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如果不是因為老鬼的《母親楊沫》，我不會重讀《青春之歌》。曾經深深影響自己早期閱讀的小說，現在讀來已味同嚼蠟；不讀，或許還可以保留少年時因讀物匱乏而形成的美好記憶。

但是，將《青春之歌》與《母親楊沫》放在一起來讀，則是另外一回事。老鬼坦誠到極致的敘述，既滿足了讀者對《青春之歌》寫作背景的好奇心，又如奇麗的探秘小說，將歷史、人性、文學的未盡之言一一揭示。曾經深受黨文化影響進而信仰共產主義、屢屢遞交入黨申請書，最終卻成為一個政治異議者——由於這樣的思想經歷，《母親楊沫》激發了我重新閱讀《青春之歌》的興趣。

老鬼的敘述讓我驚訝地發現，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楊沫幾乎不具備虛構的能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身上，實在是太多地攜帶了楊沫本人的青春經歷，以至於讀完《母親楊沫》再回憶《青春之歌》的故事情節，經常會將林道靜與楊沫的人生軌跡混淆。

與林道靜一樣，楊沫的青少年時期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在《青春之歌》中，楊沫給林道靜安排了一個受欺凌而死的貧困出身的母親，這顯示了楊沫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創作時的「政治覺悟」，卻也以另一種形式表達對父愛、母愛共同缺失的遺憾，事實上，林道靜也好，楊沫也好，她們的不幸與那個戰亂不止的破敗的急劇轉型社會有關，新思想已經注入青年人的內心，社會卻仍以傳統的慣性在運轉。逃婚是林道靜和楊沫離家的共同原因，對於已經接受五四運動思想影響，嚮往自由與解放的女孩子來說，做一個小軍閥或官僚的小老婆，實在令人難以接受的，但現實如此，同齡的夥伴中很多人只好接受了命運的擺佈，不管怎麼說，從個人生存來說，那是一個相對穩定可靠的選擇。

但這不是楊沫的性格，也不是林道靜的性格，她們想的，是如何繼續完成學業。而當讀書所需的經濟支撐被切斷，她們選擇了出走，和無數青春期少年所幻想的那樣，她們試圖去尋找遠方的風景。北戴河是楊沫和林道靜找尋出路的第一站，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她們顯然都無法獨立謀生，「娜拉出走之後」的問題，同樣嚴峻地擺在她們面前。

此時，愛情降臨了，而且，除了愛情，似乎也再沒有什麼可以收留她們，好在她們都還年輕，愛情遠沒有想像中那麼奢侈昂貴。

通過愛獲得自由，這是多少年輕人心中的幻想！愛情不僅意味著男歡女悅，也意味著彼此生存世界的擴大，無論從現實還是心靈層面，都可以讓她們躁動的心暫時安定下來。她們不畏懼生活的貧困和艱難，但每天買菜做飯的生活卻又不是這些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可以忍受的，初戀的喜悅過後，她們發現自己無法實現經濟自立因而無法融入社會生活的尷尬。

於是，比愛情更有威力的東西出現了，那就是革命。革命是顛覆舊秩序的行為，而舊秩序在楊沫而言，是已經被她拋棄卻仍對她構成威脅的東西，她所追求的遠方風景當時仍落在北京，她的戀人張中行是北大學生，因為張中行家中已有妻子，楊沫與她的生活便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她不得不儘量疏遠中學時期的好友，也就是說，她基本割斷了原先的社會聯繫，形成一種准流民心態。這個人群無疑是最樂於投身於打破一切規則的政治革命的，所以，在共產黨被屢屢逮捕殺頭的日子裡，她蠻不在乎地主動尋找共產黨人。「從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產黨。每逢徘徊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個衣著樸素、面容正派的人，就多看他幾眼，心裡猜想，這個人是表示共產黨員呢？他要是，能夠介紹我入黨，那該有多好呀。」

