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1日訊】凡搞政治的人，很難不說假話、大話和空話。但好的政治家都知道，要盡可能少講假話、大話與空話，因為假話說明你無恥，大話說明你無知，而空話則說明你無能。不管你是否贊同鄧小平的政治主張，他最讓人感到敬佩的，就是敢講真話的政治風格。

國家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敢講真話，那就說明這個國家有希望，如果一個國家充斥著假話、大話和空話，那麼就說明這個國家的政治出了嚴重問題，預示著大的社會災難。

江澤民時代是一個典型的假話時代。假話時代最典型的社會特徵就是指鹿為馬，而“三個代表”就是江澤民指鹿為馬的經典之作。共產黨一日不把這四個字從官方檔和表述中抹掉，中國人就無日不被國際社會所恥笑。

胡錦濤雖然沒有膽量去掉“三個代表”的假話，但他的風格是加大了大話尤其是空話的力度。“和平崛起”和“科學發展”是大話的力作，而“和諧社會”則是空話的巔峰。

說一些大家都願意聽的大話和空話，是不是對說假話的一種進步？是不是能夠對社會有一定的好處？這是我近來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引發我思考的是一位外國朋友，他讀了胡錦濤十七大的報告很高興，因為他認為胡錦濤說的都是“正確的東西”。

胡錦濤確實說了不少正確的東西，尤其是與五年前他剛上臺相比，他更多地談到民主，更多地強調公平與正義。但是，還有一些正確的東西他並沒有說，比如他說民主卻不談憲政，他說公正卻不強調法治，他說社會和諧卻不談公民自治。

有人會說，胡錦濤回避這些問題，是因為提出這些問題的時機還不到。一些正確的東西，如果在時機不到的時候就說出來，其後果只能是事與願違，適得其反。那麼，胡錦濤究竟是因為時機不成熟不說呢，還是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接受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呢？

越來越多的事實說明，胡錦濤不可能，也不準備接受憲政民主和公民自治這些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政治原則。別的不說，讓李長春這樣冥頑不靈的中共黨棍，繼續把持意識形態和文化教育的控制大權，就是一個明證。在這個前提下，胡錦濤多說一些民主和公正的空話，是不是聊勝於無，有益而無害呢？換句話說，加大好聽的空話的力度是不是一種對社會沒有風險的政治策略呢？

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判斷這種空話究竟導致了什麼樣的社會後果。如果一個政治領導人最終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那麼繼續加大好聽的空話的力度，只能是加速社會危機的發展。

中國社會正面臨這樣的危險。胡錦濤加大空話的力度有這樣幾個背景，一個是國際社會日益增長的道義壓力，另一個就是中國百姓日益覺醒的民權意識，再有一個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胡錦濤日益失去對龐大官僚階層的控制。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錦濤加大好聽空話的力度，就必然在專制政權公開宣稱的價值與官僚生存所必需信奉的價值之間製造出越來越大的鴻溝，而歷史證明，這個鴻溝的擴大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我們翻一下慈禧去世前幾年，清政府頒佈的新政法令，就不難發現那裏面有一些東西比現在胡錦濤說的還要“正確”，我們現在還知道，當年閻錫山，李宗仁等“反動軍閥”所進行的農村基層改革和建設，也一度比中共現在的“新農村建設”還要先進，但是，這些都沒有避免中國陷入大動亂。胡錦濤加大空話的力度，很可能幫助他再混五年，共產黨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現代科技，也許還可以繼續“堅持”下去，但中國社會將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出身農民的著名作家賈平凹，最近感歎中共對農民的歧視已經把兩代農民變成了“廢人”，共產黨還要把多少代中國人變成廢人，才能夠幡然悔悟，而不再“堅定不移”地高舉那面染滿無辜者鮮血的大旗呢？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