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無形
那就是文化的原因！文化配合制度如此殺人！
無論是張志新，還是李九蓮；無論是陳禹山揭露的30餘案例，還是胡耀邦批示的28例；無論是遼寧省，還是江西省，還是全中國的幾萬例幾十萬例……；無論是文化革命期間，還是其它時候；割喉管再殺人，全都是怕她們喊叫，不僅是怕她們喊冤叫屈，更是怕她們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這是怎麼了？！
毛澤東引進的外來文化中最主要的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將階級鬥爭的學說擴充、發展到登峰造極之巔，發揮到淋漓盡致之境，創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階級鬥爭文化、無產階級專政文化。
毛澤東說：
「與人鬥，其樂無窮。」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這種階級鬥爭文化把人類固有的善良、仁慈、愛心、悲天憫人、融融相處、太平祥和劃分到資產階級的溫情與人性的範疇，掃蕩殆盡，而代之以勇敢、無畏、仇恨、你死我活、勢不兩立、水火不容。於是，對所謂敵人有一點點人性，如給垂死者一口水喝、說句安慰的話、捋捋頭髮、整整衣襟、減輕他一點痛苦等等就是同情敵人；反之，對垂死者一個耳光搧過去，再踏上一隻腳，罵他裝死，反正是越狠越凶越無人性，就是立場越堅定、對黨越忠誠、對人民越熱愛。那獄中之獄小黑屋的發明者或是魔鬼，但那使用者為什麼能自鳴得意，津津樂道呢？當然有他人心特別殘忍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階級斗爭文化教育、灌輸、熏陶、驅使、逼迫的結果。終於，廣西吃人，道縣屠嬰，挖眼取腎，割喉止喊……都作出來了。因為畢竟是在和平時期，有別於戰場上廝殺時刀槍互擊的你死我活，所以就事先發明、制造了一套最堂皇，最可漫無邊際、攏括所有人所有事的理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是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云云。據此，就可以讓自己和人們公然、昭然、自欺欺人、心安理得地進行乖離人性天則的行為。
在階級鬥爭文化的語言詞典裡，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這一說，凡不得不提，不得不說到人性的時候，一定要冠以「無產階級」四字，絕大多數時候，是以「革命的人道主義」來代替人性說法，任誰都不敢、不能、不會越此雷池一步。竟至於「人性」一詞，談虎色變。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何其芳被毛澤東召見時，小心翼翼地問文學作品裡可不可以寫人性，人性到底有沒有。毛澤東回答曰：「口之於味，有嗜則同。」（見1978或1979年《人民文學》某期何其芳文章。）也算是認同了「食色，性也」的動物法則。無產階級的人性由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確定於止於此境，複雜、高級一點的人性都是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毛澤東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理論上批判、否定人性的濫觴，此後，大陸在所有的領域裡，所有的書報文字中將此奉為圭臬。一個叫王實味的作家、翻譯家，因為寫了一篇文章「野百合花」，諷刺延安共產黨有等級觀念，就被毛澤東判定為特務、反革命分子，用斧頭砍了腦袋，成為階級鬥爭文化一具最著名的犧牲。
制度、文化是互為因果的，是相互依附，相互倚賴的，是恃以生存的基礎，是得以發揮的載體。在這個制度下的所有大小官員以及幫兇、幫忙、幫閒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維護和延續這個制度，奉行這種文化而盡心盡力。這種文化醬缸曾使生活在大陸上的所有人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不管你原先是農民工人，還是知識人；不管你是平民百姓，還是名人顯貴；無一倖免。
官至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對老友胡風的出賣是一個典型，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制度和文化是如何滅絕人性的。胡風是大作家大詩人，毛澤東1954年欽點他為反革命，在全國範圍批判鬥爭長達一年餘。茲引錄謝泳的文章。
1966年2月，胡風將要被趕出北京時，……給喬冠華的信中說：「明日受命即日遠戍（雖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後無期，前塵種種，對你應感謝的，對你應請責的，不斷地襲上心頭。語言有時是無能為力的，何況又在神情無緒之中，那麼就請以言不盡意、語無倫次見諒罷。」
