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著手編這本以筆者一篇舊文標題做書名的文集，如何寫這篇序言，著實想了很久。因為該說的話，該闡明的觀點，早已分別在近年來的文章中說過了。
還是從今年被反覆談到的一個詞「改革共識」說起吧，因為改革共識，亦即政治共識是中國重塑社會認同的起始點。
一、重塑社會認同的出發點：政治共識
改革共識之所以重要，緣於「改革」早就成了中國共產黨1978年以來重新建構政治合法性出發點。所謂「改革共識」，就是改革以來中國人的政治共識。它既包含著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政府將發展經濟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肯定，也包含著全國人民對政府許諾的期盼，這一許諾就是「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下簡括為「先富帶後富」）。也因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改革早就被賦予了一種改革自合法性，任何政策出台，只要標上「改革」二字，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不可挑戰的政治地位。在官場中用得最多的是這樣一句話「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就是這種改革自合法性的極致表達。
改革共識在中國近三十年的現代化歷程中，其實內涵早就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一些用來標識改革的口號當中。八十年代用的最多的是「先富帶後富」，經歷過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的南巡終於將改革表達為「發展經濟是硬道理」，而「先富帶後富」這一口號則慢慢從政治宣傳中退位－－前一個口號還為中國人民開了一張共同富裕的支票，構建了中國人的改革共識，中國的「改革神話」即奠基於此；而後一個口號則完全沒有了分配正義。但習慣了在各種標語口號中生活的中國人，幾乎沒意識到這兩個口號的微妙變化將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何種影響，直到90年代中期以後，假「改革」之名，行掠奪民眾經濟權利之實的各種「改革」，如住房制度、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高等學校收費體制的「改革」陸續出台，普通人剛剛鼓起來的口袋逐漸癟了下去，終於導致改革共識一步步走向破產。
改革共識的破產，其實緣於這種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缺乏社會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數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數人卻為「改革」付出代價。改革共識的破產直接導致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任何社會轉型都無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構建社會共識，尤其是政治共識，以求達到社會認同，只有建立於政治共識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重新構建社會共識的本質其實就是重新構建政治合法性。
但目前中國恰好在構建社會共識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則是因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掠奪式改革已經使得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二、掠奪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中國經濟改革的主題辭是「改革與開放」，改革與開放因之也就成了中國邁向現代化之路的兩翼，伴隨著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幾代中國人，從毛澤東式極權社會的陰影中走出來。不可否認，讓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鼓起希望風帆的「改革共識」確實存在過，那就是20世紀80年代奠基於「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口號之上的全民期盼。
但即使就在80年代，對於改革的詮釋，政府、知識階層與民眾，甚至包括國際社會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儘管這種理解多通過官方媒體解說，但其不同還是歷歷可辨。
中國政府希望藉改革擺脫當時物質極度匱乏、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與共產主義理想產生深深懷疑的困境，重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尋找合法性，穩固其政治統治。整整30年改革進程中，舉凡「改革」，從未偏離過這一目標。如果說改革的具體措施是隨機的，充滿了各種變數，那麼改革方向在中共那裡從來就沒有變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圍繞著穩固中國共產黨統治這一中軸進行。只不過，在中共意識形態話語裡，中國共產黨從來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國人民，代表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也因此，改革可能有利於中共統治而與人民利益發生分裂，在改革初期幾乎不可能被中國人（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所能意識到的。
