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再評中共之一 行政區劃(中)

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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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6日訊】三、中共行政區劃的混亂和隨意所造成的社會危害

我在上文中簡單列舉了,中共在統治中國短暫的五十七年裡,對中國已經形成發展了近兩千多年,並已經基本形成體系且相對完善的行政區劃制度,進行了人為地非法地修改和踐踏。那麼一個國家行政區劃的混亂對國家造成的危害又有那些呢?

1、對人民群眾造成的直接危害

凡事以人為本,我們先來說說行政區劃,對一個普通人造成的直接危害。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舉一個真實的事例,大家一看便會通過這個點瞭解到這個問題的危害。我以前認識一個吉林省吉林市的朋友蘇某(2000年秋因法輪功被捕,目前還在國內,為保護其安全不用全名),他在上山下鄉的時候,被下放到今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勞動(當時通遼市叫哲裡木盟)。在下鄉期間,這個朋友因表現出眾,曾被領導推薦去盟裡學習電工。後來回城後,一直在糧庫工作。當年的電工是一個技術工種,按現在的話來說是屬於比較搶手的工作。朋友經過多年等待,在1988年終於等到了一個調轉工作的機會。回家翻箱倒櫃才好不容易將當年的證書找到,可是當拿到單位人事科後,直接被年輕在人事科幹事否定。原因是甚麼呢?這個證書上的頒發單位是:吉林省哲裡木盟電業局(後面的單位名稱現在記不准了,但肯定是電業局發的,前面的地名我是親眼所見的,並且記的很準),而這個20多歲的人事幹事,根本不知道在70年代,這個地方的確是歸吉林省管轄。問我的朋友是從哪裏弄來的這個證書(懷疑是偽造的,而且偽造的很粗糙連地名都不對照好)?她認為這個證書是假的,朋友也因此,一直沒有在國有企業裡做過正式的電工。

這個看起來是件不大的小事,可是在57年裡,中共將省界縣界亂劃亂改了不知道有多少,每一次都沒有徵求過當地人民的意見(在民主國家,準確地說是實行聯邦制的民主國家,恐怕需要搞全民公決才能辦這件事),而且每一次在更改的時候,也沒有像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那樣,飽和式的告知中國百姓知道。在浙江日報工作期間,本人一個遼寧老家來的朋友想去黃山玩,我說我實在是沒有時間,在給他送到杭州長途客運西站,並詳細講解了行程路線後我就離開了。第五天,朋友和老婆回來後埋怨我,說我沒有把路線說清楚,我一片茫然。後來聽他敘說了經過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我送他上的那班車,是由杭州出發經現在安徽省的黃山市後,再到達真正的黃山風景區。而我以為,既然已經送到車上,就沒有必要再告訴在哪一站下車了,都是大城市來的人不至於下車都下錯。結果朋友雖然是走南闖北也認字識圖,但是還是在黃山市客運站下了車。沒有去過黃山的朋友,也許也會跟我朋友的想法一樣。既然是黃山市,那就應該是離黃山不遠了,而且在電視裡看見的黃山也是挺繁華的。其實,這個黃山市距離我們熟悉的黃山風景區大概還有100多公里。這個黃山市是1983年,將原太平縣、歙縣撤消而建立的。目的是借黃山之名來提高知名度。但是這個說法本來就站不住腳,太平縣、歙縣本來就都是古地名,這一地區就是著名的徽州,安徽這個省名就是由這裡的徽州和安慶而得來,徽班進京而產生了京劇,徽菜是中國著名的一個地方菜系。這幾項哪一個名頭還不夠響?

