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按：全能政府幹事情，基本都是以大躍進方式。輪到專制全能政府，怎麼能不更加瘋狂呢？自由市場也有波動，但是想體驗大躍進的刺激，還是要靠不受制約的權力。正所謂「過把癮就死」。】

1999年，中國決定大幅度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2006年，中國普通高校招生540萬人，是1998年108萬人的5倍；高等學校在學人數2500萬人，毛入學率為22%。最近，教育部欣喜地告訴大家，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先後超過俄羅斯、印度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過短短數年的艱苦努力，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多美元的條件下，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走完了其他國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道路。

又是一個趕超的偉大成就。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上個世紀中期以來，支配中國人心靈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就是「趕超」。

憑心而論，任何一個後發國家的發展，都必然是跨越式的。英國人幾百年才搞成的憲政制度，美國人幾十年就搞成了。美國人幾十年研究摸索出來的一種新的生產工藝，蘇聯人幾年就掌握了。這倒不是因為這些後發國家的政府多麼聰明，而主要是因為，後發國家只要不是愚蠢地對外部世界封閉，那自然地可以享有後發優勢：他們可以以極低的成本獲得先進國家用了巨大代價才發現、創造的知識、技術、工藝、組織、規則及制度。因此，只要這些後發國家的制度稍微上了軌道，就會自然地出現跨越式發展的景象。

不過，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早就談論過「後發劣勢」現象。後發國家往往只注意到促進經濟增長、國家強大的直接因素，而看不到那些間接、但卻更為基礎的制度性因素。比如，後發國家更多地是學習技術，以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是技術，而忽略了市場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事實上，發達國家所處的階段通常也會致力於解決某些與基礎性制度無關的問題，而學習心切的後發國家很可能也主要學習這些。比如，今天美國人主要討論的是勞動就業中的隱性歧視問題，但如果中國也把這一點作為立法重點，就謬以千里，因為，中國顯性的、法律上的歧視還所在多有。

在中國，人們對於自然的跨越式發展也不耐煩，而持之以恆地追求國家主導的趕超戰略。有了這個因素，中國的跨越式發展似乎就更為引人注目了，而變成了趕超式的超常規發展。趕超式的經濟增長方面已經有人用「奇蹟」來形容了，大學擴招，用短短數年時間，走完其他國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道路，當然也是一個奇蹟。

但是，從哲學上說，只有神能夠創造奇蹟，人沒有創造奇蹟的能力，任何人把自己的成績誇大為奇蹟，最終都會被證明只是一個泡沫而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趕超式發展之結果是進兩步退一步，甚至是進一步退一步。中國的經濟就經歷了最初若干年的超常規增長之後，便陷入停滯，結果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間的增長表現可能是東亞最差的。目前的經濟高速增長似乎還會持續下去，但是，其所帶來的社會代價，可能已經接近了臨界點。執政黨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會尋求改變經濟增長方式。

至於大學超常規發展的惡果，在教育部向公眾報告喜訊的時候，就已經暴露無遺。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大學生就業難，隨著擴招學生源源不斷地湧入就業市場，大學生就業難的情勢將會日趨嚴峻。而一旦經濟增長稍有放緩，如此淤積的未就業及就業不穩定大學畢業生，就會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大學擴招不是大學自然發育的結果，而是政府揠苗助長的產物。因而，大學超常規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行政權力在大學中擴張的過程。可以說，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學教育體制不僅沒有向著學術自治的方向改革，反而向著行政化的方向倒退。大學超常規擴張依賴政府的大量投入，而由於政府沒有改變國家與大學關係的理念，缺乏合理的制度設計，因而，政府投入伴隨政府的控制權，肆無忌憚地侵入大學的每個角落。

這種行政化對大學學術生態的破壞、對大學人文精神的侵蝕是致命的。大學生人數超常規增長自然也使大學師生關係急劇疏離，而缺乏了那種密切關係，大學也就喪失了其塑造學生心靈的功能。

同時，各國大學都會經歷從精英教育到大眾精英的轉化，但是，這種轉化過於急遽，必然導致精英的斷裂及精英的粗鄙化。這兩種現象，在當下中國都可以清晰看到。大學已經淪為商業企業，而根本無力充當社會精神中堅的天然職責，因為大學已經沒有精英了，也不再培養精英了。

因此，別再把超常規發展的業績當成偉大成就來宣傳了。執政黨已經在考慮如何通過調整執政理念及政策，使經濟增長恢復正常。則現在，如何防止大學超常規發展的惡果演變成一場全面的教育、學術、乃至文化、社會災難，恐怕才是明智的人要考慮的問題。

－－原載：《秋風Blog》，20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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