中國知識階層對改革的期望，伴隨著改革主題的不斷變奏而發生變化。在80年代，中國知識階層內部還未發生大的利益分化，還存在一個勉強可稱為「階層主訴」的願望，那就是：改革之初，知識階層希望通過改革來改善在毛時代那種被工人農民「教育、改造」的低賤地位，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到了90年代之後，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加深，那些能夠將專業知識「市場化」為謀利工具與生存手段的科技、醫療等各類知識人士，對政治的興趣漸漸淡化；而從事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教學研究的知識階層，因其發展與生存對制度環境的依賴關係，他們對中國改革的現狀與政治發展表現出的關心，遠遠高於科技型專業知識群體。這一部分知識精英的思考，一度曾引導過中國公眾（主要是城市的受教育人群）對改革的認識。如果要說他們曾為中國畫過一張「改革路線圖」，那麼這張路線圖的軌跡可以粗略表述如下：通過經濟改革，日漸形成一個新的中產階級；一旦中國的中產階層成長壯大之後，其權利意識就會覺醒，因此必將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而以工人與農民為主體的中國民眾，對改革的期盼則相對簡單得多：增加收入，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在「改革」初期，意識形態宣傳仍然保持這樣一種宣傳，即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人民民主專政），應該說，工人與農民從未想到過改革帶來的資源重新分配將使他們居於不利地位，最後使他們成了利益飽受剝奪的「弱勢群體」。
「改革」就這樣承載著中國自上而下各階層的共同夢想，在中國艱難起步，至今已經將近三十年。必須指出的是，在關於中國「改革」的各種夢幻曲中，主調是富國強兵，民眾的權利亦即人權從未考慮在內。這一主訴上承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強國夢，幾乎被社會各階層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也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放在國家利益首位的是軍事的現代化與國家地位的提高，而絕不是民眾總體福利的增長。曾被鄧小平出於現實考慮一度放棄的援外也因此成了中國的重要外交國策之一，大量援外是中國獲得「非洲兄弟」聲援、與美國抗衡的重要手段。依靠這些本身人權紀錄非常惡劣的國家的支持，中國領導古巴、津巴布韋、蘇丹等國家先是成功地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變成了一個暴政者踐踏人權的俱樂部，繼而又使聯合國改組人權理事會的目標流產－－中國政府真的「站起來了」。
在上述對「改革」的三類預期當中，應該說只有中國政府的預期不曾落空。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三，成了發展中國家裡第一大引進外資國。而通過改革獲得的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在國內「證明」了一點：專制極權政體也可以促使經濟強勁增長，中國並不需要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國際社會當中，儘管還未曾達到從毛澤東以來的強國之夢，即與美國分庭抗禮，但這個政權已經隱然成了「一超多強」當中的一強。西方正熱的「中國夢」，引誘著各類國際金融巨鱷、跨國公司想敲開中國市場的大門淘金。而中國政府也終於利用利益牽引機制，讓諸多跨國公司（包括大媒體集團）成了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這些「好朋友」利用它們在本國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讓世界各國「相信」中國正在進步，這種進步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還必將是政治上的，「中產階級崛起將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這一神話在國際社會的中國研究界廣為流傳。由於中國已經與世界各國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曾因意識形態不同且奉行專制政治而飽受西方世界批評的中國政府，目前在國際社會的處境較之毛時代及鄧時代要寬鬆友好得多。距離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之後幾十年，儘管中國人民還匍匐在中國當局的腳下，但中國政府卻成了世界各國政府必須重視的一位強者。
知識分子群體可能早已淡忘了當年鄧小平在1978年宣佈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時的欣喜與重獲政治新生的感覺，這句話的政治意義將來只有研究中共統治下知識分子地位變遷史時才會被重新考察。鑒於現代社會權力的四大支柱當中，知識的權力畢竟也構成與政治、經濟、軍事相侔的一種權力，與時俱進的中共當局早就明智地放棄了毛澤東那種視知識分子整體為敵的愚笨政策，採取吸納、優養等各種策略，讓知識分子們過上了共產黨統治下從未有過的好日子，條件當然是要求知識分子必須與黨和政府保持一致。因此，中國知識精英階層大體採取了馴服之態，因為對學術自由的嚮往畢竟不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追求，況且這種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下從未有過，人們對於從未有過的東西自然也就不會珍視。
上述這些成了中國改革最可以炫耀的驕人成就，也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改革的漂亮包裝。而改革的另一面卻被中國當局刻意掩飾，這就是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每天都在發生的資源人口雙重損失的礦難，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與貧富差距，……中國人在改革中失去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權利，諸如養老保險金的大量積欠，醫療保險使人們失去了病有所醫的權利，教育收費體制的改革使中下層民眾子女的受教育權利被嚴重褫奪。更嚴重的是，為了支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政績，6000多萬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370多萬城市居民被趕出了家園，而政府為了保證「依法征地」、「依法拆遷」，其行為日漸黑社會化，統治手段日漸非正當化。為了讓改革包裝繼續保持光鮮，近年來中國政府對媒體與網路的控制越來越嚴厲。上述問題凝聚而成的陰影越來越大，早已導致「改革共識」－－其實就是政治共識的破裂。