難道非要古城靠百里之外的山名來提高知名度嗎?但是事實上,這個黃山市已經存在了23年,據筆者所知,當地文化界和普通群眾,就將黃山市改回徽州市的上訪活動,從1983年到今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當地還有群眾自稱自己是安黃省的人,說安徽已經沒有徽州了,不能再叫安徽了。

一個證書和一次旅遊,都是小事情。可是這些事情放在全民的高度上,就不再是小事情了。每個人都作廢一個畢業證書,每個人都因政府行為而坐錯100公里的車,這些損失要怎麼來計算?而這些還只是中國行政區劃混亂的冰山一角。不知道自己是哪個省的人,不知道自己有事情要去哪個政府去辦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因為兩邊政府都說這個地方不歸我們管而沒法辦理。這些小事,每天都在中國大地上不斷上演。

2、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

正如筆者前文提到的,行政區劃是國家的大事,絕對兒戲不得。將邊界線(國界我將另寫專文,本文提及的是國內的省市縣界)隨意改來改去,首先就是政府自己降低自己威信的一種表現。而且隨意變更區劃邊界,所帶來的惡性後果還遠不止這些。先讓我們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是怎麼樣對待行政區劃的。美國建國200多年,最初的13個州,除了為華盛頓讓出部份土地以外,它們的管轄地帶幾乎沒有改變。新建的州在法律確認了之後,也沒有再發生過改變。英格蘭與蘇格蘭和威爾士之間的邊界,也是完全是按照當年聯合之時約定執行。即使是同為共產黨執政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加盟後邊界也沒有隨意變動,所以在蘇聯解體時,也沒有留下太多的邊界糾紛(假如蘇聯按中共的方法進行區劃調整,蘇聯解體的時候,差不多也要挑起一次世界級的戰爭來,至少,地跨兩個大洲15個國家參與的規模是會有的)。

中共這樣視區劃如兒戲,已經給中國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1)首先,一大批具有百年歷史甚至千年曆史的傳承古老地名,將永遠消失直至漸漸被人遺忘。均州變成了丹江口,襄陽和樊城變成了襄樊,真定成了石家莊,武陵成了張家界,復州成了瓦房店(大家覺得共產黨給起的名字比原來的好聽嗎?)……以後人們只能從書本上知道徽班進京和關羽水淹七軍的故事,但是具體徽班從哪裏來,襄陽和樊城到底在哪裏,就只能問專家學者了(相信在中共目前政策不變的情況下,以後會有更多的受害地方)。

2)第二,中斷了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文化傳承,使人民沒有了歷史歸屬感。在100年前,當你問杭州、寧波還有餘姚、慈溪來的人,你們是哪裏人?他們會一口同聲的說是浙江人。現在你問他們,他們會分別回答是杭州、寧波、余姚和慈溪人。余姚和慈溪的,在你不清楚的時候,會有點不耐煩地再提醒一下是浙江的。而杭州和寧波的,基本上是不會願意再多說這兩個字。因為他們已經是副省級了。這樣的情況,在其他經濟發達的全省第二大城市裡也是普遍現象,如我認識的大連人和青島人,一般首先只承認自己是大連和青島人,然後才承認自己是遼寧和山東人(有的明確不承認,因為他們所有在省裡可以解決的事情,在本市已經可以全部搞定,再大的事情就需要直接上中央了)。

這個現象雖然與城市化推進有關(國外很多公民也是認同市這一級,因為省距離百姓實在有些遙遠),可是中國是一個也許是連續傳承時間最長的古國。中國的大陸文明型文化的傳承特點是區域認同,其載體是省和縣,與歐洲城邦制歷史留下來的點傳承是不一樣的(歐洲在載體是市和鎮)。這個可以從歷史上得到佐證,由於篇幅所限僅舉兩例。

