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中共十七大已定於十月十五日召開，人們最關注的是政治局和中常委的人事變動，以及誰將成為未來的「皇儲」，沒有人會奢望十七大對黨內民主或中國政制改革有什麼新的重大步驟出現，因為大家都已看透了胡錦濤的性格和才能，他充其量只是一位守成者，能將毛鄧開拓的江山守住，不敗在他的手中，於心已足，他決不是開創偉業的人，開創偉業需要雄才大略。

張博樹報告像一份行動綱領

中國的希望在民間，特別是在權力外的知識分子的覺醒和奮鬥。

八月間，我在《觀察》網上拜讀了張博樹的一篇有關中國憲政改革的文章，大為振奮。這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憲政改革：背景、目標、實施步驟與約束條件》，副題標明這是一篇屬於他寫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主報告。據作者自己說，在主報告之外，還有十個分報告和三個附件，可見整個報告的規模相當宏大。大概那些分報告尚未殺青，現在我能讀到的只是一篇主報告和兩個附件，附件一題為《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附件二題為《台灣民主轉型與現代化對大陸憲政改革的啟示》。光是主報告和兩個附件，已共約十六萬字，洋洋灑灑，確是近年來少見的有關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的最完整和最透澈的作品。

通觀全文，這不是一般書生式的學術研究論文，而是一篇政綱式的行動綱領。作者條分縷析，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很理性很平實地分析了中國憲政改革的可行性和阻滯因素，相當周詳，值得海內外關心中國民主憲政人士認真閱讀，並參與討論。

作者拿俄國和東歐，以及台灣的經驗來作參照是非常合適的。俄國和東歐同中國一樣，原本都是共產黨管治的國家，彼此性質相似。俄國和東歐能夠從共產黨專政中急遽轉變成為民主國家，其中經驗對中國有什麼值得汲取的？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是中國人生息的地方，台灣的中國人能夠從蔣介石的獨裁制自動轉變成為民主政體，這對大陸將有什麼啟示？拿這兩方面來對照中國憲政改革的可行性或阻力，很恰當。這使得張博樹的整個研究更博大，既有廣度，又有深度，成了一個紮實的完整體系。

共產黨專政是憲政改革的最大障礙

張博樹一九五五年出於在北京，今年才五十二歲，完全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他一九八二年從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八五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主要研究西方現代哲學，得哲學博士學位，自九一年起一直在該院研究所任職至今。他研究西方哲學，也同時研究現代極權主義，終於專注到中國憲政改革這一論題。他的論點最令人折服的是，作為一位官方研究所的研究人士，居然能夠說出：「中國憲政改革最大的障礙是中國共產黨黨專政體制本身」，因此他認定，若要中國實現憲政改革，「那就是解構以致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再造共和。」這裡所講解構，用的是一種學術性詞彙，所講終結，只是講得比較暗晦些，實際上等於說要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

本來道理很簡單，憲政與專政是兩個對立的東西，有憲政沒專政，有專政沒憲政；不結束一黨專政，又怎能實現民主憲政？憲政不等於打倒共產黨，它只要求共產黨結束專政而已；結束專政後的共產黨能否繼續執政，取決於人民的抉擇，正如台灣的國民黨，經蔣經國結束一黨專政之後一個相當時期，仍是國民黨一黨執政一樣。

但共產黨的領導人不這麼看，他們認為一黨專政是他們開國以來固有的體制，這個體制在他們腦子裡就是江山，正如當年王震等所說「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一樣，他們要保江山永不變色，完全是一種由農民戰爭所產生的皇朝觀念。現在打江山的老一代頭目都已故世，新一代當權者沒有打過江山，不便再說江山，但他們懂得保權，覺得繼續保衛共產黨一黨專政是他們承繼先人的職責，決不能讓政權在他們手裡喪失；越是感到有喪失可能的時候，越要收緊控制，胡錦濤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所以張博樹認為中國憲政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共產黨本身，是很正確的判斷。

不過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皇朝自我改革的實例，且不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俄國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歐化改革，最近的例子就是蔣經國的開放報禁和黨禁，以及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改革。這兩位都是專制掌權者自我解構一黨專政的實行者，由此導致民主憲政在台灣和俄國實現。但這類教訓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看來恰恰相反，正是有了戈爾巴喬夫的先例，越使他們提高警惕、防範和平演變，收緊對社會的控制，將一切和平演變的因數消滅於萌芽狀態。

權貴資本出現使憲政改革更困難

張博樹另一個重要論點認為，自「六四」之後，中國明顯出現權貴資本，而權貴資本對憲政改革的抵制比沒有權貴資本時更嚴厲，因為「對這些新權貴來講，維護黨專制早已不再是什麼認知上的原因，而是出於赤裸裸的利益考慮。當權力能夠帶來巨大的利益（包括現實利益和潛在利益）時，任何以限制權力、制約權力為目標的改革都會受到拚死的抵制。」