從政府廉潔這一角度來看，貪污腐敗成了中國無法治癒的政治之癌。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一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二是「盜賊統治」的國家；而受賄者分佈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一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扎伊爾的蒙博托政權，1957－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等。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一有好下場。
而中國現政權則集中了所有的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佈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四類盜賊型政權採取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產業管制制度被官員們作為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礦、金礦與其它各種礦產的准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最高、因濫采濫控而導致的環境嚴重污染的國度。
土地國有化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府憑仗權力用低價逼老百姓出讓土地，再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2006年倒台的陳良宇牽涉了十幾家大房地產開發商，但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國有企業私有化獲得地方政府狂熱支持。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一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成為中國「國企改革第一官」；「陳賣光」因此積聚大量財富，最後挾款潛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個角落。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污賄賂案件總數的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制有關。
偏愛某種類型的改革。中國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國有企業改制、證券市場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狀態的金融體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幾乎都使一批官員及「利益相關者」成了富翁。
上述這些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使這個政權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現階段中國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沒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擁有永遠掌權的自信，掠奪而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於是中國的政治精英集團與經濟精英集團偏好移民它國，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比上述腐敗更嚴重的是，中國政治腐敗早就滲透到了權力授受過程當中。一個國家的官員任免制度是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根本，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中國，倒是可以發現中國為政治學研究所做的獨特「貢獻」：權力授受過程中的官位買賣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罕見的分析樣本。而對「買官賣官」行為的研究，已經納入「國家社會科學研究計劃」的重點課題。
從民眾受益程度來看，社會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通過權力市場化製造了一批富人的同時，製造了數量幾十倍於富人的貧困者群體。從勞動者福利來看，中國儘管成了著名的「世界工廠」，但卻是著名的「世界血汗工廠」，其存在是以勞動力價格過於低廉與勞動者福利損失為前提的。最可歎的是，維護這些血汗工廠工人權益的的壓力，不是來自於中國本土，而來自於中國政府最不歡迎的各種外國NGO的壓力，是它們的活動所產生的「回飛鏢效應」，才使得可憐的中國勞工的處境有所改善。
儘管任何社會都會有窮人，比如美國就有相對貧困人口，但中國問題的獨特性表現為三點：第一是缺乏救濟貧困人群的社會政策。第二是剝奪了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福利。政府積欠的養老保險金在2004年就高達1萬億；而醫療保險改革中政府對公共責任的放棄則導致國民失去了病有所醫的權利；數量高達2億的農民工雖然沉積在中國的大小城市裡，卻屬於沒有任何社會福利的弱勢群體。第三，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經濟發展以房地產為龍頭產業，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土地與房地產的依賴率高達40％－60％，而房地產開發所需要的土地卻完全依賴於掠奪農民的耕地及城市居民的舊房宅基地，政府成了侵犯國人人權的罪魁禍首。
從環境資源來看，中國政府所炫耀的經濟成就奠立於對環境資源掠奪性使用的基礎之上，這種狀況使得中國的可持續性發展成為空中樓閣。中國的生態破壞包括沙漠化、水污染、空氣污染等所有類型的污染。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對中國的生態污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佔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到GDP的15%，目前中國已經有1.8億多人口淪為生態難民。2004年中國舉辦了「保護長江萬里行」活動，眾多專家在考察後指出：長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機，若不及時拯救，10年之內，長江水系生態將瀕臨崩潰。－－中國當局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前所未有地斷送了中國的未來。