法國大革命和蘇聯的十月革命,分別發生在巴黎和聖彼德堡,他們相似地以相對較短的時間,迅速控制這兩個國家級的城市後,基本上就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而縱觀中華歷史,除宮廷政變在首都成功後,可能會在全國也成功外,所有的改朝換代,都是走農村包圍城市後才可能真正走向成功。而佔領首都的基本上沒有幾個能100%保送皇位的,佔領了長安的黃巢沒有,佔領了北京的李自成同樣沒有。這麼現在中國人連省籍都不認同了,可以說中華文化的傳承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挑戰。而兩千年來一直堅守的縣,也因縣改市風潮和現在的人心不古也毀滅怠盡(現在中國的百姓也很恥於,承認自己是縣民,而更願意說自己是市民,難道遍佈台灣全島的縣裡面生活的人,比我們低級或者貧窮嗎)。另外,中國歷史除了國家級的《二十四史》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文獻領域,那就是中國約三千多部的各種地方志,而其中絕大部份就是縣誌,一旦一個縣沒有了,這個縣的縣誌也就結束了。縣誌的終結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記錄歷史的終結。斷了傳承,也就沒有了認同感和歸屬感,中國的傳統家族、家庭和社會底層的結構也就完全崩潰了。我們中國人現在正在繼續努力地,將自己變成一個只有50年曆史的新興民族。

3)將嚴重地影響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動搖國家統一穩定的基石。中國有句古話叫:「不掃庭院何以掃天下。」大概意思是,事情要從小的開始做起,不能好高務遠。我想這個道理拿到世界角度來說,也應該算得上是正確的真理了。那麼愛國主義也是一樣。首先我們應該先熱愛我們的父母、子女和家庭,然後要熱愛我們的故鄉,最後才能談到熱愛我們的祖國。在《九評》裡我們已經知道了,共產黨已經讓我們將它認做了母親,在我上面的文章裡,共產黨已經把我們的故鄉都改沒有了(很多多年沒有回國的老華僑都會有這種感覺,幾十年前的老地名已經沒有了,甚至都沒有多少人知道了,而且是從村名到鄉名再到縣名,如果不是自己還沒有癡呆,如果連省名再改了,所有離家10年以上的人,將全都找不到自己的家)。那麼我們還靠甚麼去熱愛祖國?人的所有技能都是需要培養的,包括我們小時候學吃飯學說話。愛心也是要培養的,如果沒有培養尊敬熱愛長輩,就不會對沒有生命的土地有感情,沒有對故土的眷戀,絕對不會對國家有發自肺腑的愛。其實我們國家很大,一個黑龍江人和一個雲南人,簡直就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下,即使是江蘇省內的南北部也差異極大,雖然我們都是被稱為漢人。那麼一個喝松花江水長大的人,對黑龍江省都沒有甚麼感情,誰又能指望他會真心地愛護廣東人或者四川人?這樣發展下去是甚麼樣的後果?相信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想到……

4)對行政區劃的不嚴肅和沒有長遠規劃也將引發民族矛盾。

我在前文中暫短地提到當年西康、察哈爾、熱河和綏遠等省的事情。這些清末和民國末年組建的省,其實都是當時的政府,面對民族危機所採取的積極對策。他們的位置在今天的內蒙和西藏地區,當年這些地方就都處在脫離中華版圖的危險邊緣,其中外蒙已經獨立。直到今天,這些地區依然是危機中國統一的敏感地區。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想不管是共產黨人還是民主運動人或者是其他人,在祖國穩定統一的這個立場上,理應是完全一致的。可是事實上,共產黨當政以來,民族危機沒有因為其自我吹捧的民族政策得到緩解,反而更加嚴峻起來。西藏不但還想「自治」(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可以說的清楚的,暫用這個詞來替代),而且其要求的自治範圍包括了:西藏、青海、南疆、川西、甘肅。幾乎準備拿走中國的三分之一。新疆現在有了「東突」,內蒙與外蒙在遙相呼應。如果處理不好中國的確有崩盤的危險,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那麼共產黨這50多年來都在做些甚麼呢?

