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2日訊】郭泉：民主先聲4：和平時代，腐敗就是人民最大的敵人

近6年中，中國因腐敗問題倒下的官員是“三大戰役”的總和。

如果以受到紀律處分為受傷，以開除黨籍結束政治生命為死亡作比較，情況如下：

死亡：三大戰役中，我軍陣亡46993人，5年來在腐敗中倒下的人數(開除黨籍)137711人，是三大戰役的近3倍；

受傷：三大戰役中，我軍受傷人數為183624人，而在5年中因腐敗受傷(紀律處分)的人為708439人，是三大戰役的近4倍；

將領傷亡：在反腐敗中倒下的大小官員基本上都是被開除黨籍追究刑事責任的，相當於三大戰役中的陣亡——

縣(處)級幹部28996人，人數相當於師長陣亡；

省(部)級幹部98人，人數相當於軍長陣亡。

而政治局委員陳希同、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克傑、國土資源部長田鳳山等，則相當於總前委陣亡。
損耗：三大戰役中，我軍損耗火炮1108門，槍24825支，子彈9488萬發，炸藥168972斤。所有這些加起來，抵不上一個廈門案造成的損失。

戰略：淮海戰役中的民工支前是戰鬥中最動人心弦的一幕。到戰役的第三階段，參戰兵力與支前民工的比例更是高達1：9。

而現在，雖然老百姓對腐敗現象咬牙切齒，但是也限舉報揭發。

郭泉：民主先聲5：兩黨理論不是西方的專利，其理論基礎是陰陽學說

現在有一種說法，兩黨理論是西方的東西，而中國一直是有中國國情的，不適用西方的兩黨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權專制才符合中國國情，才是應該受到中國人民頂禮膜拜的唯一統治制度。

就統治而言，一黨只溝通一部分公眾，它除了槍炮外，又沒有其餘足夠的管道，這樣最終的結果是，執政黨溝通不了全部的公眾，其他黨派又由於是友黨或投票舉手黨而沒有實際存在意義，這樣就造成了公眾和執政黨的諸多對立，中間許多公權溝通不起來，沒有足夠繁榮的利益溝通機制。

於是，西方一些國家認為如果有執政黨（規定年限執政），同時還有一個或多個等待被選舉執政的在野黨，就能比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兩黨輪流執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黨的監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會動盪，杜絕了以戰爭形式進行政權更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

雖然，這個美麗的計畫，是由西方人最先實施起來的，但是，這個美麗的計畫卻是我們中國文化奠基的。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理論。有陽有陰、“陰陽交相勝”、陰陽才能達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執政黨而沒有在野黨的情況，就是只有陽的國度。

可惜的是，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偉大的思想，立即被強大的專制集權界定為異端思想。從此，中國只有執政黨，沒有在野黨。從此，政權更迭只有靠武裝顛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現在，我們不能因為“千百年來秦政而已”，就認為兩黨（陰陽）思想是外來的、西方的思想。我們更不能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理論在西方生根發芽開花結出豐碩的果實，就拒絕認為西方兩黨民主思想奠基於我們中國。

兩黨（陰陽）理論，不僅是西方的，也是東方的。它屬於人類最優秀的文化遺產。

郭泉：民主先聲6：偉大中國的堅挺，不能指望一群陽痿病患的“理性”

1945年二戰結束,在戰後的英國出現了帶有強烈反抗情緒的作家流派，他們自稱“憤怒的青年”。“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會下層,畢業于普通大學而不是牛津、劍橋之類的名校。他們同情下層人民，直言不諱地抨擊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道德倫理和階級偏見，蔑視英國的現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的偽善與平庸。他們有的還以自己的下層階級生活方式為榮，向中產階級的妄自尊大與裝腔作勢提出挑戰。他們的出現反映了青年一代對戰後現實的不滿和撻伐,他們以其正義性的英勇鬥爭激勵著全世界青年。

1985年8月15號（8月15號是日本戰敗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級戰犯供奉到靖國神社以後，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從這一天起，中國也出現了“憤怒的青年”。隨著日本首相多次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有關部門篡改教科書，以及有關釣魚島和東海紛爭的鬧劇愈演愈烈，中國“憤怒的青年”和“憤青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

很顯然，英國的憤青針對的是本國政府，而中國的憤青針對的卻是日本政府。造成這一切的，不是別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國的憤怒的青年，是憤怒的、愛國的、有民族正義感的青年。

