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如果只盯著中共政治局，中國是無望的；但是如果我們的目光轉向民間，那麼中國就是有希望的。
一
中共十七大將近，越到這時候人們對十七大的議論、猜測就越多，而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誰上臺誰下臺，誰和誰鬥，哪派最終掌握了大權？人們對十七大的議論猜測，一方面是出於好奇，高層權力鬥爭永遠都給人樂趣，如宮廷劇；而另一方面人們對十七大的關注，也傾注了人們對國家未來命運的憂慮。作為極權制度，最高權力掌控國家：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乃至物價和民眾的生活。毛時代，毛認定了一個政敵，或一個突發奇想，乃至一時情緒都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和數億人的生存。八十年代，中國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就是因為鄧替代了毛，如果不是鄧，是周恩來取代毛， 那麼中國肯定完全是另一副樣子。這就是極權制度的特點，最高統治者個人決定國家和社會。這是可怕、可悲之事；中國人對高層權力鬥爭的特殊興趣，也由此而來，這也是可悲的。極權制度培養了中國人特殊的政治心態。
極權制度大多不會長久，因為其違反社會存在的規律，進一步說是違反人性，人不能長久承受。極權制度的敗落通常是很迅速的，因為其前支付的成本太大了，超乎正常權力的可能，是超透支。因此，其一旦疲弱，就迅速衰落，甚至瞬間倒塌。前蘇聯統治半個世界，強大之至，但壽命也只有70年，作為一個龐大帝國，它是很短命的，而它的垮臺不過數十天之間，脆弱得不可想像。毛也是不可一世，但他一死，其制度也就走向滅亡，只不過比前蘇聯，中國的極權制度是衰變。鄧權力較毛權力弱了一大塊，而江較鄧就更不可同日而語，而到了胡、溫就更不行了。胡、溫是弱勢中央權力，幾乎是政令不行，這不僅僅是胡、溫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極權衰敗的必然過程。胡、溫不行，換上別人也不行，中國的極權權力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極權權力走到了盡頭，由三點可以證明: 1、中央政令不行，這說明中央已經指揮不動地方和下級權力；2、官員普遍的貪污腐敗，禁而越甚，這說明大多官員們已經不再對黨和社會負責 ，唯謀取個人權益；3、地方政府與社會日益黑社會化，這說明國家權力和法律失效，社會退回自然形態。黨內、坊間都有這個說法，變是找死，不變實等死，中國極權社會走到了盡頭，這已是全民的共識了，只是官方不願認帳，百姓不好明說而已。
在此大形勢下，觀十七權力爭奪的戲劇可以，但不能寄予什麼希望。十六大，人們對胡、溫寄予變革的厚望，結果是失望，其實人們的期望本來就是一廂情願。江在位十幾年，完成了權力利益化，黨結為利益集團，胡、溫接位只能維護、代表這個集團，這是他們的“使命”，違“命”則全黨討之。十六大後，胡、溫無所作為；十七大後，他們也不會有所作為；後者只會是前者的延續而已，他們的“使命”依然是看攤。
胡、溫不可能推行政治變革。首先，中共已經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最需要的是維護既得利益，而維護既得利益，最重要的是維護他們的權力統治。在這點，這個集團是一致的，堅定不移，否則大家全玩完；即使胡、溫要變革，這個集團也不會許可。再，胡、溫是弱勢權力，其想推動變革也沒有力量，因為各地方利益在那兒，各高層幫夥的利益在那，數百萬官吏的利益在那兒，胡、溫政令尚不得行，何況變革。可以預言，不管政治局怎麼爭鬥，誰上誰下，十七大後，中央權力不會有大作為，而且將會繼續衰落，前面所說的地方權力擴張、官員普遍腐敗、黑社會化將繼續發展。極權制度有致命的弱處，中央權力極度強化，是以犧牲社會有機秩序為代價的，其中包括權力的制衡機制、社會的調節機制、社會的有機秩序——法律、文化、傳統、道德等等，因此中央權力一旦弱化，整個社會便散架，惡性發展。所謂後極權社會，就是極權制度散架，走向完結的階段。