首先,它撤消了上面提到的4個省,將這些地方變成了「自治區」。然後在「自治區」裡不讓當地人「自治」。當地人看懂了之後,自然選擇了反抗,它就用起了熟練的武裝鎮壓,這個舉動,幾乎讓所有的少數民族對漢族有了仇恨,也在世界上獲得了不好的信譽。而且,在這麼多年亂改行政區劃之中,單單需要改的卻偏偏不改。我們限於篇幅僅舉內蒙古自治區一例來說明。中國人都知道內蒙古自治區很特別,因為它的面積很大,大約有118萬平方公里,比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面積還大。而且他的形狀很不規則,最東面呼倫貝爾地區與最西面額濟納旗之間,大約有近3個小時的時差。最南和最北部的(準確地說是最熱和最冷的地方)年平均氣溫差10度以上。這麼一個奇怪的行政區,只有在中共統治的中國才能存在。因為它既不經濟也沒有效率,既不利於國防也不利於保持統一穩定。那麼它唯一在作用,就是會帶給一部份人帶來一些利益。當年內蒙古自治區,就是中共與以烏蘭夫為首的蒙古貴族之間交易和妥協的結果。可是按照中共一貫的原則,完全可以利用文革等特殊時期,將這個妥協的怪物消滅。其實當年共產黨也確實嚐試過,將內蒙古的一大半分別劃進了周遍省份。可是不知道為甚麼,1979年又全都劃了回去。官方的說法是撥亂反正,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永遠都不會變。不知道這個民族政策到底是為誰定的?這個自治區的尺度和形狀決定了,這裡的人們無論到首府去做甚麼,浪費在路上的時間和金錢都是巨大的。他們距離首府最遠的地方,比中國一半的省份到首都還遠。這樣的民族政策,要麼是讓偏遠地區斷絕與自己行政中心城市的聯繫,轉而與其他周遍省份聯繫(有些事情是躲不開的,比如上訪比如需要高級法院裁決)。要麼就投入比別的省份人民更多的成本,去做同樣的一件事。我想,這樣的行政區劃,只能讓內蒙2400 萬各族同胞,永遠比其他省份窮,或者是永遠比其他省份落後(別人在內側跑道跑,它總在最外圈)。而一旦貧富差距與內地脫節到一定程度,或者外蒙經濟高速發展,我想任何一個蒙古族的人都會想獨立的。而且由於中共的慷慨地民族政策,獨立出去的內蒙古,將是清朝時真正蒙古族聚居的土地整整3倍。

四、民眾在行政區劃問題上的覺醒和鬥爭

上文提到的中共在行政區劃問題上的種種錯誤,筆者不是唯一覺悟的人。在中華大地幾十年來,已經有千千萬萬人看到了其中的危害,並親身投入到,反對中共亂用行政區劃的道路上來,這裡我想列舉兩個事例,來向不瞭解這方面情況的人介紹。其中一個是從國內網站上看到的(有文字、有圖像、有電話核實,基本事實是不用懷疑的),另一個是本人親自經歷的。

1、河北並縣撤縣風波。

進入21世紀,中共開始了新一倫「精兵簡政」,在地方行政區劃上搞縮編(50年代撤並了一批縣鄉級單位)。首先是鄉鎮合併,在大江南北如火如荼地進行(有一個小例子:在遼寧試點,將派出所逐步取消,因為派出所抓人沒有憲法依據。將分局級簡化,將來形成一級介於現在分局和派出所之間的警察局)。原先10公里內的政府(每個街道和鄉都是政府,在內地省份,一般距離普通百姓不會超過10公里),現在要20公里遠了,辦事就更難了。後來由鄉鎮一級上升到縣一級。這次河北是試點和重點。因為歷史和地理上的原因,河北省雖然面積不大,但是縣級行政單位卻很多,截止 2005年,河北省有縣級行政單位172個(108縣、6自治縣、22縣級市、36市轄區)。比面積和人口差不多的湖北省(都是18-19萬平方公里,都是6000多萬人口)的102個縣級單位多出70%。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都用簡單的數字來衡量。河北屬華北衝擊平原,土地平整河流縱橫易於耕種(歷史上水源豐富,現在大概要差很多了)。因此,歷史上開發較早。河北小縣林立的中南部,很多縣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漢代。這裡有中華文明中數不清歷史沉澱。「群雄逐鹿」、「邯鄲學步」、「風蕭蕭兮易水寒」等歷史典故都是發生在這一帶。可2004年開始,河北撤縣、並縣進入實際操作階段,首先將在保定所管轄的幾個縣中實行(記憶中是6個或者8個)撤並。這裡面就包括唐縣、易縣、望都、曲陽等歷史明縣。消息一傳出來,各縣百姓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並有數萬人規模的簽字抗議行為。後來中共為了分化抗議人群中的幹部階層,又放風出來說,準備設立地級定州市。縣裡的職務沒有了統一到市裡安排。可是,群眾抗議規模並沒有減少,最後有代表進京於廊坊被阻,其中首要人員被捕。各縣最終也由武警出面解決問題,多人被捕而告終(此事當地中共新聞網以及民間私人創辦的「行政區劃網」等媒體均有報導,有文字和圖片。現在「行政區劃網」論壇已經被關閉,由於2006年出國,所以後續情況不詳,希望知道情況的朋友補充完善。註:行政區劃網地址為www.xzqh.org)。

