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ads-->
一、一個引人深思的悲劇故事*

讀了周舵的長文「我母親的自殺——一個案例的研究」（載於一九九一年八月號香港《明報月刊》），感觸良深。

我和周舵是一九八零年九月結識的。那是在一次青年哲學史工作者討論會上。周舵在發言中狠批了一通黑格爾，一聽而知是受了羅素的影響。當時中國哲學界研究西方哲學這一行，親黑格爾派占壓倒優勢。聽到同齡人中有反黑格爾的，我頗有覓得知音之感，從此與周舵成為朋友。

我以前並不知道周舵的家庭悲劇。在我認識的朋友中間，父母遭逢不幸者比比皆是，寫出來都會是很感人的好文章。所以我有時要對朋友們說，與其寫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論或學術文章，真不如把我們自己的痛苦經歷寫出來更有價值。即便是從事理論研究吧，如果我們不善於把自己的痛苦經驗注入其間，恐怕也難以取得任何獨到的建樹。這話看來有些殘酷：似乎我們的民族、我們的父母、我們自己的受苦受難，到頭來只是為了寫成幾篇好作品。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趙翼的「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兩句詩，自然也不能理解為作者幸災樂禍。問題在於，我們受了苦，但不能讓苦白受。把我們的痛苦記錄下來，不僅能有力地防止今後發生類似的痛苦，而且它也使得痛苦本身獲得一種意義。

「文革」之後，記錄痛苦與災難的作品已經出了很多很多。但真正深刻有力者卻少而又少。我們不缺少素材，也未必缺少技巧，甚至不缺少勇氣，但實在缺少眼光。

周舵此文的特點是，它不僅描述了一個感人的悲劇，而且還力圖用一種深刻的眼光，給這個悲劇作出分析和詮釋。文筆是克制的，但唯此更使讀者感到沉重；分析是冷靜的，但唯此更加令人深思。掩卷之餘，我忍不住也拿起筆來，寫下我的一些聯想。

二、忠誠與反抗的內在矛盾*

一位剛強、自信、聰明、美麗、生氣勃勃的女性，最終竟以自殺結束了生命，不是在苦難最深重的時候，而是在苦難已經幾近結束的時刻。這後一點似乎尤其令人困惑。周舵根據他對前人有關自殺理論的研究，把他母親的自殺基本上歸於「利他型自殺」之類。不過他也指出那不是純粹的利他型自殺，「那要複雜得多」。

在我看來，周舵母親的自殺其實並不是利他型自殺。她自殺得很痛苦，她並沒有從自殺中感受到任何光榮與快慰。她的自殺，也不是為了實現某種傳統的或時髦的道德準則。她如果是選擇在外部壓力最大——譬如說在被捕入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而百口莫辯，並遭到非人摧殘時自殺，那麼，她或者是為了向她所愛但並不愛她的那個黨表白心跡，或者是向侮辱她折磨她的那些人表示抗議——這兩種心理極不相同，但又不易分清，且實際上往往互相交織。

我們都知道，鄧拓在自殺前寫的遺言中，拒絕承認黨中央強加給他的一切罪名，強調自己忠於黨、忠於毛主席。歷次運動中的大部份自殺者都差不多都是採取這種態度。但認真分析起來，這種態度卻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一方面是忠誠，另一方面是反抗。如果一個基督徒因為被教廷指為「異端」、「叛教」而遭受迫害最終自殺的話，他可以採取這種既忠誠又反抗的態度而並不陷於自相矛盾。因為在這裡，他忠誠的是宗教，反抗的僅只是教廷。儘管在一般情況下，教廷被視為上帝派往人間的代表，但起碼在理論上，上帝與教廷總還不是同一的。教廷自稱代表上帝，但至少是在某些教徒心中，上帝是上帝，教廷只是教廷。一個人可以反對教廷而忠於上帝，上帝全知全善全能，而教廷卻可能犯錯誤。既然你把忠誠與反抗這兩種矛盾的態度分別給予不同的兩個對象，那麼你就並不自相矛盾。

