將綠根力量做成一個邀功請賞的案例,不惜造謠中傷,並把《民間》說成是綠根辦的,所有稿子都是境外基金樂施會指使,審閱。——他們完全不瞭解 NGO的運作近乎於無知。於是查封民間成了他們的大功勞,成了多年追蹤綠根沒有收穫的補償。對於這些妄想狂又有何可說的,如果這個政府部門如此搞情報, NGO不知道又有多少冤假錯案!由於失去工作的正常環境,目前我們被迫解散綠根力量。

做為公民我不得不抗議這些部門的辦事者濫用納稅人的錢搞假情報,這些人不知會想像出多少美國人支持的「反動組織」啊。

可是關鍵的是,對於這個神秘部門,我們不知如何投訴,也許在這裡我只能寄語新上任的國安部部長,既然你是研究美國問題專家:一,你們的 NGO管理策略是錯誤的。《民間》所報導,我所接觸的NGO不下百個,他們完全是善良守法的公民,並沒有任何政治企圖,更談不上甚麼海外反華勢力的黑手。例如樂施會則是廣大香港市民為籌款主體的基金,我所認識的樂施會項目官員都是深入農村的扶貧工作者。二,管束你的手下,不要胡亂辦案。

政府與社會是兩個領域,在社會這個領域就應當讓純粹的民間組織來運作,愷撒的歸愷撒,社會的歸社會,現在政府不僅壟斷了大部份慈善募款資源,而且對 NGO胡亂猜疑,宴陽初建設學院被迫關閉就是一例。政府不僅不應當承擔社會職責,而且也不應當控制社會的自然發展,目前中國處於重建社會的階段。

我一直在思索為甚麼會出現這種誤解。除了這些部門素質不高外,更深的原因是我們中國人的心理,經濟學中有一個陰謀理論,為何這些部門會想像出 NGO在搞政治活動,是因為中國人潛意識迷信權力,從古至今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都把良政寄希望於政府,都矚目於高層政治的權力,因此少有人做公眾啟蒙,改造社會的工作。於是這些部門就在設想:「你們這些傢伙,不為名,不利,埋頭苦幹究竟為了甚麼,莫非為了奪取政治權利。」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不為別的,就為了中國人的一點骨氣,我們做的是泥土的工作,我們並不迷信政治權力,固然民主政治是各階層心知肚明的大趨勢,但我們從事的並不是政治工作,而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否則即使有民主政治也是畸形,我們願意一輩子默默無聞做公民教員,我們要成就的事業是宴陽初,梁漱溟的事業,如果沒有民間查封事件,我們願永遠沉默。

在中國,最難的是甚麼?是做好事。未曾想一份報導公益的讀物也被叫停。噫吁乎怪哉 ,做好事之難,難於上青天.!十七大胡錦濤報告中提到要大力搞公民教育,而唯一的一本以公民教育為己任的《民間》卻被查封,這讓我們相信誰?

昏迷中的《民間》她將含笑死去,因為是她自己選擇了這種出版方式,來突破新聞限制,實現民間立場,她願意用死來提醒大家,我們離新聞與出版自由還有多遠。子彈離你有多遠。

警鐘應當被敲響,刊號在所有有新聞出版自由的國家僅僅做為備案而存在,而中國卻成為新聞控制與審查的武器,甚至連內部准印證也需要層層審批,同樣要被批准的,還有網絡報刊,電子刊物,甚至家庭與賓館裝衛星電視……中國人信息自由的任何角落都有政府之眼。

在晚清的大清律上,規定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或坐牢的人,每個成年公民均可私人辦報。如今我們私人辦報的夢想仍未實現。

中國即將主辦的奧運會也許在證明中國人身體上更強更壯了,可是《民間》的死亡卻在提醒我們,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卻被限制在人為的兒童樂園中,市場上流傳的是平庸,物質化的消費讀物,而一些以天下為已任的新聞讀物卻屢屢被打壓,換血。