二
因此，中國社會的希望不在十七大，不在最高權力，不再胡、溫，而在民間。一黨執政要害是權力沒監督、制約，超乎法律，這就導致權力胡作非為；而且極權制度走到了盡頭，官員就更無顧忌，要在最後大撈一把。在此情形下，胡、溫就是真想反腐敗，想控制住官吏，也是無能為力。中國90%的官吏貪污腐敗，小至村官，高至政治局，上下勾結，官官相護，一個中紀委能有多少人馬，有多大力量？如蚍蜉撼樹。因此，中央反腐敗只能是做做樣子，或借其清理政敵。單一權力不可能依靠自身監督與制約，權力的監督制約只能依靠外部。要制約住中國官權，需要靠民間，靠民眾起來說話、抗爭，形成公共輿論和力量，以民制官。
胡、溫這幾年最大的“政績”就是中國維權運動蓬勃發展。官吏橫行，社會腐敗，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民眾，權力直接掠奪他們。為此，民眾被迫起來維護自身權益。民眾維權是雙向的，對民是維護自身權益，民權增長；對官權是制約，抵制官權對民權的侵害，消減官權。90年代以來，中國的腐敗急劇膨脹，大多數民眾的權益都受到侵害。只有民眾普遍地起來維護自身權益，才能有效地制止官吏橫行和腐敗。王怡先生稱維權是民眾的自我訓政，他說得很好。
1、民主社會就是保障每個公民的權益，而維權就維護民眾切身的個人權益；2、民眾在維權中，爭取和獲得其正當的社會權益，由而他們也就有受壓迫受掠奪的小民而成為社會公民；3、民眾維權就是相對制約官權，將橫行的官權逼到法律之內；4、民眾維權是民權與官權的博弈，經博弈建立公正的社會規則，即法律秩序的建立； 5、維權運動，是民眾寄予保護自身權益，自發產生，並發展起來的。其是社會腐敗和黑社會化的一個反動，民眾在維權中，訴諸法律，呼籲輿論，建立群體聯繫，求得公正，這正是中國社會有機生成和重建的過程。
爭民權，抗官權，以民制官，這是中國政治的希望。從孫中山到現今，中國人終於找到全民走向民主的道路。民權不僅僅是經濟利益，也包括思想言論權，信仰權，結社權，遊行示威權等等。以隨州民辦教師的維權案例來看，他們爭的是經濟權，但能取得成效，是因為有國內外的新聞報導和輿論呼籲；再是他們組織起來，形成群體的力量；還有，他們有行動，即和政府談判，也抗議示威。最後，地方當局在壓力下不得不讓步。中共一向講人權是生存權，但事實恰恰是，如果民眾沒有言論權、結社權、抗議權，人的生存權就得不到保障，社會權和政治權是保障人生存的前提。土改、鎮範、反右、大饑荒、文革中，之所以人同草芥，生無保障，就是因為民眾被剝奪了社會與政治權利。一件件維權事例告訴我們，維權離不開媒體報導，離不開組織起來，離不開法律公正，這就是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司法獨立。
如果我們只盯著中共政治局，那麼中國是無望的，將一路腐敗下去，直至崩潰；但是如果我們的目光轉向民間，那麼中國就是有希望的。首先是中國民眾權益意識覺醒，人們充分意識到個人的利益和權利，需要維護和爭取。民眾權益意識的覺醒是中國社會走向民主的前提，民主社會建立于公民追求個人權益和幸福的基礎之上。是由於中國民眾權益意識的覺醒，而瓦解了黨的意識形態；党意識形態否認個人權益，要求人無條件地“奉獻”和服從，今天這一套已沒有人再聽。中國民眾一向懼官，49年後黨權力更是不容置疑，一疑就是反革命；而今維權運動蓬勃興起，民眾起來公然挑戰黨、政府和官員，要求維護自身權益。這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變化。民主的實質是民權，以民限官，民權立而民主進。這是當今維權運動的政治意義，爭民權即爭民主，與以往民主運動不同的是，維權不限於意識形態，而是爭民眾的切身權益。維權不是知識份子和學生的運動，是全民運動；其不是意識形態運動，而是社會權益運動。由此說，即今天中國的民主訴求有了全民之基礎，比之八九，中國的民主事業大大邁進了一步。八九之前，民主只是知識份子和學生的要求，並限於意識形態；但現今民權已是全民的事，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權益。這就是中國民主的進步和希望。
