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閱鐘祖康先生「「小政府」主張禍患無窮」(「開放」六月號)，裏面提到很多香港的事例，以筆者前後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體驗，實在不敢苟同。相反，筆者贊同該刊同期曹長青先生引用美國學者「可以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的觀點，在此提出筆者的看法，供遠在挪威的鐘祖康先生參考，也請廣大讀者討論評議。
鍾先生文內一開首就說：「香港和中國這兩個傳統華人社會的一個驚人相似之處是，都對所謂「福利社會」極其敵視，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竊以為，將香港和中國大陸這兩個社會制度完全不同，實行「一國兩制」的地區相提並論本身就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長達數十年，毛澤東中國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窮福利社會，所有城市居民包括機關幹部、工人、教師、店員等等，住房、醫療、食堂、託兒所等等全都由工作單位包了下來；農村農民在「人民公社」也曾經吃大鍋飯，數十年來一直實行「工分制」，對老弱病殘實行「五保」(其實名存實亡，連青壯勞力都吃不飽，所謂「五保戶」能保什麼？可想而知)。毛澤東巴不得將所有有限的國家資源用之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只不過中國實在太窮了，實行這種窮福利政策，收效甚微，不但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人民大眾也怨聲載道。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行不通了，鄧小平才不得已搞改革開放，「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不過，他的改革開放並不徹底，一方面試圖改革過去統統包下來的福利制度，一方面又將有限的社會資源集中在城市裏一小撮特權階層身上：退休高幹享有特殊的福利，機關幹部還享用著公費醫療，住房津貼等等，普通市民就一概欠奉。
香港政府則是從人道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發，實行覆蓋全體市民的福利政策，包括公屋、居屋、政府醫院和綜合援助金、法律援助等等，政府福利機構很多，民辦的福利機構相輔相成。香港市民更極富同情心，每逢慈善募捐都紛紛解囊，捐款數名列世界前茅，所有這些，怎麼能說「香港和中國……都對福利社會極其敵視」呢？
當今的中國大陸，官商勾結，貪腐成風，普羅大眾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由於沒有法治，缺乏公開公正公平的商業運作機制，高幹子弟第一桶金來歷不明，很多暴發戶靠不正當的手段至富，所以連帶對一夜暴富的民營資本家都產生了一種仇富心理，怎麼能說中國「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呢？
這句話，用在香港倒是說對了，香港人普遍「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因為香港社會擁有完善的法治基礎，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完全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沒有任何人可以擁有特權。可是，由於各人智力、體力、能力和機遇不同，在自由競爭中勢必不斷地產生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時，兩者之間在不斷地轉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一時競爭不過人家，除了埋怨自己，還能埋怨誰？好在平等競爭的機會永遠存在，失敗了還可以捲土重來。香港有句俗話：「人無三代富，莫欺少年窮」就正好說明了這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今天的巨富是經過幾十年或者幾代人的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他們就像在波濤洶湧的商海上航行的大船舵手，每一項投資每一個決策都直接關乎商業王國的成敗。香港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交班給兒子後，就因為下一代缺乏經驗，投資失敗幾乎拖垮整個集團，鄭老先生復出重新掌舵，才力保不失；華人首富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投資加拿大等外國電訊、石油工業等領域，收購兼併外國公司，動輒數十億過百億元，如果沒有正確的決策，隨時都會招致失敗。他們相當於商戰中的總指揮，不但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勞動，供養成千上萬的員工，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而且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所以香港人都不會妒忌他們，只會尊重他們，認為他們享受富裕的生活理所當然。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確保向每一個人提供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相反，運用公權力削弱這種自由競爭；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過稅收有限地調節貧富差異，保障全體市民的基本福利。香港政府已經做到了，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筆者認為這是好現象，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