2、湖北武當山成立非法政府,遭群眾抵制。

原來武當山地區,是屬於中國湖北省丹江口市是管轄。丹江口市古代時稱均縣(或均州),曾經作為春秋戰國時代隨國的國都。在公元前202 年,由漢高租劉邦設立行政區劃建制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歷史。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在1967年修建了丹江口水庫,當時庫區水位淹沒的地方,就是一座擁有2000多年曆史沉澱的古縣城。很多人當時就對離開祖先留下的家園非常不滿,但無奈當時紅色高壓統治時期,大家都只好被迫搬家。但是當時被破遷移的很多人(很多當事人已經去世,他們的後代現在還在上訪)都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在2004年底,中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即將開始,丹江口水庫的水位,要從現在的155米抬高到175米,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向北京方向供水,但是這樣的水位,將要淹沒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淹沒的地區,既有45。8萬丹江口人賴以生存的家園,也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武當山古建築群中的遇真宮等歷史遺蹟達數百處。而且現在,因工程資金方面根本沒有到位,本身開工進度都受到影響,百姓的安置費用和補償費用就更沒有著落。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共產黨政府早在上個世紀末就開始了移民工作,很多百姓失去了土地和房屋後,不知道將來的歸宿。

而這只是整個事件的一個序幕。丹江口市(縣級)的上級是十堰市(地級),由於十堰市本身,地處中國中部湖北和河南兩省交界的山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欠發達地區,既沒有區位優勢也沒有其他資源優勢,因此經濟發展一直緩慢。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其行政轄區內最大的企業,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的總部,又遷到了湖北省的中心城市武漢。根據中共稅收和企業管理的法律和制度,這對十堰市的財政打擊是災難性的,因此十堰市政府,開始打起了其他增加收入的歪主意。地處十堰代管丹江口市的武當山,是世界文化遺產,是中國道教名山和中國武術重要流派的發祥地。旅遊資源和中央政府文物保護撥款等收入相當可觀,是十堰地區除第二汽車製造廠以外,很重要的一個創造財富的單位。

但是中國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實行的是省、縣、鄉三級地方行政區劃。只有洛陽、邯鄲、鞍山、齊齊哈爾等,較大的市和省會城市可以代管部份縣。而十堰顯然既不是省會城市也不是憲法所述的較大的市,因此本身其代管丹江口市(縣級)已經屬於共產黨違憲,更不要說直接參與管理武當山的事務。而十堰市政府,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用各種渠道,開始非法介入武當山的行政管理。後來,終於2003在年底實現了其野心,「由湖北省委省政府批復,十堰市委市政府決定」成立「中共武當山旅遊經濟特區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為十堰市政府的派出機構,直接受十堰市政府領導,由十堰市一名副市長兼任該委員會首長,可以行使縣一級的管理職能和權限。雖然表面還宣稱武當山街道(鎮)仍屬於丹江口市,但實際上一個由十堰直接管理的,在武當山地區的行使行政管理權力的政府已經事實上存在了。稍微有一點法律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這就是公開的嚴重的違反憲法,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充分暴露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可以執政的獨裁政黨,其獨裁統治的真實面目。根據中國1982年憲法,縣一級的人民政府的設立、撤消、變更,是需要中國國務院批准,並上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備案才是合法的。「中共武當山旅遊經濟特區工作委員會」這一事實上政府的設立,湖北省政府根本沒有權力批復,十堰市更加沒有權力決定。共產黨自己定的憲法自己帶頭違反,簡直就是,一場共產黨自己編劇自己表演的政治鬧劇。