我們恪守良心上所有的律條,但如因此違反了人世的條規,我們願意付出代價。如需坐牢,我願前往,當負全責,因為我是此刊創辦者與主導者。
  
我是《民間》的執行主編 , 我願與同事一起承擔自己的所有責任包括法律上的。但我更是一名自由的記者,如果說當年我辭去南方週末的記者之職時,還有許多憤怒,包括對現行新聞管制的氣惱,現在我卻沒有一絲怒火,有的,只有深深的憐憫,憐憫《民間》,眾多民間人士的心血毀去,民間以她柔弱與奉獻的心建設公民社會,卻被官方宣佈為「公民之敵——非法出版物 」。我更憐憫那些幕後的屠殺者,他們是何等恐懼,恐懼讓民間發出一點光與熱,一點點聲音會帶來的「嚴重後果」。的確,今年是民間發展壯大的一年,我們的讀者已遍及全國,越來越得到各界的認同,被查封的一期我們報導的又是全國的土地維權行動,我想這也是某些「老朋友」恐懼的原因吧。二年,他們完全清楚民間的一舉一動,卻沒有查封,我感謝他們的「寬容」,生活在恐懼中的人是我們的同類,他們是何等的不幸,相反,民間短短的二年半,民間的同仁在《民間》享受的是信任,愉悅,與勞動的快樂。他們結束了我們的快樂,但民間同仁卻仍然希望他們能快樂——擺脫長期的專制帶給他們的心理定勢。

告別與感謝

我曾和一位與我打交道的警察這麼說過,記者被說成無冕之王,其實記者一點權力都沒有,記者所有的權力是來自於真實的力量,他沒有比任何人更高的道德優勢,他不是法官來判斷誰對誰錯,他只是把真實的困境與情況擺在大家面前,讓大家思索。因此記者不是任何人的敵人,他的力量只來自於真實的反映。

民間也無意成為任何一方的敵人,也無意成為任何意識形態的敵人,就像我們被查封的夏刊中編者的話所說,民間信奉章太炎先生奉告記者的一句話: 「諸君,不務諂媚,不造誇詞,正色端容,存天下之直道」。

在我的個人申明中 ,我也希望不是去譴責一些人 ,那些查封民間的工作人員,他們最常說的是我們也沒辦法,這是上面讓干的,我們只是職務行為。我希望,他們真的不需要有甚麼負罪感,只是想讓他們明白,所有的藉口都是合理的藉口,但這藉口之上總有一個良知的個人。

我也並不認為那些查封者就是錯的,我們就是對的,只是想讓大家來思考新聞出版自由的困境。

我們並不認為自己就是終極真理的掌握者,我們有可能是錯的,我也不認為我們的事業就是神聖的,相反是普通的日常的。我們也歡迎任何意見的交流與批評,但我們絕不認同用查封,威脅,特務的方法來阻止人們發聲。 清人唐甄在《潛書》中言「直言者,國之良藥;直言之臣,國之良臣也。」民間夏刊中只有一小部份批評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不良舉動,我們出發點是拳拳愛國之心。

「民間有理,愛國無罪。」

我們努力理解反對者,也理解反對者的不理解,我們的反對者能寬容去思索民間這樣立場的聲音還需時日,民間職責非戰鬥。

「 菩薩畏因,凡夫畏果」,我們不是菩薩,但我們明白自己做的是一件正正當當的事,所以結果並非我們所畏懼。譽我者 ,我不對之沾沾自喜,毀我者,我不會因此而不自珍自重。

對一切人士,我們以溫良恭儉讓待之。患難的中國已有千年,轉型如此艱難,一切仁人志士對此都應當有足夠的耐心,在其中各種張力不可避免,這是一場大的戰爭,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張力中,處於保守勢力的政府宣傳等部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有機組成部份,保守重在守成也是可貴的品質 ,但如果不能與時代相稱,未免召至譏評 ,(蛇口工業區創辦人袁庚言中國還需開發的最大的生產力是腦礦,如果有開明的信息環境,中國的進步遠超過目前僅靠房地產的虛熱 )進步人士應不斷促成對話與督促。畢竟,我們要戰勝的不是那些部門,那些官員,而是人心的荒涼:自私,偏狹,獨立人格的喪失,人與人的不平等,不信任,冷漠,麻木,愛的缺失,這才是新聞封鎖的根源。

