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東方2007年11月9日華盛頓報導) 今天的對比新聞，我們要介紹海內外媒體對一位中國知識份子去世所作的截然不同的報導。

包遵信去世以及追悼會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任何報紙、雜誌、電視、廣播上。北京的街市，依舊是燈紅酒綠，到處呈現出官方媒體所展現出的“和諧盛世”景象。

而這位中國知識份子去世的消息，除中國媒體無動於衷之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廣泛的關注。世界三大通訊社美國的美聯社，英國的路透社和法國的法新社，都從北京向全世界發了電訊，報導了這一事件。美國紐約時報等平面媒體、ABC美國廣播公司等電視網、歐洲的媒體、澳大利亞的媒體、港台媒體等也紛紛進行了報導。

中國警方對死去的包遵信仍然如臨大敵。中國國家安全人員在定於11月3號舉行的包遵信追悼會之前，騷擾了很多追悼會的參加者，警告他們不得參加追悼會。

這位中國知識份子的名字對很多今天的聽眾，特別是年輕聽眾朋友，也許生疏了。他的去世也許在中國大陸不會引起任何波瀾。人們更關心的也許是股市的漲跌，油價房價的飆升。然而，包遵信是甚麼人呢？為甚麼他的去世和他的追悼會，在海內外媒體中引起如此對比強烈的反應？

包遵信1964年文革前夕從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經擔任過《讀書》雜誌副主編和《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

在中國幾十年閉關鎖國之後，中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那個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空前活躍的時期。包遵信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向一代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普及了西方民主人權的理念，這套叢書深受當時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喜愛，改變了當時整整一代青年的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包遵信先生也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新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

可惜的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因胡耀邦的去世、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鎮壓、趙紫陽的被廢黜而中止了腳步。
 
1989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參與了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他反對政府強行在北京實施戒嚴，並且派軍隊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包遵信因此被中共當局指控為六四“黑手”，判刑5年。

包遵信度過了3年半鐵窗生涯，從監獄中被放出來之後，毅然投身中國的民主事業，先後出版過一些關於民主和六四的書籍，並且發起並參與了多起聯名維權的事件。

據報導，包遵信3年前曾患腦栓塞，後來恢復，但是今年10月23日凌晨6點多，在原發病的腦幹部位再次突發大面積腦溢血，經醫院搶救一直處於深度昏迷之中，沒有自主呼吸，沒有血壓，只有心臟還在跳動，生命全靠儀器和藥物維持。10月28日傍晚，包遵信在北京病逝，享年70歲。

路透社報導說， “包遵信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中國的一個著名知識份子，包遵信是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曾經是前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改革派智囊”。

包遵信去世之後，中國警方對北京的一些準備參加包遵信追悼會的持不同政見者進行了騷擾。曾經為包遵信辯護的律師浦志強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無法去參加追悼會。他當時在接受派出所的約談。

浦志強說：“警方並沒有說為甚麼我和其他幾個人不要去。他們只是說這是來自上面的指示。”

不過，浦志強補充說當局可能擔心，有很多敏感的人會出來參加為老包舉行的葬禮。 

美聯社在報導包遵信追悼會的新聞中說，仍然有100多人出席了包遵信的追悼會。一些人在追悼會上發言，回憶了包遵信的一生以及他的政治活動。追悼會是另一位北京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發起的。劉曉波也因為參加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而被監禁。

在北京殯儀館的大廳裡，穿制服的警方人員不多，不過身穿殯儀館制服的一個人對外國電視媒體小組說不要拍攝。他還說，拍電視需要獲得特別的許可。

目前在北京的人權活動人士胡佳說，警方對他和他妻子的監視加強了。遠在離北京1400公里以外的持不同政見人士殷衛紅在溫州對記者說，當地國安部門定期對他進行監視，並且詢問他是否計劃去北京參加包遵信的追悼會。殷衛紅說，他相信如果他去北京，他們肯定會阻止他。

據美國之音記者海濤從香港報導說，另一位北京異議人士江棋生也被警方堵在家門口，不讓他參加包遵信的追悼會。被警方禁止參加追悼會的還有北京的莫少平、劉軍寧、俞梅蓀、浦志強。王力雄、唯色、劉荻、李海、齊智勇、胡佳、賈建英，劉風鋼、張先玲、劉京生、李和平、余世存、陳子明等。他們都無法參加追悼會。在上海，浦東的國家安全部的特工“親切”地陪同李劍虹女士看電影。

美聯社報導說，和很多老一代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一樣，包遵信獲釋之後，繼續從事民權運動。為此，包遵信曾經兩次被當局短暫地拘禁。

1996年，包遵信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被稱為橡皮圖章的中國人大通過決議，讓政府官員公佈他們的財產，從而反對普遍存在貪污腐敗現象。

包遵信批評中國缺乏公開的政治辯論，政府權力沒有分立，沒有獨立的司法來對腐敗現象進行制衡。

包遵信在公開信中說，靠政府官員本身的良好願望和道德情操來打擊腐敗是根本沒有用處的。美聯社報導說，中國政府沒有理睬包遵信的公開信。

目前旅居美國華盛頓的觀察網站主編陳奎德寫文章說，“ 偌大一個國家，沸沸一個『盛世』，洶洶萬千警察，面對一個已然逝去的老病書生，竟然如臨大敵，戰戰兢兢。這與前述表層社會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鮮明對比。它彰顯了包遵信真實的赫然存在：作為一個大寫的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精靈”。