三、關於「事業=黨=領袖」的連等式*

眾所周知，中國人一向沒有或少有外在超越的宗教，但並非沒有某種宗教情緒或宗教精神。搞不好，造就很容易使中國人陷入一種內心的分裂狀態。古代的忠臣，從比干、屈原到岳飛，他們本來的理想是忠於國家，但在現實中他們又不得不把這種忠誠的對象具體地落實在君主身上，由此便陷入一種不可解脫的自相矛盾。在當代社會，如果我們把所謂共產主義事業比喻為一種宗教，那麼共產黨組織就好比是教會，黨中央就是教廷，領袖便是教宗—— 這是一個前人多次作過的比喻。然而這種比喻卻仍不足以說明問題。畢竟，共產主義事業是一個世俗的，此岸的東西。此其一。第二，假如我們把馬列經典比作聖經，那等於把馬克思或列寧或毛澤東比作了上帝（或上帝的化身）。於是，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共產黨組織，本來不過是肉體凡胎者的一種自由組合，被高度的抽像化、神聖化，成為了整個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事業的全部的和唯一的主體。所謂唯一，含意有二：其一是，背離了共產黨，就是背離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事業；其二是，只有一個共產黨，沒有第二個共產黨。另一方面，黨的領導，本來也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個人，被抽像化、神聖化為黨的化身。這就是所謂個人迷信或個人崇拜。早在一九二四年，馬雅科夫斯基就寫下過這樣的詩句：

當我們說到黨，我們指的是列寧當我們說到列寧我們指的是黨。

這樣一來，在事業——黨——領袖三者之間，就形成了連等的關係。

在事業：黨：領袖的公式之下，一個人被領袖批評，就等於被黨譴責，就等於被事業所拋棄。但是作為被批評者，他常常會在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他不能接受領導的批評（根據他自己良心的判斷），但他又不能拒絕領袖的批評（根據那個連等式）。於是，他就陷入極度的自相矛盾與內心分裂之中。

四、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

據說，在「文革」初期，紅衛兵批鬥彭真時，發生遇如下段對話：

紅衛兵：彭真，你交代你為甚麼反封毛主席？彭真：我不反對毛主席。紅衛兵：主席說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你承認不承認？彭真：（語塞）。

其實彭真當然有話可說。他當然知道不贊成毛主席的某一論斷，還不等於反對毛主席本身，他甚至也一定知道，反對毛主席個人也還不等於反黨。但是，在事業=黨=領袖這個連等式統治一切（那也和彭真本人多年的努力分不開）的形勢下，他不能公開地講出這層道理，否則無異於自己給自己落實罪名。當著「黨」指控你「反黨」時，你如果不肯承認，便唯有沉默：因為你一表示反對，那本身似乎就構成了「反黨」的鐵證。這簡直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

基於同樣的道理，陳毅高聲念道：「最高指示，陳毅是個好同志」，把批判他的紅衛兵置於相似的困境。儘管紅衛兵們發現，陳毅有太多太多的言行，太符合毛澤東關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定義，但是在這條由「毛澤東思想」本身構置起來的銅牆鐵壁面前，他們卻無言以對。他們心裏在說：主席還在受你的矇蔽，因此主席這句話未必正確。但他們不能公開那麼講。不論是被紅衛兵批鬥的彭真，還是被陳毅反駁的紅衛兵，可能心裏都明白自己應該說甚麼去對付對方，但都不能把各自的道理公開講出來。那個連等式封住了大家的嘴。（不過，有些紅衛兵還是敢於繼續高喊「打倒陳毅」。因為他們發現，不少在昨天還被毛澤東本人肯定的人物，今天便成了打倒對象，那麼今天被毛肯定的人物，安知不會在明天被毛又贊成打倒。他們的這種推論終於在周恩來身上碰了個結結實實的大釘子——這當然是另一個問題了。）