民間為愛而生,因此她的死去也不會留下仇恨。那些民間的讀者啊,我希望你們能把一絲苦澀與氣憤化成自己未來工作中的一點努力,本來民間就是為了克服我們自己的無力感而創辦。多年來,這個國家的理想主義者們終於發現首先克服的當是我們心中的長期以來失敗帶來的虛無感。「腳踏實地,做不可能之事。」通過民間,我們同仁也在療傷。民間治好了我的內心的傷 ,也給讀者帶來一些溫暖,這就夠了。

短短二年半的努力,我們達到了中國罕見的獨立媒體所有的條件,我們沒有覺得虛幻,也不希望民間的死亡帶給熱愛民間的讀者破滅與虛妄的感受,因為希望在我們心中。這也是死去的《民間》微笑的原因。

民間完成了她自己的承諾為草根生,為草根死,永遠屬於草根,我們受到各種壓力時,沒有任何動搖,民間是清白的。

而為民間工作的二百多志願者,當你們得知你們曾為一本非法出版物做志願者時,我希望你們不要覺得這是一種污辱。原諒他們,當你們在鄉村,在工廠繼續自己的志願工作時,我們會繼續為你們微笑加油。

我也感謝公民社會中心的同仁們在這次緊急事件中表現的冷靜與理智,未來公民社會的理想在我們身上。你們是最棒的。 以陳獨秀的二句話贈別同仁,以明心志也:「行無愧怍心常坦,身受艱難氣若虹。」

有一種力量在柔弱中生長。

至於我自己。二年半,我有六位老師,因為眾多周知的原因,恕我隱去他們名姓。我們有爭論,有火氣,但我們也學會了民主與協商,我認為這是民間最棒的地方,我們實現了公民社會需要的寬容與團結。民間最精彩之處往往來自眾人的智慧,我只是一個學生與整合者。而一些錯誤,多是我的不細心與固執。

在讀者見面會上,有讀者問,《民間》會不會一直辦下去,成為百年老店,我笑了,這可承諾不起,我說:「也許十年以後沒有民間,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我一直會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好了,讓我們微笑吧。

《民間》主編 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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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說明 :1.我已辭去綠根力量與公民社會中心所有管理職務 ,我的所為與兩個機構毫無關係。各位以前的親愛同事,別忘了嗯嗯啊。

2.想收回對民間捐助的讀者可與公民社會中心聯繫,他們會退回你的捐助,如不願收回,我們會將捐助轉用至公益事業。

3.紙面民間已停刊,但電子版民間仍會以各種方式存在下去,請讀者關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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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民間創刊詞與最後一期民間編者的話。大致從中可理解我們是本甚麼讀物 ,有興趣的朋友可一讀 .

行動改變生存

多少年來,我們仰望蒼天,卻忘記了互相凝視。

多少年來,太多慷慨的陳詞,卻忘記了大地本身可以孕育的力量。

多少年來,我們沉迷於一個個孤立的物質慾望中,卻忘了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有著共同的命運。生命相連。

多少年了,多少靈魂一直在醉生夢死中歡娛,在悶聲大發財中沉淪。一種無力的感覺像毒蛇纏繞在人們心頭。

也曾同樣感到無力。

不同的是我們看到了許多默默無聞的民間脊樑,中國並不缺埋頭苦幹的人。那個選擇做民間鄉村教師的北大學子,領著學生創業,在荒地上建學校,晚上敲打臉盆驅趕蛇,才能入睡。……那個艾滋村民在死亡籠罩著他的村莊與家庭時,選擇用筆記下一切,將真相傳遞。……還有那個與我們一起支起受傷的腰,為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奔波的歸國老人。我們還看到了,在公共生活中,人們享受著樂趣,那個自己在動手蓋鄉村校舍的年輕人,在泥中是開心的。用唐伯虎點秋香來拍賣的小伙子們是很爽的。那個創辦多背一公斤的朋友安豬認為人是自私的,同時在力所能及時,是可以做一些有意義又有趣的事。