當時丹江口以及周遍數十萬群眾,在知道這一事件後,紛紛自發走上街頭,打出「還我均縣家園,還我武當聖山」的標語,向各級政府請願示威。據我當時在群眾中瞭解的情況是,進北京去上訪告狀的代表,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去省會武漢上訪遊行的,現在都已經進了監獄,在十堰和當地集會的,政府採取不理會的態度。我當時在十堰,因採訪任務而逗留的10多天裡。我看到了無家可歸的難民,在該委員會和街道政府門前淋雨的情景,他們沒有房子住(因為修水庫被強制移民了)沒有衣服穿也沒有吃的東西,非常無助地坐在政府的門前。我沒有看到政府裡面出來任何人,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甚至我都沒有看見出來跟他們說話的人。我真不知道政府裡的人,是怎麼混進去工作的,也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內容到底是甚麼?當群眾得知我的記者身份之後,有很多年長的人給我跪下,懇求我幫助他們伸張正義,在報紙上將這些情況刊登出來,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們的遭遇。我當時知道,自己如果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我也知道,我所工作的共產黨機關報,百分之百地不會讓我,發表任何關於此事的任何言論。但是看到這些無辜的人們,他們的家庭和親人終身的幸福,被遠在幾百甚至幾千公里外的官僚們,玩弄於股掌之間。我決定站到他們一起,盡最大的努力幫助和聲援他們,儘管我的作用是很微不足道的,可是我想沒有人站出來反抗,這樣的人間悲劇,就會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斷的上演。雖然反抗了也不會有甚麼實際結果,但是至少會讓共產黨知道,人民群眾不是機器也不是傻子。我聯絡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現場設了募捐箱,用大家募捐的錢買了一些食品、藥品和衣服給了那些一無所有的群眾。然後我們建議當地群眾,不與非法的委員會政府接觸,單方面宣佈那個是非法政府。當地所有群眾也都很齊心,不管有甚麼民事、經濟事務甚至刑事案件,都到武當山街道政府和派出所去或者直接去丹江口市,沒有人再到「中共武當山旅遊經濟特區工作委員會」去辦事。而且我們在網絡上發表了,關於整個事件的評論文章。我們覺得當地政府的做法是一場鬧劇,是違反憲法的,是背叛祖先的,是不尊重事實也不尊重歷史的。中國中央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是獨裁的,不為人民做主的,違背自然規律人為製造混亂並不負責任的。

當然,後來這個政府還是繼續存在,我被當地領導勸回浙江。除了遊行群眾多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外,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後來,我將這件事講給過一個採訪過我的法國大學生(因寫畢業論文而採訪),他問過我這樣的問題:「為甚麼要強迫幾十萬人,為幾千公里以外的人做出犧牲?」我回答的是,這就是中國人自己也還沒有徹底搞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不過,通過上面兩個實例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老百姓不是白癡,也沒有被徹底洗腦。這些人大部份都是缺少經濟實力,也缺少文化教育縣裡的農民。但是,他們的血管裡流淌著炎黃祖先的血液,他們知道要保護祖先留下來一切精神和物質財富,他們意識到了民族危機,並且在人身安全受到很大威脅的情況下,他們做出了很多實際行動。敢於向獨裁統治者們說「不」。這就是我們中國的希望,只要這樣的中國人還活著,我們中國的民主事業就一定有勝利的那一天……@

(待續)(//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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