喬冠華把胡風的信轉給了本部門的上級領導章漢夫、姬鵬飛和中宣部的領導周揚……。
漢夫、鵬飛同志並轉周揚同志：
忽接胡風一信。最後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據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勸過他一次，講過些什麼具體內容，已經記得不清楚了。來信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便再理會他了。
章漢夫和周揚都在喬冠華的信上畫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漢夫還特意寫道：「我意不理」。這些歷史的細節讓我們感到特別的悲傷，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為基本特點的，那麼這樣的文化精神就是可恥的。當年如此對待胡風的這些朋友，過不了多久，他們也都遇到了和胡風同樣的命運。也許胡風當年的朋友那樣對待他是有他們的難言之隱的，他們也身不由已。這裡面有時代的原因，但也有個人的品質，也有一個時代整個的文化精神。如果一個政治團體在他的成員身上清一色地體現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徵，那麼這樣的團體就是最殘酷的，最沒有人性的。〔摘自《謝泳居》網站〕
喬冠華諸人是胡風多年前的老朋友。胡風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會寫這封信的。喬冠華不理也罷，還要轉到上級領導那兒去，說好聽點是避嫌、撇清，其實是示忠。同情心呢，人性呢，半絲半毫也不見，都到醬缸裡去了。以喬冠華的才識、器度、眼力、人品，在官員裡應該不算是下乘，但這種文化就會使你不得不爾，或必然如此！當時又有誰會說、能說喬冠華不對、錯了、不近人情？！哪個領導不會肯定喬冠華立場堅定、界線分明！？制度與文化的關係由此而昭明顯著，乖離人性的天則自然而然。又豈止是政治文化如此，它已遍及所有領域、所有時空，滲透到全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其實，胡風是毛澤東忠實的信徒，毛澤東冤枉了他。這從40餘年後，胡風得到平反昭雪可以證實。可是當時批鬥胡風時，全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無不義憤填膺，鳴鼓而攻之。絕非所有的人都瞎眼了，而是制度與文化迫使你不得不爾。
這就是毛澤東階級鬥爭文化的力量與慘毒，已經是環環緊扣的惡性循環了。既已把胡風劃分到頭頂長瘡，腳底流膿，萬惡不赦的敵人堆裡去，那麼，「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訓誡和「對組織要絕對忠誠」的箴規當然會使所有的人名正言順，心無愧怍地同胡風劃清界線，或拍手稱好，歡欣鼓舞；或保持距離，冷眼旁觀；或響應號召，落井下石……落井下石的，會得到獎賞、擢用；拍手稱好的，會得到表揚，記功；保持距離的，會得到鼓勵，觀察；那沉默的、不平的、幫腔的、私通的……立馬就撥拉到同是胡風的敵人堆裡去了，比胡風還慘。絲絲入扣，分毫不差，循環往復，生生不息，50餘年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一例外。
著名作家劉賓雁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國《青年報》社同仁戚學義不願違心批判劉賓雁，也被批判威脅警告。戚學義以死抗爭，在劉賓雁再被大會批鬥前從五樓跳了下來，以身殉道，立刻被宣佈為反革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這是57年現代史中僅見的壯烈！
青工部戚學義在新聞界、文學界、共青團中央聯合召開的一次批判劉賓雁鬥爭大會之前，當滿載著批判大會的《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人員的大汽車到達會場（《北京日報》的五樓會議室）之時，戚學義從五樓的窗口跳下來，摔死在北京日報大樓的大門口！當時，人們親眼目睹了他從天空墜落到地面的慘烈情景！人們驚呆了！戚學義竟然以死來抗議當權者對劉賓雁的批判！（狄沙：《賓雁，我甚深地為你悲哀》──《劉賓雁紀念文集》）
人之初，不管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經過這50多年煉獄般的鍛磨，這善，這人性不是被摧殘殆盡，就是束之高閣；這惡，不僅被挖掘，發揮，而且得到欣賞、鼓勵、獎掖、公告、發揚光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尚且如此，那長年同殘忍、邪惡、黑暗打交道的秘密警察、獄卒在這種文化的熏陶籠罩驅使下，人性中固有的那一點獸性還不會發揮無遺麼？善良的人們絕難理解作為人，怎麼能忍心把張志新這樣美麗、純潔的女性當口袋一樣地舉起使勁摔打到地上，使之半昏，然後按住腦袋一刀割斷喉嚨。但當你被告知：這個張志新是化為美女的毒蛇，打死她有益於黨有利於社會主義，怎麼弄她都不為過且有功於人民，造福於子孫萬代，那麼，你即使還能保留一點人性，不參加到輪奸她的行列裡去，你會不打麼？你要還下不了手，你會再被告知：你要不打，你就是同情毒蛇，你就是毒蛇的同類，你就是與人民為敵，其他人就要打你了，你就要遭到與毒蛇一樣的下場了。