這一點我也深有同感。依照西方自由經濟的學說，許多人都認為經濟的發展，必然促成民營資本和中產階級成長，促成公民社會誕生，有利於政治的開放和民主自由的發展。這種由經濟發展自然促進政治改革的理論，只是西方的模式，並不適用中國。中國當今的經濟發展，並非真的自由經濟，而是一種由共產黨國家壟斷、便利權貴及其子女和親屬發財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從中央一直分佈到各省市和各縣鄉鎮，已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他們的生財之道，主要靠權力；憑權力控制資金，控制企業，甚至進行錢權交易，所以稱為權貴資本。

最顯著的例子是江綿恆。如果他沒有父親江澤民的權力，怎會突然間能拿出幾十億美元與台灣王永慶之子王文洋合夥開設晶片製造企業？怎會上網通、上海汽車、上海機場三大企業的董事，成為當今著名紅頂商人又兼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上海中科院院長？同樣的事例無數，差不多所有中央大員的子女都與國家企業或民間大企業有關。胡錦濤的女婿茅道臨是個例外，他在未當駙馬爺之前已是在美國上市的新浪網執行長，屬於資訊科技界的大富，不算權貴，但將來其富與權會否結合，只能等著瞧，但胡錦濤兒子胡海峰顯然因權勢關係當了清華同方屬下的威視技術總裁。溫家寶夫人張培莉原是上市珠寶企業北京戴蒙得寶石的總裁，溫家寶當總理後，她名義上離開戴蒙得，實際上仍是中國珠寶界炙手可熱人物，其子溫雲松是北京網絡公司優創 (Unihub) 的老總，被人稱為隱形大亨。

權貴資本越發展，中國憲政民主越困難。這方面是有明顯軌跡可尋的。權貴資本最初發韌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當時出現鄧樸方的康華，鄧質方的四方國際，吳建常 ( 鄧林夫婿 ) 的中國有色金屬等等。這是權貴資本誕生之初，那時候，中共尚能產生胡耀邦和趙紫陽這麼兩位開明總書記，尚能讓朱厚澤當中宣部長，尚允許有《世界經濟導報》和《經濟學周報》等獨立性強的報刊存在，並有蓬勃發展的許多民間研究機構，但到了江澤民時代，權貴資本越發展，官場越腐敗，那些初步代表言論自由雛形和公民社會雛形的東西全消失了。中國不要說不可能出現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哈維爾、華里沙，或者蔣經國，就是連再次出現胡耀邦第二或趙紫陽第二的影子都沒有了。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時代，經濟是大大地發展了，政治鎮壓卡得更緊。這固然同胡錦濤個人原教旨思想濃厚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他的社會基礎－－權貴資本勢力更加鞏固了。胡錦濤的倒退，客觀上正符合權貴資本保權保利的需求。

預期需要二十年時間

現在很多人都關心中國何時實現民主憲政？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轉機？猜測時間和條件，多少帶有猜謎的意味。張博樹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演變提出三種可能：一種是黨內改革派抬頭和民間改革動力結合，達成平穩轉型；另一種是社會矛盾激化，走向崩潰；再一種是專制死而不僵，持續維持下去。

我認為，死而不僵不是結局，歷史畢竟沒有真正停滯的事，只是時間遲早問題。社會矛盾激化，也不等於社會崩潰，激化許多時候是一種催化劑，它會促進黨內改革勢力興起和民間有組織力量抬頭。社會的變局實在很難預料。起碼，我們可以預料的是，在胡錦濤第二屆執政期內，決不會有掌權者自動放權的事出現。但這並不等於說他的政權穩如磐石，許多難於預料的變局往往是出於人的意志之外、在不得不爆發的情形下爆發的。誰能料到孫志剛之死會激起巨大社會公憤，終於導致遣返法的廢除。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這也不等於說，在胡錦濤之後，第五代領導者仍是食古不化之徒。

歷史的必然性不少時候是由偶然事件觸發。孫中山在海外策劃革命多年，搞過許多次軍事襲擊（起義），都以失敗告終，他想不到結果竟有四川保路風潮導致武昌起義的成功。今後中國局面，如果有大變局發生的話，多數也是由一些偶發事件引致，它可能出於兩個方面，一種是社會偶發事件，另一種是黨內偶發事件。社會偶發事件一旦導致社會全面公憤，便有可能衝破輿論封鎖，打開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閘門。黨內偶發事件，多數會由內部權力突然失衡引致，派系鬥爭的決裂，繼承人的紛爭，都是導火線。

張博樹預期中國民主憲政的初步建構需要二十年左右時間，這是一種穩健的說法。若真是二十年之後中國才能走上民主憲政，那末，中共專政的壽命比俄國更長（俄共專政七十三年，中共專政將有七十八年），豈不成了共產世界首屈一指。

從今開始，二○○八年是台灣大選年，二○○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一個甲子）；二○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二○一二年是香港人爭取雙普選的一年。我們希望中國的民主憲政，在各方努力下早日到來。

轉自《開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