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今年是文革開始的四十週年，是文革結束的三十週年。現在回頭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看看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的老師和老友廖沫沙說，讓我來做點編輯工作，前後鉤一鉤，叫做「大革文化命」。他這個說法我曾經認為很好，但是後來我認為它還沒有完全說明文革的性質。

多年來我想了又想，那十年就近是怎麼回事。究竟應當怎樣表述才能闡明它的性質。我想了又想的結果是，那是一場邪教大騷亂。開頭那真有一段時間，包括我自己在內，全國許多人都像吃了甚麼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陷入了那場邪教的大騷亂，聽任那些所謂的造反派擺佈。

那場大動亂只能叫做邪教大騷亂。

我只講兩件事，我同那兩件事的受害者都很熟。

一件是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校長卞仲雲被她的一群學生活活打死了。兇手是一群女中學生，兇器是軍人們紮在腰上的寬皮帶。文革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檢閱紅衛兵。有一次，一個中學女生代表叫宋彬彬。毛澤東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乎，一些女中學生在腰上係上一條寬皮帶。卞仲雲就是被她自己的學生，一些身為中學生的女孩子們，用這種「要武」的寬皮帶打死的。卞仲雲和她的丈夫都是我的朋友。她的丈夫王晶堯曾經是新華社的一位編輯。文化大革命提倡野蠻，提倡兇殘，越慘酷越好，越血淋淋越好。這才叫「革命」。毛澤東有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

另一位我熟悉的人是中南侷書記之一的金明，調來中南侷之前是國家財政部的第一副部長。毛澤東命令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大大小小的各級領導幹部都成了走資派。中南侷的幹部鬥爭金明，有人說金明愛玩古董，愛收藏古瓷器和古陶器，鬥爭金明的時候就把幾個粗陶瓷痰盂掛在他的脖子上。

這樣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嗎？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嗎？似乎也不可以。想來想去，我認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騷亂。

這個邪教有個教主。文革時他發動和領導的。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這個邪教不是教主一個人。他有四個大弟子王張江姚和他們在全國各地的許多小嘍囉。王張江姚不簡單，其中的「講」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數她權勢最大、最囂張、最肆無忌憚。她在後來受審的時候供認：「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咬誰。」

這是個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後二十多天才被抓起來投入監獄。直到把這四個大弟子抓起來，折騰了十年的這場邪教大騷亂才能夠結束。

他為甚麼有這麼大的能耐？最初是因為全黨迷信他，使得全國人民多數也迷信他。這個國家是一個長期由皇帝個人專制的國家，沒有民主和法制的傳統，人們習慣於服從權威，習慣於聽任帝王專制獨裁，肆無忌憚。幾千年來對帝王沒有制約，沒有限制，習慣於跪在他腳下，聽任他為所欲為。

我們同美國不一樣，美國人懂得總統不可靠。所以，必須立出一套法律來制約他，嚴格管住他。我們只看到美國富強，而不知道它富強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當政者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利。

由於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毛澤東這樣的一代梟雄就能夠玩弄權術，竊取全黨、全國的領導權，玩弄全黨全民於股掌之上。

這裡有一個兩難的問題是先實行民主和法治，還是先開發民智，使人民懂得維護和行使自己天賦的權利呢？

世界上所有先進國家的經驗都是首先實行民主和法治，只當憲法，訂立明確的法律，限制掌權者的權力，讓人民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逐漸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賦的權利，從而去爭取和保衛自己天賦的權利。這是最快、最有效的辦法。這樣，文革這樣的邪教大騷亂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回顧四十年前開始的這場邪教大騷亂，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經驗教訓。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發生個人迷信。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允許懷疑，提倡懷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認為某個人每句話都正確，都是真理。對任何人說的甚麼話，都要認真想一想他說的對不對，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