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各位師友：

章詒和先生的聲明公佈已近一周，她希望鄔先生能有一個起碼的解釋和澄清，但後者至今仍無任何回應。國內傳媒仍在保持沉默，網上討論受到限制，新的文章難以上傳，原帖則多半被鎖，甚至被直接刪除。

時代確實進步了，因為禁書的作者不再感到有罪和恐懼，而施暴者卻喪失了起碼的自信。《伶人往事》雖已被禁，但管道裏的書仍在銷售，這就是變化。見證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來若干文化掌故的人們，以及對劉賓雁等前輩知識份子有些許瞭解的人們，想必都能感受到這一變化。

出生于1954年的鄔先生，作為文革的親身經歷者，不會忘記中世紀的黑暗和苦難，不該忽視寬容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出身于南京大學的鄔先生，作為噩夢醒來的首批讀書人，不應漠視言論自由對於法治社會的意義，更不該把日常的查禁書刊視為家常便飯，因為這是非法的和不體面的。

在聲明發表之前，章詒和先生曾對鄔先生的發言進行過認真的核實，她確信文中使用的直接引語是真實的，之所以還要對「聲明」做出進一步的說明，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得到鄔先生的答覆。

我們認為，這也是鄔先生面對良知和歷史的機遇，因為對一個人來說，當不當得了官與做不做得好人相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

謝謝關注。

浦志強2007年1月25日

我沒有了退路——關於「聲明」的說明

章詒和

私下裏聊天，人們都愛提起我的父親，認為我的性格與父親有點兒像，我常為此辯解。我說：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親有著質的差異。他是職業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而我呢，是一個毫無政治抱負的人，既沒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的現實盤算，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焦憂。父親的政治頭腦，特別是他的組織才幹（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的秘書長和組織部長），都沒有遺傳給我。我一生的興趣和一點點小聰明，都在藝術上。我敏感於人的內心情感，敏感於色彩，敏感於細節，敏感於韻律，即使在監獄裏，我還是那麼喜歡天空，喜歡飛鳥，喜歡薄霧……看著看著，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這輩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講故事，講細節，講往事。由於專業的緣故，我還特別喜歡梨園行，伶人美麗，動人，幾乎每個人都很獨特。所以，這本書就是這種興趣和熱情的表達。但是，就是這樣一本寫梨園行的書也被禁了。而鄔先生卻說：「這個人的書不能出！」這話是什麼意思？用「文革」的語言講，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詒和這輩子別給我寫東西」。所以，是鄔先生把我逼到死角裏，我沒有了退路。

「聲明」發表以後，很多人關切我的生活情狀。從香港、臺灣、美國、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亞等地來電詢問。網上議論熱烈。而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和朋友則異常擔憂。他們要組織一個送飯組，說：「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們排著隊給你送牢飯。」我聽了很傷心，事情不會鬧到這一步的，畢竟現在中國的法制狀況，比我坐牢的時候進步多了。但是他們準備這樣做說明什麼呢？——說明了長期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打擊迫害，在他們心頭堆積的陰影並沒有消失，人們仍然有所恐懼。我深感悲哀。為了這個悲哀，我也要站起來。

我的「聲明」是極其鄭重的，希望鄔先生能給我一個鄭重的答覆。請鄔先生答覆我：

一，您是否在會上點了我？
二，您是否說了「這個人的書不能出」這句話？
三，無論是封殺我，還是封殺書，您能否啟動法律程式通知我，我隨時恭候。

十多天過去了，毫無音信。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並不如煙》。據可靠消息，為了「往事」，李長春先生主持了一個會議。會上，前新聞署負責人表態，說（大意）：自己這個部門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長說（大意）：章詒和已經退休，再說寫書屬於業餘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當時一位統戰部副部長是把「往事」定性為「反黨宣言」的，於是，李長春先生決定這爛攤子還是由統戰部來收拾。最後，統戰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請他轉告我這個妹妹：今後就不要再寫了——這就是「往事」的結局。我想：這次新聞署該出面了吧？好漢做事好漢當，鄔先生會登場吧？查禁書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這種依法不是某領導人的一句話，不是某個上級機關給下屬單位打個匿名通知電話，也不是給雜誌社或出版社下個簡單粗野的書面指示。它應該是一個法的程式，這個程式應該是嚴格依據公開法律的，應該是一個獨立、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式，這是最基本的程式正義。如果是按著這種嚴密的法定程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錯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4日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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