這樣的階級敵人，這樣的毒蛇，死之前讓其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不就是讓他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們殺錯了嗎？設法堵住他的嘴，割斷喉管才是萬無一失的辦法。人性在此時讓位於階級性黨性，蕩然無存了！張志新，毒蛇罷了，一刀下去，當然心安理得，正氣凜然。文化革命中，廣西大規模殺死造反派群眾和地富反壞右，割心肝挖腦髓吃人肉竟能風行一時；新世紀時代，活取法輪功學員身體器官的慘酷，就是被灌輸進這些人像張志新一樣是該死的階級敵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的觀念。
刑事犯罪而至於死的人更是公認的人類的渣滓了，踐踏、蹂躪起來就更輕鬆了。
人性有其醜陋的一面。孟子主善，荀子說惡，同是儒家祖宗，所見迥然相背，可見人性之複雜善變。
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孔不入的宣傳和灌輸使幾乎所有的人都真心實意地接受和相信了這種階級鬥爭文化的說教和訓誡。冠冕堂皇的理據使人性中趨利趨安的本質在良心不安的狀況下也能暢行無阻。人性醜陋的一面被助長、被人為地放大膨脹。人性的天則就是這樣逐漸泯滅以至蕩然無存的。這種文化，就是毛澤東創立的階級鬥爭文化。毛澤東既是始作俑者，又是發揚光大者，還是集大成而流惡後世者。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人，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必須接受這種文化，就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成為斗別人的人或被斗的人，此時此境斗人，彼時彼境被鬥，循環往復，無邊無沿。
人是可以不這樣生活的！即使制度相同，只要文化有異，人還是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49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裡鬥，鬥到最後就是55的胡風集團，就是57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摘自《謝泳居》網站〕
其實，新月社的同仁們即或有奪妻之恨、殺父之仇，也只是個人恩怨，同全體無關，更上升不到階級仇、民族恨的層面去。其別在此，這是最根本的區別！
中共創始人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殺後，遺屬孤兒寡母，無力營葬。有大陸《文匯讀書週報》刊發散木文章《是他們厚葬了李大釗》：
李大釗犧牲後，身後蕭條，當時《晨報》報道說：李死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於是當時的急務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釗，在過去人們常迴避不談，因為這些人不屬於「革命陣營」。其實，即使是後來革命處於「低潮」時，仍有許多並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參與了對烈士的營葬。
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願，於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
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跡，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梁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十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如果用我們久已被灌輸成習慣思維的歷史觀，這就是很難認同的歷史的事實了。
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的李書華、農礦部長的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委的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於「三一八」後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