五、「文革」的雙重效應*

「文革」一度造成了一種特殊的局勢。一方面，毛澤東被絕對地、同時又差不多是唯一地視為黨的化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化身，這就造成了極為徹底的個人迷信。從而把極權統治形態發展到登峰造極。另一方面，因為它否定了其它各級黨組織、黨的負責人作為黨的化身的作用（而在過去，例如「反右」期間，反對一個基層的黨書記都可以扣上「反黨」的罪名），這就又造成一種令人興奮的解放。直到現在，仍有人稱讚毛澤束髮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本人出於一種極度理想主義的衝動，「一手砸碎了他親自締造的那個黨組織機器」。殊不知像毛澤東那樣，把事業、把黨絕對地等同於自己一個人的作法，正是極權統治者的最高願望。又有人說，「文革」後期，毛澤東再度恢復了龐大的黨組織機器，意味著毛自己向官僚制度妥協和放棄，至少是部份地放棄了當初發動「文革」的初衷。這些人不懂得，正如對一個地廣人眾的國家無法事事處處實行直接民主一樣，它也不能在取消所有中介組織的情況下實行極權控制。因此，黨組織的重新建立是無可避免的。但是，黨組織的一破一立，並不是使事情重新回到原點，而是使極權統治上升到一個更嚴整的高度。

六、無法證明的清白*

共產主義運動既是把神聖的宗教情緒世俗化，又是把世俗的政治活動神聖化。這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糾結。正如周舵所言，一旦你被打成異己分子，你甚至連實行「利他型自殺」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死，本來是一個人用來表白其信念的最高和最後的手段。但在這種情況下，死卻完全無法證明它一心想要證明的東西。

戰爭期間還有辦法可想。在長征中，紅四方面軍被中共指為叛逆，氣得徐向前不顧一切地帶領人馬殺向敵營。死了的就死了，倖存者總算通過這種出生人死證明了自己的無辜。這不過是那些傳統小說和戲劇中一個常見的衝突模式。一個忠心耿耿的將軍被皇帝懷疑為「謀反」而下令推出午門斬首，恰逢此時邊關告急，別人都是飯桶，只有這位忠臣才可能戰勝敵人，於是皇帝允許將軍「戴罪立功」。得勝凱旋後，將軍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皇帝則開恩赦免。兩方都沒有否定自己先前的立場，但衝突終於得到了圓滿的解決。這種解決衝突的辦法就和大家熟悉的古代愛情故事關於先是不遵父命，自由戀愛，最終又金榜題名，奉旨完婚的模式一樣。中國人生活中有太多的悲劇，偏偏一般人最缺少的是悲劇感，原因就在於作家們都太滑頭，他們最善於用一些過份偶然的因素插入，從而使整個問題悄悄地改變成另一回事。在這一點上，「新時期」十年間「傷痕文學」或「大牆文學」的作品，很少有不重複前人故伎的。

所有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們（我強調是「被冤枉打成」，因為惟有此種人才會陷入各種特殊的內心分裂。這種人何止千萬），都有一種極強的願望，要求證明自己的無辜。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沒有任何一種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

大呼冤枉嗎？這等於是說「黨」錯了。你反對黨整你，這不是反對黨嗎？這套強詞奪理只不過是一個很淺顯的邏輯謬誤。但正如列寧引用過的一句話：如果幾何學公理觸犯了統治者的利益，它也要遭到否認的。共產黨的實踐證明了這句話至少對它自己是完全適用的。

為了表明你對黨的忠誠，你表示願意為黨多做工作。這沒用。「新社會」了，一切工作都是黨的工作，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甚麼工作能夠格外證明是在為黨工作。你說，你自願去做那些最艱苦的工作，用以證明你的忠誠。請放心，黨本來就會命令你去幹那些最艱苦的工作的，所以你無法證明你是出於自願。