鐘先生說：「只要得到適當酬金，絕大部份人不介意一輩子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這句話就說得更差了。在香港這樣高度成熟的商業社會裏，金錢作為一種回報，無疑是衡量每一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大小的標準，在這樣的社會裏，你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社會給你的回報也越多。如果像鐘先生所說的「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而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未能直接間接地創造社會財富，沒有人會付給你「適當酬金」。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社會裏，才真正實現工作無分貴賤，彼此互相尊重的理想境界，而絕不是靠劉少奇和時傳祥握握手說：「我是國家主席，你是掏糞工人，只是分工不同，我們是平等的。」一句話可以實現的。
鐘先生說香港經常發生「過勞死」的現象，「傳媒卻一味褒揚他們是為養家而犧牲的好爸爸好媽媽」、質問「何以一個有那麼多百億千億財富的社會會有那麼多人每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時也不能餬口？會有那麼多人被迫走上絕路？」這話和香港現實不符。香港勞工法例規定八小時工作制，任何僱主要求僱員超時工作都必須支付額外的薪金，但以筆者的經驗，很多老闆都親力親為，超時工作；僱員都自覺地加班加點，純粹出於自願。鐘先生提到過勞死的貨車司機、兼職母親和工業意外死的地盤工，並非因為「不能餬口」。因為上面提到，香港政府已經實行全社會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凡是符合條件的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請綜合援助金，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僅僅是為了溫飽，他們都不需要如此拚命。筆者認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在自由經濟體系中，工業意外和「過勞死」現象一時難以避免，即或是日本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也常聞「過勞死」。但是這些悲劇產生的原因並不在於制度性的缺陷，與其說他們是為生活所迫，不如說不能正確對待工作壓力或者過份責任心追求完美所至。前兩年香港還發生過教師自殺事件，他們的月薪高達數萬元，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們悲劇的發生顯然更不是「不能餬口」，和中國大陸所產生的類似悲劇性質完全不同，不可相提並論。中國大陸的「黑磚窯童工」、「礦難頻發」、「賣血愛滋」等都是在民眾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為求活命而發生的。香港政府其實已經通過累進稅制進行「劫富濟貧」了，收入和利潤越多的個人和公司按照累進稅階繳稅，收入越多繳稅稅階越高；而低收入的個人和家庭往往因收入未超免稅額而游離稅網之外，或者只需要按低稅階繳納有限的稅款。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公權力的天平已經無疑傾向低收入階層，問題在於如何在確保公平競爭和「二次分配」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既保證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又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讓社會各階層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這樣就可以減少和避免鐘先生所提到的過勞死悲劇，把這種悲劇完全歸咎於「小政府」，期望走毛澤東無所不包窮福利「大政府」的回頭路，顯然只會重蹈失敗的覆轍。
而鐘先生文內所列舉的種種「小政府弊病」，很難看出是出自一種自由經濟社會的思維方法，因為如果問香港人，我相信大多數人不會有如鍾先生一樣的想法。比如鍾先生說：「小政府的第一大害處就是催生病態大家庭。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民眾自然不得不長期投向朋友特別是家人親戚之間求助。這令家人或朋友之間的關係趨於功利化，……金錢瓜葛長期互相糾纏不清的大家庭不僅往往於個人身體有害，而且是訓練低眉順眼小奴才的溫床。」不知鐘先生有沒有在香港生活過？這樣形容香港社會的人際關係恐怕謬之千里！鍾先生所說的「令人為了得到親人的打救或長期照顧，而不惜放棄個人思想或性格之獨立，擔憂被終止援助而出賣靈魂…….而有能力接濟家人的成員往往因要承擔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提前衰竭。」在香港聞所未聞，或者只是極個別的現象。現代香港社會小家庭的獨立性人所共知，年青人無論是否已經成家，都極少依賴家庭和親友，他們憑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公務員退休有養老金，其他老人家很多是倚靠多年的積蓄，沒有能力的倚靠政府救濟，甚少完全依靠子女供養。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公帑，維持一支龐大的社工隊伍，照顧那些無依無靠的老人。說到家庭親友之間的互相幫助，其實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不可能如鍾先生所說的「誘發在華人社會中常見的「有私無公」、「有家無國」的反社會行為」。鍾先生說「國民若主要從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濟，……這才是培養愛國心的健康途徑。」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要視乎能否從國家得到救濟？得到多少？來決定是否愛國？那麼這個民族本身就已經不可救藥，與其說他們愛「國」不如說他們愛錢。