當身邊的朋友更多談房子,車子時,或者有想法的朋友更感絕望時,我們卻感到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儘管這個萌芽這麼微小,民間是可以相互幫助的,我們也許改變不了甚麼,卻可以改變身邊的環境,改變身邊的人,

盧躍剛說過一句話,民族精神並不是數量的疊加,有時更像酒,有時一個人的精神可以讓一個團體發生變化,顧準是這樣, 林昭是這樣,我們也可以這樣。

一位做公益事業的朋友這樣說道,已經五年了,我只顧自己埋頭做事,卻沒有碰到同樣的理想主義者,有時太缺少交流了。是的,因為沒有公共空間。我們被孤獨感包圍。現在,我們知道想做事了,卻不知道怎麼做。我們不知道如何爭論,如何批評,更不知道民主的合作是怎麼進行的。有時我們只會紛爭,不會妥協,不會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有時我們在複製我們反對的東西。飛翔的理想主義者永遠是失敗的。只有腳踏實地,才能做不可能的事。

也許這就是我們辦《民間》的動因吧。希望這是一本帶著體溫與心跳的讀物,關心普通人命運的通訊。沉默的大多數可以商量的地方。

不想空談,行動改變生存。

《民間》記錄在公共空間中改變社會的公益行動者的故事。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公共生活空間相當窄小,計劃經濟時代,一個個人局限在單位生活中,除了私人空間,很少有民間自發共組的行動。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政府從全能政府變成有限責任的政府,民間獲得了一定的公共空間,但是人們仍處於一個個互不相連的原子狀態,而無法分擔社會應當承擔的公共責任——建設社區,扶助貧弱。同時,政府負擔了過多的責任。我們相信,擁有健全的公共生活,各自人群權益制衡,有機互助,和諧社會才可期待。我們引入世界公共生活的開闊視野,正是為了重建中國人的公共生活。

《民間》記錄中國公共生活建設中的經驗與困境。

在我們的心中,未來的中國人是有力而剛強,自主而獨立,充滿善意,互相尊重,生命如歌。

孩子出生了,父母總有祝福,在《民間》出生的這一天,祝福她永遠屬於草根。

路很長,現在就出發。

民間通訊想永遠無聲地工作,和建設和諧社會的底層行動者在一起。

來年春天更多自由的鳥群更多幸福的農夫。

《 民間》全體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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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封的 2007年《民間》夏刊

編者的話

人人想走上坡路

如果再聽不見土地上傳來的哭聲與喊聲,我們的耳朵是不真實的。馬克思說「我不能將脊背留給苦難。」這一期,民間有所擔當。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維權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公共事件,而用土地解決公共財政開支則是實行分稅制後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法寶,大批農民失地後陷入困境,土地問題成了上訪與群體事件的首位原因。土地上流了血,土地讓人困惑。

《龍泉土地鬥爭全記錄》《周至有一個非常黨小組》展示了土地問題的困境,兩個故事站在矛盾最前沿。土地已讓人們無路可退。

採訪回來的記者耳邊充滿著人們的哭訴與不滿,然而偏偏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農民一句普普通通的話:「這個時代,人人都想走向上的路,為甚麼讓我們走下坡路?」

這句話提醒我們,也許土地中有苦重的聲音,有激奮的心,有傷害,也有苦難。

但土地問題決不是苦難的問題,苦難,往往讓人們失去冷靜,苦難,讓人們想到仇恨。土地問題並非一個無解的問題,土地也不是一個一方就只能剝奪另一方的問題。答案是人人都可以走上坡路。長期的和平,勞動的結果,帶來城市化與發展,這種發展是可以共享的。土地因開發而增值的部份,顯然全部歸於農民,不對,全部歸於政府,也不對。這裡面有一個合適的分配比例,其實在國際上已經有非常成熟的經驗,叫 「開發利益的公共還原」。而我們沒有,只有征地的簡單方案。正如民政部救災司王司長稱:「中國的許多問題根源是技術的貧乏,而為了掩蓋這種技術的貧乏,而常常將問題上升到政治與倫理的高度。」