但是，伴隨著“中國憤青派”的出現，另一種聲音以及他們的派別也甚囂塵上。這一種聲音和派別就是“過度理性派”，當然，他們自稱為“理性中國派”。他們認為不應該糾纏於中日間過去的雞毛蒜皮的陳年舊帳，要眼望中日友好的巨大利益，他們中一些“傑出的”代表還根據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模式提出了一個中日關係新思維理論，這個新思維認為，如果早在20世紀就建立日本人設計的“大東亞共榮圈”將會給亞洲人民帶來巨大福祗。當然，我們知道這不是什麼新思維，而是二戰期間所有漢奸的舊思維。

我們不否認經濟一體化理論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福利，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福利而對日本政府所做的有害於中國民族情感的事情緘口不言。我們更不能容忍中國的“過度理性派”根據他們的所謂“理性”對愛國青年的攻擊。當然，我們也知道，“過度理性派”的攻擊對“憤怒的青年”是完全無效的，但是我們也不可以低估由於他們佔據了宣傳和理論的有利地形而形成的對社會正氣的巨大的削弱能力。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應對中國的“精神性集體陽痿”的症狀負責。因為在他們的過度理性的影響下，一些被他們的過度理性蒙蔽的中國人開始無視中國的抗日戰爭史而向“中國憤青派”的愛國青年質問諸如“你們為什麼要反日？”這樣完全喪失民族情感的弱智問題。

一個過度理性的人，會被這種過度的理性扼殺了情感。過度理性的人其實是一種超理性型憂鬱症病人，他們永遠只信任自己的理性，他們以“現實”的“個人利益”來考慮一切事物，一旦與現實和個人無關、相互抵觸，他們的反應永遠是“不可行”。這種“超理性型憂鬱症”是導致“精神性集體陽痿”的罪魁禍首。人的情緒必然跟著信念而行，當一個人的生命、理性都在大呼“不必要”和“不可能”時，情緒當然會變得憂鬱沮喪、無力痛苦，“陽痿”也就產生了。當然，陽痿也有完全是生理原因的，但是來源於過度理性的精神性陽痿卻是占絕大多數的。過度的理性，會將來自內在的衝動統統封殺。表現在中日問題上，就是他們認為中國不應該把靖國神社、教科書以及釣魚島問題與中國聯繫起來，因此，如此的過度理性，使得他們再也激動不起來了。每一種生命困境肯定都有出口，但是過度理性的頭腦，將可能的出口都堵死了，因為那種對生命的無力信念是如此強烈，以致集結了強大的憂鬱情緒，將人捲入無底的深淵。

過度理性是無法行動的。這正是“憤怒的青年”對“過度理性派”展開批判的邏輯起點。

“憤怒的青年”認為過度理性造成的無法行動的根源在於，過度理性不能容忍擾動項（perturbation）的存在。因此對於所有可能因為擾動而出現的結果，很容易傾向於拒絕接受，進而以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來看待事物因擾動所發生的過程。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看待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有關部門篡改教科書，以及有關釣魚島和東海紛爭。他們在看到這些事情之後，反而表現得超級適應，過度理性，好像事情是發生在別國而與中國無關一樣。他們之所以過度理性其實是因為他們的自我設限。而當凡事過度訴諸理性就會忽略個人的預感、直覺和理想。

過度理性派的這一切都招致了“憤怒的青年”的猛烈批判。憤青從本質上是從屬於後現代的，因為他們都多少帶有反對“過度理性”的“反現代的意味”。他們強調丟棄過度理性、抽象、冷漠的思維傾向，主張帶有激越的情懷去認知世界。所以，憤青很願意對自己的內心做一個表白，這個表白可能是言語的，也可能是行動的。他們一路咆哮、張揚榮耀；熱情地裸露沸騰的不羈血液，努力衝破城市過度理性的束縛枷鎖，追尋每個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憤怒的青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從邊緣角落躋身中心論述的地位，挑戰過度理性化的組織生活方式和過度理性化的思維範式。

郭泉：民主先聲7：所有中國人都應該思考為什麼中華民族總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山西黑磚窯事件被揭露了，一些類似的黑煤窯事件也不斷被揭露。我們不應當也不會對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說成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現象。這分明是資本主義包含著某些封建主義、奴隸主義原始積累、殘酷剝削、人吃人的悲慘世界的景象。《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宗旨是消滅剝削和解放全人類，而這些事件卻完全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

山西黑磚窯事件，說明在我們國家存在著許多與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的黑暗現象。比如，礦難事件的多年不斷發生，奪去了無數可愛的勞動者的寶貴生命。而那些私營的煤礦主，卻一次就可以拿出從工人身上剝削壓榨出來的數百萬元、數千萬元去購買豪華轎車、豪華住宅。我們有很多日進鬥金的富豪，他們的大企業一年就可增收近億元的財富。假如讓這些事情繼續暢通無阻地發展下去，難道這還是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制度嗎？！又比如，我們很多幾十年來艱苦奮鬥、建設起來的公有制大企業，被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挖走了，賣掉了，甚至白送掉了，變成了美其名曰的民營企業而實際上是私營企業。