你會想到死，用你的全部生命來證明自己清白。可惜，也辦不到。和平時期，你很難碰上有效命沙場的機會。縱然碰上了，「黨」讓不讓你去也是個問題（怕你臨陣投敵）。當然，倘若仗打大了，需要很多犧牲者，黨照例會不失時機地調整政策。朝鮮戰爭中，早期派出的部隊中就有很多原國民黨部隊的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斯大林大搞清洗，許多能幹的蘇軍高級將領被解除軍權遭受迫害。希特勒進攻蘇聯，斯大林抵擋不住，連忙把大批將領從集中營調出派往前線。德國人本來以為這些蘇軍將領既然飽嚐冤獄之苦，和斯大林離心離德，一定不肯好好打仗，殊不知這些人正急於找機會效忠以證明自己無辜，打仗竟格外賣力。一般人只知道，迫害會導致分裂，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運用得巧妙，迫害可以加強忠誠。正如那些猜忌心重、好吃醋多嫉妒的妻子或丈夫，往往更能有效地控制自己配偶一樣。關於這一點，下面還要論及，此不多說。

回到自殺的題目上來。你被打成「反黨分子」，你試圖用自殺來證明你不反黨，你在遺書中竭力表白自己對黨從來都是堅信不疑，絕對聽話，可是你沒有意識到你已經陷入了一個矛盾：當你證明了自己並非反黨，同時你也就證明了黨把你整錯了。你既然反對黨關於你反對黨的指控，你事實上就已經是在反對黨。因為黨的正確性，如同黨的權力一樣，都是不容分割的。像上帝一樣，黨是全知全善。如果黨冤枉了你，那證明黨並非全知；如果黨明知你冤枉還要整你，那證明黨的邪惡。所以，黨對此總是極其敏感的。在你看來，自殺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在黨看來，你的自殺卻是為了證明黨的過錯。畢竟，黨不大關心你的清白，黨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威。因此，共產黨對於它無理迫害的犧牲品的自殺，從來不會覺得內疚，它只會更覺惱怒。所以，你的自殺常常招致更嚴重的罪名。叫做「以死來向黨反撲」。不過有時候口氣要緩和點，最通常的說法是說你「畏罪自殺」——沒有給你罪上加罪，但最終仍然是落實了你原先的罪名。

七、唯有承認，才能否認*

說來說去，只有一種辦法或許可能減輕你的罪名：那就是你承認黨加之於你的一切罪名。這看來很離奇，其實卻有它的道理。你通過認罪的行為再次證明了黨的絕對正確。當年有的「契卡」人員就是這樣勸說那些被打成「反黨分子」的老布爾甚維克們公開認罪的：「為了黨的絕對權威，為了黨的利益，你必須承認黨是完全正確的，因此你必須承認自己的確是反黨分子。」可以想像，當這些被冤枉的老布爾甚維克們在法庭上承認了斯大林強加的一切罪名時，他們的內心深處或許真有一種悲壯感：他們覺得他們正在為黨作出最高最難的犧牲。這或許可以歸為一種利他型的自我犧牲，但和傳統的利他型自我犧牲不同的是，這種犧牲是一種根本不被輿論承認的利他型犧牲，甚至犧牲者本人也不能理直氣壯地宣佈自己

是在作利他型的犧牲。出於一種崇高的心理，他必須當眾卑微地承認自己的罪過。好像一位無比熱烈而真摯的「利他型」情人，他為了滿足意中人的心願，而這種心願很可能是要和第三者相好而拋棄他。他必須當眾否認自己的愛情。他是在用否定愛情的辦法肯定愛情。「我愛你，所以我只能對你說，我不愛你。」這是一種奇怪的邏輯、殘酷的邏輯，不過似乎還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邏輯。