鍾先生說「小政府另一個缺點是，每個人不論是否善於理財，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師。首先，這會令國民因孜孜於斂財掠富氣質趨於庸俗，並因而浪費大量時間荒廢其他許多非常重要的事。…….所以，這方面的理財工程最好還是儘量由政府的專業人員統理」這種說法就有點可笑了！自由社會和專制社會最根本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奉行個人主義，充份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自由；後者提倡「集體主義」，以「組織」和「集體」的名義否定個性剝奪自由。在自由社會裏，每一個人因勞動所得的財富，是社會對他的回報，一方面是對他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他擴大再生產，進行各項投資的工具；既肯定他的能力，又考驗他的商業智慧，除了他本人，還有誰更應該成為他個人財產的主人？若果如鐘先生所說的大家都把所有個人積蓄交給政府打理，這個社會還存在任何商業投資、商業活動和擴大再生產嗎？還成其為商業社會嗎？即使大政府如毛澤東時代也沒有提出過為所有的人理財，鍾先生的想像力比慣於大一統的共產黨還要豐富。
筆者感到最不能接受的是鐘先生如下的一段話：「當人類自認已進化到離開了森林、不需要天天憂慮被獅子吃掉之後，人道主義就是終極真諦所在。否則，森林裏的野獸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競爭的精神麼？這也是香港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種森林式經濟體制現在已絕不可能出現於民主國家，只可能在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即獨裁政體——中找到。」
筆者覺得這段話說得嚴重些簡直是對七百萬香港人的侮辱。香港之所以連續十三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是因為他傑出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就是著名的「小政府、大社會」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前任財政司夏鼎基指出，「積極」僅相對於「消極」而言，關鍵詞是「不干預」，意思是指政府儘量少插手商業運作)。是因為香港有著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第二低稅率，是聞名全球的自由港，進出口商品幾乎全部免稅，沒有外匯管制，資金自由流動，人員自由往來，是因為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和高質素的公務員隊伍。與什麼「森林」、「野獸」毫不相干，須知自由競爭、優勝劣敗和壟斷市場、弱肉強食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香港「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確保了無數中小型企業和公司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其數目以及自僱人士的數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正因為如此，香港才能夠如佛利民所說的「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把香港推上一個又一個高峰，造就經濟神話。」鐘先生卻將其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就實在太過分了！
其實，早在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對大政府和小政府有了極其高明的見解，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最好的政府，人民覺察不到它的存在；其次的政府，人民親近他、讚譽他；再次，人民畏懼他；最次，人民輕侮他。當誠信有缺損，人民對他的信任就崩潰。閒著點，少說話，當一切事情妥當了，老百姓都會說：「我們自己做到的。」)老子認為政府應該學「天道」，實行「無為而治」。老子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說的就是「小政府」思想。
大政府和小政府誰優誰劣，不勞鐘先生長篇論證，人民群眾早已用腳投了一票。不久前香港記者訪問了一家新移民，一家大小八九口人擠住在一間二百餘呎的房間裏，記者問他們來港之前是否瞭解香港的生活環境？他們都說移民之前已來過探親，家鄉農村的房屋比香港大得多，但是香港勞動所得報酬比大陸多，子女教育比大陸好，醫療衛生水準也比大陸高，所以還是決定移民香港，相信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前景一片光明。像這樣的新移民家庭很多，相反，卻很少聽說香港人放棄居留權移民大陸。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大政府恐怕是世界少有的了，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幻想每一個人從生到死都由政府包下來，可是卻民不聊生，大量民眾逃亡香港；即使是現在，如果開放移民限制，不知還有多少大陸人唾棄大政府投奔香港小政府？人民大眾的選擇就是最好的答案。
以上意見請教鐘祖康先生，也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筆者有關福利社會和自由主義經濟的觀點，請參閱拙作「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社會民主主義」」和「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謝謝。
(10/9/07紐約)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轉自《民主論壇》(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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