陳奎德認為，擁有國家安全部和眾多秘密警察的龐然大物，“竟然如此懼怕一介書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的瘦小病弱的書生，這無可爭辯地呈現出了包遵信先生在當代中國的沉甸甸的份量”。

陳奎德在紀念包遵信的文章中說：“今天，見滿世界舊雨新知對老包的真情流露，對一個無權無勢的老人而言，絕大多數顯然並非謬托知己，僅此一端，足堪慰籍。加以如此眾多警察也趕來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劉曉波在為包遵信的文集所作的序中，高度讚賞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先驅者。　

劉曉波在文章中說：“在我讀研究生還沒畢業的時候，老包已經是80年代最有影響的《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了。回顧思想解放的80年代，在以呼喚改革開放為主潮的思想啟蒙中，《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現無疑是一個重大的事件。這套叢書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衝擊， 特別是對年輕一代的啟蒙，用『振聾發聵』來形容是決不過分的。”

劉曉波談到了包遵信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雖然涉及到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但是給他印象最深的只有兩個主題：一是引進西方的現代觀念；二是對中國傳統的反省和批判。劉曉波承認，他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對新舊傳統的激進否定，無 疑從《走向未來》叢書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

劉曉波指出，包遵信在六四以後的文字對現存的一黨專制，中共的奪權史和執政史的基本史實，有了更深刻的清理和分析。包遵信在分析中國民主化之所以長期滯阻不前，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共對世界文明一直採取拒斥的方針。所謂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說就是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原則和制度規範”。

劉曉波認為，這段話再明白不過的說明老包所堅守的信念，非但沒有因“六四”悲劇以及他個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變，反而更加堅定和明晰。

現在離開包遵信主編走向未來叢書已經20多年過去了。當劉曉波重新翻開當時很多知識份子必讀的珍藏的《走向未來》叢書，看著當年讀書時劃下的筆跡，再看看那龐大的編委會名單，不勝感慨萬分。長長的名單中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在知識界和文化界呼風喚雨，惟獨主編老包，這個在80年代的中國文化界響噹噹的名字，在八九運動中成為知識界的重要象徵之一的名字，卻於90年代消失了，他變成了被這個制度所不容的異類。

劉曉波說，六四後，包遵信成了一個邊緣人。他沒有工作、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在大陸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經常受到專政機關的非法騷擾等等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在其他人看來的“悲慘”處境，劉曉波認為，對老包本人來說未必就有多麼不幸。

劉曉波分析說：“因為他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一種委曲求全或夾著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卻是作為一個知識人的獨立、尊嚴和良知的持守。在這個腐爛得幾乎沒有任何做人的底線的享樂時代，我為老包慶幸，其處境使他成為極少數拒絕同流合污者之一。”

美聯社向全世界播發的一組包遵信追悼會的照片中，包遵信女兒包瑗致悼詞的照片特別引人注目。包瑗在追悼會的一段話呼應了劉曉波的觀點。包媛說，雖然六四之後包遵信被關押3年多，他出獄之後“無公職、無收入、無醫保”，“基本人權受到壓抑”，但是，包遵信卻在家裏和享受了15年父女天倫之樂。

包媛回憶說，她小時候，包遵信很忙，很少回家。而包遵信出獄後，回到家中的日子，成為最令人難忘的一段時光。包媛說，包遵信出獄後，他很少外出，很少開會，基本沒有公開的社會活動，終於有時間和家人在一起了。

包媛說：“每天晚上，我們都能吃到你做的可口飯菜，你做的紅燒魚很好吃，現在想起還是滿口餘香；晚飯後，您居然還能和我們坐在一起看電視了。特別是作了外公以後，看見哈哈，你的煩惱全消，聲音悅耳，眼神柔和，表情生動，四肢靈活。”

包媛深情地說：“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麼風光，但我最最珍惜的還是你在家裏做爸爸的日子。因為，這樣的日子，是女兒第一次享受，讓女兒感到無比幸福。”

包媛在悼詞中請爸爸原諒她沒有繼承包遵信的事業，也祈求父親原諒她不擅長文字表達。包媛說：“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當然無法表達大海。無論我的表達多麼蒼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對您的愛和懷念，是驚濤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為純潔的藍色！回來吧，回到我的藍色中。女兒：包瑗”

中國著名獨立知識份子余傑在悼念包遵信的一篇長文感歎說：“近年來，老一輩先賢如王若望、王若水、劉賓雁、李慎之、趙紫陽等相繼去世，現在連包老師也突然離開了我們。而統治者依然強悍、依然兇殘，不僅消除了記憶，而且還竄改了歷史，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君臨天下。我們束手無策，我們毫無還手之力。我們被遺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們成了不可接觸的一群。”

余傑說：“18年過去了，轉機依然沒有出現。如果沒有對永生確定的盼望，沒有對公義恆定的信念，我們必將陷入到巨大的虛無與絕望之中。但是，我們沒有被失敗打垮，儘管在我們的一生中不斷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我們依然站立，我們依然風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師生命的終點，必是另一段旅途的開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滿徑、落英繽紛。”

這也是為甚麼另一位著名中國獨立知識份子朱學淵將包遵信稱為“失敗的英雄”的原因。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