愛和自由是楊沫終生尋找的主題。當時看來，革命似乎能將二者一起給她。她讀過鄧肯的傳記，不是遵循三從四德的女人，所以，當她把自由的希望寄託於革命的時候，她也將愛情寄託於革命者的代表身上。通過《母親楊沫》，我們知道盧嘉川、江華等小說人物並非完全來自虛構，而她之所以嫁給老鬼的父親馬建民，也是因為，他是她當時唯一能找到的共產黨員。

小說《青春之歌》以一二‧九運動作為結尾，為林道靜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歸宿。但通過《母親楊沫》我們看到，這一段大致是虛構的，楊沫入黨的時間，其實在一二‧九運動之後，1936年底，已經失去組織聯繫的馬建民頂不住楊沫的一再要求，私自讓楊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段歷史一直被馬建民隱瞞，直到文革爆發，由於馬建民的主動交代，楊沫才知道自己竟然是個「假黨員」。

入黨之後的「革命」顯然沒有給楊沫帶來她所希望的，艱苦的生活毀掉了她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殘酷，似乎都超出了她的想像，她這個充滿了激情的共產黨員，在革命隊伍裡並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甚至在中共建國以後，其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每況愈下，作為紅軍時期入黨的老幹部，最終卻不得不從事街道婦女幹部的工作，這使她感到鬱悶，卻無處訴說，但到了這個時候，普天之下，她已再無處可逃，只能老老實實呆在革命隊伍裡泡病號；而且，除了「革命」之外，與丈夫的關係也形同陌路。也就是說，革命二十年後，既無自由，也未收穫愛情。

與孩子的關係緊張也不能簡單歸因於楊沫本人早年的生活影響，生活中，因缺少父母之愛而給予下一代更強烈呵護的人並不少，而且根據老鬼的記載我們發現，楊沫對單位同事和老戰友非常友好關心，不喜歡整人斗人的那一套，這說明她並不是不懂得如何關心別人。我們只能將她對於單位同事和老戰友的關心理解為對革命的感情。但在家中，她既不是一個合格的妻子，也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由於將愛與自由的期望全部寄託於革命的理想，當現實與理想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反差，而黨性又每每恐嚇其「小資產階級」人性的存在（那時候，「資產階級人性論」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此時的楊沫和許多革命者一樣，內心世界是極度紊亂而近於崩潰的。除了對革命和領袖，她似乎什麼都不敢去愛，因為，幾乎所有的愛都是錯誤。於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幅奇異的家庭圖景：夫妻互相揭發；母親對孩子的成長漠不關心；兒子帶人抄父母的家；父親對女兒實施經濟封鎖；女兒千方百計佔父親的便宜‧‧‧‧‧‧而在家庭之外，則是無休止的相互揭發和批鬥：老舍自殺了；馬鐵丁自殺了；周揚、蔣南翔、何其芳被打倒了；海默更是新帳舊帳一起算；浩然公開批判楊沫又在私下裡給她安慰‧‧‧‧‧‧

這就是革命的結果嗎？這就是楊沫和林道靜投入全部青春和熱情追求的人間天國嗎？不，對一個人的生活來說，這幾乎就是地獄。

然而，革命的強大力量在於，對革命和領袖的任何懷疑都是罪惡，哪怕是一閃念都不行，對於人性的本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黨性加以克服。

如果沒有《青春之歌》的出版，楊沫這個曾經狂熱的革命者會以不為人知的方式鬱鬱而終。《青春之歌》給了她於地獄中透一口氣的自由，也為她與那個助手的曖昧關係創造了基本條件，不過，深陷在革命的意識形態迷霧中，她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愛和自由。最後，曖昧關係成了助手要挾她的武器，而《東方欲曉》的創作失敗顯示遵循三突出原則的她已江郎才盡。