根據周舵的記敘，我們可以把周舵母親人獄後的言行視為實行「利他型」自我犧牲的一種表現形式，當然是一種很奇怪、很殘酷的表現形式。最初，周舵的母親堅決否認各種荒唐的指控，她甚至用絕食的激烈方式有力地捍衛自己的無辜。但是，很快地，一則是遭受到更大的肉體折磨，一則是受到更大的精神壓力，周舵的母親會發現，硬頂下去，一來是要承受更多的肉體痛苦，二來這種行為實際上構成了對黨的意志的反抗。這就很危險了。是的，每一個抗拒運動對你施加無理迫害的人，一個現成的罪名就是說你「對抗運動」。為了證明你「擁護運動」，你就必須順從地接受一切懲罰，並且把這些懲罰「正確地」視為「教育」、「挽救」。造就是說，為了證明你擁護黨，你就應該承認黨對你的處置是正確的，你就應該承認你是「反黨」。唯有承認了自己「反黨」，你才是聽了黨的話，你才是表現出了你擁護黨。偶爾地，黨會理解你。黨發現你是如此聽話，包括黨罵你是「反黨分子」的話你也聽，可見你還不是反黨。黨感到了你的忠誠，黨寬恕了你。這種情況不是絕對沒有，可惜少得可憐。在大部份情況下，黨沒有興趣去細心理解犧牲者的心理，黨陶醉於自己百發百中的偉大勝利。你感到極度委屈，因為你如此順從竟然還被看作叛逆。但是你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繼續順從下去，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做得更加順從一些才好。你甚至願意承擔下更多的罪名，超出領導要求地對自己「猛烈開火」。在絕食鬥爭失敗之後，周舵的母親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她的’思想覺悟’終於徹底提高，成了監獄裡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應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甚至在放她出獄時，她還對看守人員表示依依不捨。

八、無中生有的犯罪感：越想越像，越像越想*

周舵母親在監獄中的態度轉變，最初很可能是出於「利他型」自我犧牲的心理。她表現得那麼熱誠，使你能感到她心中所洋溢的那種甘作犧牲的快慰。不過，即使在此時，周舵母親心中的「利他型」犧牲意識恐怕也不是完全單純的。在某種程度上，她大概從一開始就產生了一定的犯罪感，也就是說，她大概從一開始就有點相信自己的確「反動」。這種犯罪感首先來自她驚愕地意議到自己在「對抗運動」那種感覺，爾後便迅速的強化。不要多久，她就會發現自己簡直是「反動透頂」了。這種過程其實不難理解。第一，人的內在思想和外在語言之間，存在著一種有趣的相互作用關係：不僅思想可以轉化為語言，語言也可以轉化為思想。你老是對外講甚麼，結果你必然就會老是想甚麼，到頭來你就會相信你對外講的就是你內心想的。你總是對別人說你思想多反動，到頭來你就會相信你的思想果真是那麼反動。第二，既然這裡所涉及的「反動」，主要是指「思想反動」，思想思想起思想來，很容易陷入迷惑與混亂。一個頭腦靈活的人，誰沒有想到過許多稀奇古怪的念頭呢？很多念頭完全是隨機的，不受你意志的支配。假如你本來是個對穿著打扮毫不在乎的人，但你腦子也可能轉過華衣美服的念頭。當你無休止地反省自己，意識到自己也曾經有過這些念頭，你就可能懷疑自己其實是個追求奢華的人。古人說得好：「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之內，一個人被逼迫「深挖思想根源」，他很容易對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別人給你強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學上的暗示作用，於是你發現你果然像批判者所說得那樣十分「反動」。越想越像，越像越想，最終精神的自我防衛徹底崩潰，你豈止是有了犯罪感，簡直會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這時候，要讓你恢復自信，相信自己是個好人，恐怕還很不容易了呢。也許，周舵的母親就是這樣。所以，當她出獄後，當她面對自己的子女時，她仍然尋找不回那個失落了的自我。

九、「無限忠於黨」的「反黨分子」——超卡夫卡的卡夫卡式荒誕*

這裡有一個極大的矛盾，一般人未必注意到的。這個矛盾就是，一方面，你是懷抱著極其虔誠的心理去檢討自己的；另一方面，這種檢討本身又勢必挖掘出一系列極不虔誠的念頭。正因為你無限忠於黨，所以你才會發掘出自己有那麼多的「反黨」思想。周舵的母親正是陷入了這種矛盾而不自知：她表現得那麼「革命」，同時她又相信自己是那樣的「反動」。和歷次運動中大量犧牲者的心理一樣，她是一個「無限忠於黨」的「反黨分子」——多麼荒誕的自相矛盾！比起這種驚人的矛盾來，卡夫卡的《城堡》顯然還不夠份量。比誰都愛黨的反黨分子，比誰都左的右派，這種人我們不是已經見得太多了嗎？如果僅僅是愛黨，是左，而不承認自己是「反黨」，是「右派」，那倒不奇怪。奇怪的是這些人既是如此的愛黨，如此的左。同時又相信自己是真的「反黨分子」，是真的「右派」。與此相似，只是矛盾程度略輕，但矛盾性質一樣尖銳的，還有那些大量的滿腦子「無產階級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十、關於邏輯學中的不矛盾律*

