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曾去執編譯報導）近日英國衛報 (Guardian)以標題為“權力、腐敗和謊言”（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的文章，報導英國知名專欄作家威爾‧哈頓（ Will Hutton）新書「凶兆」（ The Writing on the Wall）中的內容摘要。哈氏認為，對西方而言中國已然是個經濟大國，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但世人對中國的瞭解一直言過其實，對北京政府威脅的程度也混淆不明，其後果實在堪慮。

文章說，世人誤解中國之所以經濟成長快速，是因為它揚棄共產主義，改奉資本主義之故，對此北京政府自稱是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但是如果進一步觀察，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從頭到尾不只是掌控著政治，實際它也牢牢的抓緊著經濟。那些伴隨著資本主義概念而來的自由財產權與企業自主權，在中國並不存在。

事實的真相是， 在中國所實施的不是中國共產黨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西方所認知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遵循列寧式的集團主義（Leninist corporatism），由黨中央壟斷政治、經濟、與社會資 源，統一調度。但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整個制度可能因為極其不穩、不均、效率低下與貪腐，讓中共政權崩潰瓦解。屆時各省可能會像1910-1920年軍閥割據時代一樣，各自獨立；也可能產生新的兇殘政權，掌控全國，停止其開放政策與經濟改革。它的獨裁者甚或為了凝聚人心而發動國際性戰爭，諸如攻打台灣。這樣的情況真有可能發生，因此，中國和平走向持久的資本主義，建立所需的制度，對中國與全世界而言，都至關重要。

貪瀆之冰山一角

中國早在 1990年代之末，便已日漸察覺中國貪腐之風瀰漫，將腐蝕黨的領導。 2002年，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報告：「如果我們不鎮壓貪腐，會毀了本黨與人民之間的水乳交融關係，本黨會失去政權甚至自我毀滅。」當時有一些政府高幹因侵吞公款，或勒索敲詐而鋃鐺入獄，例如北京市長陳希同因此坐牢，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則因土地交易收受回扣250萬英鎊，而遭受極刑。另外，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接受調查時，在北京304醫院跳樓自殺。

不特此也，中國貪腐的現象在各處已根深蒂固。 1992至2001年間，各省高幹入獄情況增長了四倍，其中包括最貧瘠的甘肅省，竟查獲貪贓 5億英鎊。除了北京高幹之外，最近有四位省長、一位省黨委書記遭起訴，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暨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因侵吞社會福利基金2億6百萬英鎊而被逮捕。

根據中國經濟學者胡鞍鋼的估算，累計90年代以來，貪污的金錢佔國內生產總額的13.3至16.9%之間，至今仍然維持這個比例。而每一起貪瀆事件都是源自共黨高幹獨攬權力，缺少獨立的監督機制所致。結果貪瀆就成了共產黨體制一脈相傳的染色體，現在正威脅著國家命脈。

司法與監督機制不健全

且看看中共是如何一黨專政及其司法制度之畸形模樣。它的司法體制從上到下充滿了政治氣味，法院的院長、副院長由黨任命，預算由省政府籌編，官僚體制一如其他政府機關，由黨務委員會逐級監督，法官常常在黨委會或政府的指示下判案，遑顧法律依據。

再者，許多法官大多是由退役軍官擔任，唯黨命是從，不曾受過正式的司法專業訓練，因此貪腐的案件駭人聽聞。 2003年，全國20 萬名法官中有794人因貪瀆受審。2003及2004年，廣東、湖南兩省的高等法院院長皆因貪瀆入罪。如果黨無法影響審判，它仍可以藉由影響警察，將案情延宕或根本不執行判決。因此在中國，只有40%省高等法院的判決付諸執行，叫人聞之堪哀。