經歷過文革之後，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革命背後的複雜內涵。但促使她重新思考和調整人生態度的，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是她的兒子老鬼小說《血色黃昏》的出版，這部曾被她稱為「大毒草」、「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作品出版後受到廣泛歡迎，張光年、王蒙、馮牧等都對此都表示肯定，這對創作已走入死胡同的楊沫肯定是個不小的心理衝擊，而此後不久的六四事件更不可能不影響到作為一個作家而存在的楊沫，除了兒子老鬼作為「暴徒」被迫出走海外的因素，我們還要看到楊沫本人身上的一二‧九運動背景，李慎之、葉君健、何家棟、李銳等一二‧九時代的人物徹底轉換思考的角度，也大都是從六四開始的，我注意在李銳先生在最近致十七大的《關於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中寫到：「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凡屬年屆耄耋的老黨員，尤其『一二‧九』運動的一代大都會同意的，因為我們當年入黨，就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為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而奮鬥啊！」和林道靜一樣，楊沫追尋共產黨時並不真正瞭解共產黨，她只瞭解共產黨高喊的那些口號，而不瞭解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那些內部紀律、規章和運動。和許多一二‧九時代參加共產黨的人一樣，她們的動機中是有理想主義成分的。雖然懷著理想加入了這一政黨後，被逐漸鍛造成一架黨性超越人性的機器，很難再有獨立的思考和聲音，但這不表明理想主義的痕跡會被完全抹除。

楊沫只活到1995年，而未能像李慎之、何家棟、李銳那樣活得更久，從思想能力來說，楊沫與上述一二‧九參與者本來就相差甚遠，但在1989年之後，我曾見她在國內刊物公開的發表文章中旁敲側擊地提及六四前那一夜的情形，儘管只是曲筆，但那也是需要勇氣的。老鬼的記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楊沫晚年的轉變。「到了八十年代末，母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我們的共同語言大大增加，她常常來電話，關心我的處境。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她數次給我家打電話，詢問我的下落，為我擔心。」在別處，這樣的母子之情可能頗為尋常，但由於楊沫這個家庭的歷史，卻顯得那麼可貴，是通過革命獲得愛與自由的努力失敗後的人性回歸。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起，楊沫的轉變還體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由於和科研工作者李蘊昌老人相濡以沫的黃昏戀，她成了一個精神平和、健全的人；二，開始用筆桿子為弱者代言。老鬼認為：「李叔叔對母親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像個心理醫生，治癒了母親心理上的痼疾。」與兒子老鬼在晚年的和解與親近，使楊沫終於成了一個正常的母親，她不再指責老鬼，而只是把愛和關心給他，在老鬼筆下，這份遲來的母子之愛令人讀來不勝唏噓。而且老鬼認為，母親最終「走出極左桎梏，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晚年為徐明清、王漢秋、胡開明等人奔走吶喊，為受壓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這是她生命中最後的亮點。‧‧‧‧‧‧母親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統馬列主義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無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虛偽的一面。」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老鬼當然明白這最後一個亮點可以使楊沫恢復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作為楊沫的兒子，老鬼肯定為母親最後的亮點深感慶幸，否則，他難於面對母親的歷史。

只可惜，楊沫從來不是一個十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加上晚年身體狀況不好，而上天給她的時間也不夠了，所以，我們雖然看到了這樣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的積極轉變，卻未能看到她更進一步——通過對人性的正視與尊重，最終走向自由主義的道路。不能過於苛責楊沫，畢竟李慎之都承認：「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但作為曾經與林道靜心心相通的少年讀者，我堅持認為，林道靜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正義感，正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所需要的性格稟賦，如果不是上世紀中國知識界近乎整體的迷失，如果不是政治本身的欺騙性太強，林道靜不會被改造成一個馬列主義者，她的熱情和勇氣本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遺憾的是，晚年的楊沫沒有替林道靜完成這一思考過程。楊沫未能像她的同齡人李慎之、李銳、葉君健、王元化、何家棟那樣走出生命中最後也是最有價值的一步，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