當然，對於上述現象，共產黨有自己的一套解釋。共產黨說，你本來是反動的，通過黨的批判教育，你提高了認識，轉變了立場。黨挽救了你。很多被整者自己也多少接受了這套解釋。周舵的母親即為一例。這話也不是全無道理。很多人的確是在挨整之後才變得格外忠誠的（迫害加強忠誠），當然是一種愚蠢的忠誠。除開一批自覺的、堅定的反黨分子外，大部份被冤枉挨整的人都不難回想起，當他們初初挨整時，他們覺得冤枉，併進而牴觸，但此後他們就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裡，他本人也開始同意黨整對了，承認自己的確反動，並且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忠誠意願。他們的確會有一種「觸及靈魂」、「脫胎換骨」的體會。在這一點上，周舵母親入獄後先後表現的巨大差別，其實很有代表性。

但儘管有著這種貌似有理的解釋，像「無限忠於黨」的「反黨分子」一詞，仍然意味著極其荒謬的自相矛盾。因為在這裡，「無限忠於黨」和「反黨分子」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東西，同時地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這就明顯違背了邏輯學中的不矛盾律，也就是說，二者決不可能同時為真。實際上，共產黨的這套整人術，只有當它加之於那些本心並不反黨的人們身上，才可能取得上述效果。

十一、曖昧的「解脫*」

一九六七年，在未經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周舵的母親被抓進了監獄。直到一九七三年她才被釋放回家。「文革」後期，千千萬萬被整的人，離開了監獄，離開了牛棚，離開了「干校」一類准勞改的基地，回到了家中，少數運氣好的還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工作崗位上。這就叫「解脫」。

解脫當然不是壞事。沒有人會拒絕解脫。周舵的母親雖然表示對監獄生活依依不捨，但她畢竟毫不為難地出來了——可見所謂「依依不捨」原是一種自欺欺人。這在當時並不罕見。很多人在臨離開監獄、牛棚或干校等地時，都表達過對那段生活的某種留戀，反復申言那種生活對自己是何等的有益。與此同時，他們卻決不因此而自願繼續留在那裏。「梁園雖好，畢竟不是久留之地。」這是說人有一種既渴望家鄉的熟稔親切，又希求外出闖蕩的新鮮開闊的矛盾心情。但上述情況顯然不屬此類。沒有人真心願意過那種被貶斥、被懲罰的生活。不過你要說他們全是在撒謊似乎又有欠公平。也許，把上述心理看作是一種人心的合理化傾向更為合適一些。當你被迫過一種你根本不情願的生活時，你總希望能從這種生活中尋找出一點意義來，以此證明這段生活也有它值得一過的價值，否則你只會更痛苦。對於人世間一切不合理的苦難來說，越清醒者越痛苦。當時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共產黨宣傳的關於脫胎換骨的改造如何有益於人生的種種欺人之談，不是因為它們正確，而是因為他們需要。

然而，解脫又是個甚麼東西呢？解脫是極其曖昧的。黨搞了一套「捉放曹」。黨既不說它錯了，也不說你對了。釋放比抓捕還更莫名其妙。抓你時，雖無程序，好歹有個說法，放你時卻是稀裡糊塗。當然，對於渴望著從更小的牢籠回到較大的牢籠的人們來說，很少有人會自尋多事地硬要向當局問個明白後才肯走的——這再次證明他們說自己留戀那種生活不過是自欺。八九之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又重施故技，不加說明地釋放了一大批關押者，真所謂黔驢技窮。所謂解脫，既不同於「刑滿釋放」，又不同於「改正平反」。解脫就是解脫。它含糊其辭。它似乎甚麼都是，又似乎甚麼都不是。你的痛苦少了點，你的困惑卻多起來。這對於某些人而言，意味著一種新的打擊，也許還是更厲害的打擊。