原共產黨書記、廠長變成了大資本家，但還當著黨員和書記。這符合《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建黨原則嗎？不用多說，在全國範圍內，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也都是當年靠著億萬勞動人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辛勤勞動、節衣縮食一點一點發展起來的。而現在它們的產權、所有權大都不屬於人民了，變成了私人老闆的財產了。那些在私營企業、作坊、礦山、商店，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們拿著低微的工資卻幹著超常的工作時間的勞動，嚴重透支著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見天日的無償勞動。恐怕不只是這次才暴露的黑磚窯問題，在其他各個地方都不能說沒有這種現象。我們年年“掃黃打非”，但據說全國共有幾百萬、上千萬的婦女因生活困難所迫從事著被殘酷蹂躪肉體的賣淫活動，這造成多少個家庭的父母子女的痛苦生活！難道我們對此就毫無辦法，任其繼續存在下去嗎？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辦得好、經營好的好端端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被毫無道理地拍賣給外國企業集團，讓他們奪走了我們的國內市場，擠壓了我們民族經濟的發展。最近媒體報導，國家允許外資進入我國軍事工業企業參股合資。即使是配套的設備、零件，這也是非常令人不安和應當反對的。沒有有保證的配套怎麼會有可靠的主套成套？任何一種武器裝備，只要有一個零件有問題，就不可能正常運轉，甚至可能自行爆炸、造成惡性事故啊！而且他們還會竊取一些機密，摸清我們的底，蠶食整個軍工生產體系的！我們有多少省市縣的領導對國家財產毫不痛惜，眼睜睜地拱手讓給別人。

在我國目前的GDP中，有多少是國內私有企業做出的，有多少是合資企業和外國獨資企業做出的，又有多少是國有企業做出的呢？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現在我們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還能站得住腳嗎？為什麼國家主管部門包括統計部門，多年不公佈出各種經濟成分比重的數字呢？工人和農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買斷工齡和下崗失業，在農村裏早已出現新的剝削農民的富農和農場主了。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從上到下腐敗之風愈演愈烈，有很多領導幹部腐化墮落，背叛了祖國和人民。以上各類問題與事件的發生與發展，確實讓人驚心動魄，震驚和憤慨。但每一次發生時，只在一個時間段內作為單個的突出事件報導了，而隨後的處理大都是大事化小或不了了之，很少或根本就沒有從源頭上、路線方針上查原因，也很少有相關的主要領導引咎辭職或被撤職查辦。只有一些被揭露出來的嚴重的貪污腐化事件不得不判幾年徒刑，最多判個死緩，極個別的才判死刑。這些幹部過去很多都是不錯的，只是在錯誤思想的潮流中沒有經受住考驗而走上了背叛黨和人民的犯罪道路。

還有很多令人煩惱和深感憂慮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不勝枚舉：如股市存在泡沫，物價上漲，城市到處亂拆工廠、亂拆民房，房地產炒作，房價飆升；還有，肥水快流和廉價出口的政策，導致了低工資、大剝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惡果、苦果。更為嚴重地，有的地方向中央鬧獨立性，不聽招呼，不聽指令。
看來這次黑磚窯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個擺在我們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這就是，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線上發生了嚴重的問題，迷失了正確的方向？！現在，貧富反差之大，已達世界前列。

據世界銀行最近測算，我國基尼係數為0.469，已經超過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過了日本、英國、美國！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我們的改革開放如果導致兩極分化，那就說明我們走上了邪路。邪路，無非就是錯誤、邪惡之路，資本主義之路。改革開放已經這麼多年了，很多問題越發展越嚴重。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錯誤的東西呢？從表面看來，一些城市高樓林立，建起了很多合資或外資企業，也合併和擴大了一些國有企業，但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問題就多了，特別是與前面提到的黑暗問題對照起來，我們該如何回答呢？能說表面上歌舞昇平的現象就是我們要走的康莊大道嗎？對於這種現象，以及某些領導人發表的掩蓋矛盾、脫離實際的講話，外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是竊喜的，他們有的甚至公開加以贊許。而我們的老百姓看到這些負面問題始終不見改變，卻深感痛惜和焦慮，擔心黨、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運，也擔心自己的生活今後無依無靠。

現在真可以說，民憤告急，黨和人民政府嚴重脫離群眾，社會主義岌岌可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