的確如此,土地問題完全可以用制度來解決,因為我們公共智慧的缺失,政府容易犯的毛病是政治化,動不動就將失地農民指為暴力抗法,而農民容易犯的問題是倫理化,指責官員昧良心,沒有好人。這都是不客觀與不理智的。

同樣,雖然民間報告的兩個土地問題都是在中央政府干預下得以解決,也許會引導出在土地問題上,是不是應當走向中央加強權力?陳健民先生則一針見血在「公民課堂」專欄中指出,中央放權是中國改革大趨勢,問題是放權放到一半,放到了地方政府,沒有放到民眾,所以民眾無法監督,無法捍衛自已的權利,這指出土地問題的要害。雖說土地國有,但五級政府在分享支配權,處置權,收益分配權。固然中央在土地問題上應加強監管力度,但如果民眾沒有拆遷,土地上的發言權,沒有土地的真正權利。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澤國試驗:拆遷,讓人民決定》也許可以讓我們增進些智慧。

— 千年來,這塊土地流的血夠多了,我們必須走出苦難的怪圈,完成社會創新。民間請四位專家來會診土地問題。

一個《民間》的平台,應能讓學者,政府,民間組織,公眾和平對話,用創新打通社會的任督二脈。

《民間》願擔當,《民間》更願將土地問題真實地還原為一個公共生活的問題,既是生活,就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般,免不了吵吵鬧鬧,有時會揮揮拳頭,但是再沒有敵我,再不是你死我活。

民間的熱鬧與活力不在於此嗎?

楊勇,一個探險家,民間記者卻稱他海盜船長。《楊勇,不可能的旅程》帶給你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真實記錄,更帶來一個野性的自由人風采。

我們在街上常見可憐的小商販的遭遇,《不屈的小商販》則是別樣的風采,一群市民為了取消不合理待遇的維權。

一批國際志願者跑到中國為窮人蓋房子。泰國的安全套餐廳。 —— 世界真奇妙。

《東南亞貧民窟見聞》則帶我們走進那些貧困而自尊的人們。

有這樣一個默默的人,卻是中國NGO的實干者與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一期,我們講述邱建生的故事。

新增欄目 「 民間記憶」 發表《我是怎麼打人的》,一段不應忘記的故事。

讀者說民間是社會的第三隻眼睛,這更讓編輯部反思民間是甚麼,想來想去卻想出民間幾個不是甚麼。

《民間》不是西方的調查新聞雜誌,在美國,調查記者被羅斯福總統稱為扒糞記者,因為他們忠實深入地揭開社會的黑暗與不足,從而促進社會變革,這一期《民間》在邊緣與底層中發表的《死於不明肺癌》也許可以稱為一篇出色的扒糞報導,記者通過調查指出,我們的職業病制度有嚴重漏洞,漏在何處,請看原文。但民間無志於成為新聞扒糞刊物,他的志向更高遠。它著眼於啟迪民眾的公民意識覺醒。

《民間》 不是同仁刊物,他不願屬於任何一個小圈子,他有天下的懷抱,他是獨立的,信奉章太炎先生勉勵記者的話:「諸君,不務諂媚,不造誇詞,正色端容,存天下之直道」。

《民間》不是戰士。戰士勇敢無畏。《民間》則畏懼每個人潛在的良知,因此更願意放低嗓門與每一個人輕輕商議。戰士被仇恨推動,《民間》的源頭則是愛。她的編輯記者都有自己清貧然而幸福的生活,更願天下分享此種幸福。民間願以平易與坦誠,促成政府與民眾過上同樣幸福之公共生活。

——轉載自《六四天網》(//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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