十二、意義的失落*

出獄後，周舵的母親立刻感受到雙重打擊。第一重打擊涉及過去，她無法確定過去幾年的監獄生活究竟有甚麼意義；第二重打擊涉及現在，她不知道今後應該怎樣有意義的生活。

五、六年的監獄生活可以想像是十分難熬的，但周舵的母親都捱過來了。她和有些人不同，她不是僅僅憑著生命本身的慣性生活，她是以一種極頑強的意志在活。她一直抱著一種極強烈的願望，她力求證明自己是「革命的」。這話現在說來很輕鬆，甚至很隔膜。但不要忘記，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有多少人把「革命」看作是人生意義之所寄。為了讓社會承認自己是「革命的」或「要革命的」，多少人甚至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如果在出獄時，當局對周舵的母親宣佈：經過長期考驗，黨認為你是真正革命的，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周舵的母親也許竟會激動地流下熱淚。如果當局宣稱：你過去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你認真地、痛苦地進行了思想改造，現在你已經成為革命隊伍中之一員。她可能也會同樣的激動。因為那便意味著幾年的煉獄沒有白費，意味著幾年的痛苦具有價值。人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苦毫無意義。然而，當周舵的母親釋放出獄時，黨偏偏是甚麼也沒有說。

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呢？你受了那麼多苦，卻沒有個理由；你在苦難中表現得那麼好，但不說明任何問題。這樣一來，你所受的非人的苦難，你所做的超人的努力，到頭來變得毫無價值，毫無意義。

和許多人一樣，周舵的母親在出獄不久便多次找到組織，要求組織給自己的問題作個結論。組織上照例是遲遲不說出個所以然。造就使她陷入了一種新的苦惱，茫然若失的苦惱。好不容易，北大俄語系總算是同意她去系裡上班。於是，周舵的母親又燃起了某種新的希望。可是她沒料到，隨之而來的卻是另一重打擊。她努力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拚命工作，再度積極申請入黨，時時處處不忘抓階級鬥爭，包括對於女、對同事都大上政治課。可是，黨並沒有因此而喜歡她、接納她，自己的子女和同事卻因此而討厭她、拒絕她。當她從監獄回到人群中後，她發現自己比過去還更孤獨。

十三、虛脫：生存意義的空滅*

按照周舵的記敘，「四人幫倒台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看來很不可思議。難道不正是「四人幫」那套極左路線讓周舵的母親吃夠了苦頭嗎？為甚麼偏偏是極左路線下的受害者，反倒對極左路線的破產失魂落魄呢？這裡面的道理很複雜。簡單說來就是，由於周舵的母親被迫使自己去適應那套極左路線的要求而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價，因此這條路線的破產，等於是宣告了她此前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造就使得她比以往作何時候都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虛。

問題就在這裡，當一個人把自己的生活和某一套觀念聯繫在一起，儘管這套觀念從來沒有給予過你任何好處，儘管從一開始你就是在一種外在的強力的脅迫下半推半就地去認同這套觀念，但只要你的生活與這套觀念糾纏得太長太緊，這套觀念在客觀上就成了你生命的組成部份。因此，一旦這套給你造成巨大痛苦的觀念毀滅，你不但沒有解脫後的輕鬆之情，反而倒有虛脫般的空滅之感。對於周舵母親這樣性格堅強的人來說，純粹外在的痛苦並不足以奪走其生命的意志，空虛、只有那徹底的空虛才可能窒息她生命的慾念。