出資為李大釗厚葬的20人沒有一個是李大釗同一營壘中人。如果說在李大釗受難的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中共地下黨自顧尚不暇，那麼，在李大釗遇難後的六年中，在過了六年後，在李大釗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時，中共仍然對其建黨元老的後事無動於衷則是難以理解的。相對於當時全國範圍一片「剿匪」聲中，這些人仍然對「匪首」李大釗同情、哀憫、襄助、厚葬，竟能安然無事，被秉政者、被全社會所接受。中共如何面對？如何看待？按道義、循邏輯，中共只能「情何以堪！」但是中共從來若無其事，處之泰然。這就只能從文化層面來解釋這一現象了。
創造社、太陽社、左聯的郭沫若、蔣光慈、周揚、丁玲、胡風們遵行的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文化、你死我活的文化、恨的文化；新月社、學衡諸社團的胡適、徐志摩們信奉的是儒家文化、基督文化、愛的文化。這就是二者在同一片藍天下生活，在同一制度下受管轄，卻有迥然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結局的根本緣由。
制度相同，文化不同，表現出的人性也會不同。
再來看中共另一創始人陳獨秀。
陳獨秀在獄中和他死了以後，最關心他、最讓人感到還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為之奮鬥的那個集團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條路的那些當年北大的同事。44年他客死江津時，當時社會上的各種黨派各種團體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雖然政見不同，但大家都承認陳先生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有大影響的人物，比較起來，最沒有人情味的，還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摘自《謝泳居》網站〕
陳獨秀無論是中共的總書記，還是托派的老祖宗，他北大的老同事首先把他看作是對新文化運動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總書記也好，老祖宗也好，同他北大的老同事都毫無利害關係。為陳獨秀在法庭上免費作無罪辯護的是被陳獨秀痛罵過的舊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士釗。陳獨秀在法庭上也侃侃自辯，說出了，並揮筆寫下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的豪言壯語。當時報刊披載了陳獨秀的這幅字。法庭竟讓說、讓寫、讓辯，當局竟讓報道、讓披載，這在當今大陸的當局、法庭是無法理解、匪夷所思的事。其實，這才是正常文化，這才是正常文化下人跟人的正常感情，人跟事、跟當局的正常關係。
正常的人類文化同毛澤東階級鬥爭文化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批示張志新、李九蓮案例時，不可能不想到這種殘忍、滅絕人性是他最痛恨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做不出來的，是世界上、歷史上任何最壞的壞人也做不出來的。胡耀邦瞭解的共產黨的罪惡肯定比我們更多更具體更細緻。胡對共產黨怎麼看呢？胡會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嗎？沒有！他還是繼續維護這個惡黨。即使他心裡否定，他在行為上還是處心積慮、苦心孤詣地為這個黨隱瞞、辯解、撒謊、挽救……這是胡耀邦的黨性，更是他的人性！胡與這個黨利害攸關，否定這個黨就是否定自己！也許他自己就做過雖沒有如此殘忍但性質相同的事——下令槍殺政治犯！這就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關聯。一般人是無法脫此窠臼的。除非你是大聖賢。人類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很少幾個人能達此境。第一個是匈牙利的納吉，第二個是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在中國，念天地之悠悠，愴然涕下，尚無來者！
臨終不讓回國回家，死後不讓追思，死前被割喉管，臨刑不讓喊叫、不讓家人知道，屍體無影無蹤，……凡此種種，正是毛澤東祭壇上的犧牲。最可悲的是，這一切，在大陸被視為正常，被奉為規定。人性的天則蕩然無存了。究竟是為什麼？我將其歸結為：
豈獨制度無人性，應究文化是元兇！
制度的瓦解可以是一朝一夕間事，但文化的變化消亡，則日長月久也，人性之善之惡則為永恆。中國目前愈演愈烈的駭人聽聞、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草菅人命、廉恥喪盡、徹底墮落的事實就是這種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難過與沮喪之餘，不佞不揣淺陋，深入探究制度、文化、人性之間的關係；雖不挽狂瀾於既倒，姑留印跡，盡綿薄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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