近三十年前，魏京生因為提出政治現代化、警惕鄧小平獨裁，被重判15年，那個時代，挑戰極權制度的僅有很少的人。但是今天，反極權求民主已經是中國的普遍意識；中國的異議者越抓越多，他們已經成為一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他們堅持對中國專制、腐敗進行批評，他們的思想在中國有廣泛的影響，被視為社會良知，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成為中國未來的領導者。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批維權律師，他們以法律維護人權，不僅涉及經濟，也涉及政治，他們在國家法庭公然依法為政治犯、良心犯辯護。雖然中國司法依然被黨所控制，但是維權律師代表了法律的良知，以法律挑戰國家權力，他們是中國法律公正、司法獨立的希望。除律師之外，中國還出現了大批民間維權人士，由著名知識份子，到普通農民、下崗工人。他們有的直接出於公益，有的由個人維權進而為社會維權，有的就是為了一方鄉親。他們在政府和黑社會雙重打壓下，不屈不撓，為民眾權益奮鬥，他們已然是社會公義的代表，他們的聲譽高於當地政府和黨。互聯網帶動了中國思想言論自由，儘管官方竭力圍堵封鎖，但是千百萬個人博克應運而生，人們借助各種軟體閱讀國外資訊，也發明各種方式除破網路封鎖，表達自由思想，除了一些直接顛覆政府的言語，在中國現今已經沒有什麼思想言論是能禁止得住的了，人們公開表達異議已經司空見慣。中國的選舉始終被官方所控制，是假選舉，如今越來越多的公民站出來，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各級人大代表競選，要求落實憲法，保障公民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也有人乾脆發起運動——贖回選票，號召公民抵制假選舉。儘管中國政府最怕民眾組織起來，百般鎮壓恐嚇，但是中國民間組織的越來越多，合法或非法，有的甚至向政府申請註冊政黨，有的高舉三民主義旗幟。不容忽視的是，中國還有數十萬家庭基督教會和其他宗教的基層組織。中國的宗教人數大約已接近兩億。近年來，中國群體抗爭時間接連不斷，民眾已經認識到，維護切身權益，不能僅靠個人，而需要組織起來，需要共同行動，為此才能形成力量，迫使官權後退。今年6月，廈門環保大遊行，迫使當地政府暫緩污染工程上馬。
以上這些是三十年前，乃至八九之後都是人們所不能想像的。中國的民主進程實際是在進步著，並且不慢，腳步堅實，只是其不體現於政府，而體現於民間。由鄧到胡，中國官方政治的變化不大，如人們所說只有經濟變革，而無政治變革；但是中國民間社會已經天翻地覆，民權覺醒，逼得官權逐步後退。因此我們說，中國的希望在民間，就是有朝一日中共真要改革，中國的希望也還是在民間。因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實行，不在條文和總統府，而在其社會形態，特別是基層社會。如果民眾都有了權益意識，也都具有用法律維護個人權益的能力，社會有千百萬的民間組織和自由言論的網站，那麼中國社會就有了自治性，由是中國就具有了實行民主制度的基礎。中國無論革命還是改革，這個基礎都更重要。因此，我們需要將眼光轉向民間，擴大民間的自由，推動維權運動，爭取民權，促進各種民間組織的建立，一事一案地抗爭官權，這就是中國希望，是民主事業腳踏實的工作。
《人與人權》10月- 2007年(//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