周舵的母親痛感自己虛度了一生。然而，比起虛度一生這件事實本身更加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虛度一生，決非因為天性怠惰和自甘平庸。恰恰相反，正因為她頑強地追求生命的意義，最終才導致了其生命的毫無意義。這裡又不僅僅是個目標選擇錯誤的問題。如果一個目標真是你自覺自願選擇的，那麼不論這個目標最終被證明是正確還是錯誤，你在追求的過程中總會有一種充實的感覺。即便事後證明目標不對，你的空虛也不會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因為你的生命在那種追求過程之中已經多多少少體現出了它的意義。我猜想，時至今日，那些老共產黨人的心態便是如此。但周舵的母親卻不屬此類。周舵的母親苦苦地追求共產黨的那套價值，而那套價值卻從來沒有認可過她的這種努力。畢竟，意義只存在於關係之中。尤其是，周舵母親所追求的那種意義，乃是共產黨宣傳的一種意義：它是人生此岸之事，因此，在孤獨中，你不能以來生作安慰；它是世俗的，不具外在的超越性，因此，在空虛中，你沒有上帝或其它甚麼神明作填充。共產黨主張的那種意義，根據定義，它必須被黨所承認，被歷史所承認。然而，對於周舵母親的畢生追求，黨總是在打擊它而從來沒有承認過它，「歷史」先是捉弄它後來則乾脆否認了它。我相信，當周舵母親回首往事時，她一定會發現一件她過去長期不肯正視的事實。那就是自她回歸大陸後，她從來沒有體會過生命的充實和人生意義的存在。而在過去，她總是自己欺騙自己擁有上述感受。我再說一遍，周舵母親不同於老共產黨人，因為說到底，後者是「革命者」，而前者始終是個「被革命者」。共產黨的革命，一方面禁止她選擇別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拒絕把她接納入自己的系統。因此，她的孤立是極其徹底的。再加上家庭生活中溫情的缺乏，親生兒女前途的黯淡，以及自己身體的衰朽。所有這些便促成了她自殺的動機。

十四、關於「追求意義」*

我以為，周舵母親的自殺，在更大程度上，是出於生存意義的空滅。

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特‧弗朗克提出了一套被稱為心理分析的第三派學說。第一派學說是弗羅伊德主義，該學說認為人活著是為了「追求快樂」。阿德勒學派則認為人活著是為了「追求優越」。按照弗朗克的理論，人活著是為了「追求意義」。這個意義可以因人而異，但正如尼采所說，除非一個人知道他為甚麼而活，他才可能在幾乎無論甚麼情況下都活下去。

除開殉道者，自殺者通常被視為勇者中的懦者和懦者中的勇者。人可以像動物一樣苟活，動物卻不會像人一樣自殺。當一個人並非純粹出於無法忍受的肉體痛苦而是更多地出於無法忍受的精神痛苦自殺，那說明這個人總是有追求的。對於這樣一種人，只要他感到自己追求的東西還存在，他多半就會頑強地活下去，不論活下去是何等的艱難。當然，倘若他以為只有死亡才能實現他追求的東西，他可能選擇死亡，這就是殉道者一類人物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會使一個有追求的人自殺，那就是當他或她深切地感到其追求目標的徹底毀滅。周舵母親的自殺便是如此。你把這種自殺稱為殉道或利他型自殺似乎也可以，因為那畢竟是為了某一個追求。但嚴格說來又不夠恰當，因為那不是由於這個追求的存在而是由於它的不存在。周舵認為他母親的自殺，「社會應負百分之九十的責任，另外的百分之十，應由我們全家（包括母親自己）來分擔。」這種說法恐怕也不夠準確，因為它容易使人理解為周舵母親及其家人犯有過錯或者是個性上有甚麼弱點。這和一家人是否完美無缺沒有關係。你可以說自殺者是社會的不適應者，但不適應者不等於都是劣者或差者。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裏，有些不適應者倒要比某些類型的適應者強得多，好得多。

周舵母親自殺的悲劇，當然不是常見的（但在四十多年來的中國大陸，那也不是特別罕見的！）。不過，倘就其思想變化和坎坷經歷而言，生活在一黨專制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都或多或少地與之有些相似。從周舵母親的悲劇中，我們難道不應該引出更深刻的思考嗎？@

1992年1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