文章說，按理說新聞媒體可以發揮監督之責，導正歪風，可惜中國的媒體只是跛腳鴨子。中國現有2000家報紙、2000個電視頻道、9000份雜誌、450個廣播電台，但全都在北京黨中央或省直宣傳部門監督之下。這些機關每日發佈指示，規範報導方向，記者膽敢偏離主題，就會被解雇，甚或坐牢。據估計，中國現有42位記者在吃牢飯，這個記錄是全球之冠。在中國，編輯人員大致知道自己的尺度，但是近來在胡錦濤掌權下，尺度收緊了，有些優秀編輯被炒了魷魚。例如，最有說服力的小報「新京報」(Beijing News) 的編輯楊濱，於2005年因挺身報導鄉村對抗不公的土地徵收而被開除。2005年「保護記者委員會」引述人民日報的資料，揭露各級政府壓迫媒體的情況：「2004 年審檢機關因媒體印製‘內部’消息的理由，停止了338家刊物，關閉了202家報紙的分部，並處分73家‘非法從事新聞’的公司。」

2006年2月，三位中共元老，分別是毛澤東的助理李銳、前人民日報的編輯胡績偉，及前中宣部長朱厚澤，聯名寫信譴責這種作法：「歷史證明，只有昏亂的極權政府為了愚弄壓制人民，才會審檢新聞。」他們並認為，這種壓迫不能確保社會安定，而是會種下惡果，帶來災難。

經濟之病在於一黨專政

這些問題西方人都看在眼裡，但是他們沒弄清楚的是，這種控制的體系是會腐蝕經濟的。成功的商業需要有成功的配合條件，經理人需要依其能力，自由的開創機會，推出產品，發展品牌與宣傳推銷。但在列寧式的集團主義之下，是不可能自主的。因為共黨的利益重於商業的需求，每一個企業由黨委會依黨國的需要執行，其結果是，無數的中國企業集團受制於政府特權，為迎合黨國的目標，而面臨破產的命運。

簡言之，黨國就像處在蜘蛛網的中心位置，牢牢地掌控著輻射出去的網絡。重要的經濟戰略物資如鋼鐵與能源等57個部門，無足輕重者如包裝業與美容業，均可依需要而握在手中。但是經濟的通則是，企業越講求政治與監控，其生產與執行力就越差。因此，中國所掌控的國營企業改革了20年也難有長進。據一項權威的評估，國營企業有三分之一的員工是結構性的閒置著，只要利率有一點點的小揚升，或產品微微的降價，它龐大銀行貸款的40至60%就無法支付，會導致整個銀行體系破產。總之，國營企業是個災難之源。

在 這種情況下，其它私人企業無論表現如何優異，仍會受到不良風氣的影響。中國大多數私人公司有三本帳簿：一本是對銀行，一本是應付稅務機關，一本是經營管理之用。大多數的公司平均只經營三年，他們的叢林法則是：僥倖行險以致富，賺了錢就走人。中國是仿冒者的天堂，仿冒品佔國內生產總值的8%，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被束之高閣，有15至20%的知名品牌在中國是贗品，三分之二中國製品因為是贗品，而遭到美國海關的查扣。

儘管中國的成長數字亮眼，以上的林林總總，揭露它經濟的虛弱，其背後是因為列寧式的集團主義在作祟。不可原諒的是，西方忽視中國的缺點與虛弱，卻大幅吹噓北京的威脅程度。中國當然是新興的出口大國，但本質上它只是西方的分包商。它的生產力薄弱，缺少世界級的優秀產品，又乏開創性，且嚴重仰賴外銷與投資來促 進其經濟成長。因此，把中國描繪成所向無敵，會陷西方國家於困境，是錯誤的。

最後，文章認為，西方必須瞭解中國問題所在及其政經動盪的可能性，並避免逼迫中國走向經濟孤立，停止改革進程。西方的利益在於協助中國避免災難的發生，促進中國轉型成一個合法多元的體系，悠游於自由的全球化之中，依世界規範行事。這樣的政策目標達成不易，執行更有困難。因此大家必須做長久之計，共同因應未來的變化，唯有如此，世界才會日臻安全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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