與此同時，人口壓力也日漸加大。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未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中國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於本世紀初就進入了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的狀態。從2000年開始，中國大學畢業生與研究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日益嚴重，就業比率從2000年的70％下降到30％。這一現狀的嚴重性在於阻絕了整個社會向上流通的管道，加劇了社會底層的絕望與對抗。
通過經濟改革所增強的國力不僅使中共極權專制獲得了強大的物質支撐，還強化了一種出於政黨專權自利需要的政治錯覺：專制極權政治＋市場經濟＝強國之途。為了消彌日益激烈的底層反抗，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的日常工作。從2005年中國政府頒發《國家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應急預案》開始，各地方政府均加大警力投入，給政府各部門下達了死任務，以防止群體性事件出現。各地政府則根據本地政情，將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任務分門別類，分解到各部門。全國帶有普遍性的應急預案除了針對征地、拆遷，勞動保障群體性突發事件等三類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應急預案」之外，還有各地自己的「特殊輿情」，五花八門的「應急預案」不一而足，其目標均只有一個：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而國家角色也在這種掠奪民眾生存、加強社會控制、鎮壓社會底層反抗的過程中發生了嬗變。一方面是黑社會勢力逐步壯大並逐漸向政治領域滲透，另一方面是基層政權日益墮落為一個個自利集團。這兩大嬗變先是導致了鄉村政權的流氓化與黑社會化，繼而導致中國政府行為的黑社會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這一過程與中國的公共權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開化與普遍化同步發展，互為支撐。這個過程可以被概括為「統治手段的非正當化」。統治手段非正當化主要表現為政府日常行政已經越來越依賴於不正當的暴力，這不僅與現代民主政治相距甚遠，甚至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中少見的一種暴政。
可以說，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墮落為當權者用來剝奪億萬民眾社會福祉乃至生存資源的藉口，人們對中國這種以統治者自利為目的的改革懷疑日深，「改革」神話日漸褪色，到了近兩年幾近破滅。
中國離民主化道路越來越遠。這種遙遠，首先體現在中國當局完全拒斥民主自由價值觀。2005年 10月19日，中國政府發佈《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這份洋洋三萬言的白皮書宣稱，中國的民主政治正在蓬勃發展，深深植根於中國大地；並反覆強調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就不能復興，祖國就會分裂；中國人民不配享有任何民主，「西方輿論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持有偏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以西方的民主標準來衡量中國，對此視而不見。」而與此相配合的則是部分知識精英不是開始論證中國的傳統德治如何符合中國國情，就是論證威權統治是中國國情所允許的最佳政治模式。而處於絕望狀態的社會底層則開始懷念他們想像中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盛世－－毛澤東時代。
由於中國政府嚴格控制媒體以及學術研究，所有不符合當局政治需要的觀點在中國大陸難以公開討論，民眾只能通過「網易文化調查」那種「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做中國人」之類的話題宣洩不滿，剩下的就只有當局允許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改革認知粉墨登場。在諸種改革認知當中，有兩種堪稱代表。一部是號稱「反映了改革真實面貌的政治大片」的電視連續劇《我主沉浮》，另一部則是新左派的又一力作－－多媒體網絡劇《我們走在大路上》，這兩部劇作正好從兩個不同的角度試圖塑造國人對改革的認知。
三、與官方趨同的改革認知
《我主沉浮》是作為正劇登場的。近年以反腐敗為題材的影視片曾盛極一時，但中國當局終於在2004年下了「禁播令」。《我主沉浮》這部以周梅森小說為基礎、且由作者本人親手操刀改編的電視連續劇之所以能夠開拍上演，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那是因為他「不碰政治高壓線」。所謂政治高壓線，自然是指政治敏感話題，而一切當局不喜歡的話題，哪怕是事實，都歸於此類，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與一黨專制自然是雷區。
毫無疑問，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讀了不少關於評述改革的資料，也鑽研了令不少作家頭痛之極的經濟類書籍，所撰寫的台詞表現了這方面的能力。但其創作思路卻令我這個對改革歷史、過程與大事件有著深切瞭解的人不敢恭維。
首先是劇中涉及題材的精心選擇與似是而非的牽強表述，這裡只試舉幾例：
劇中對近年來詬病頗多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選擇了一個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紅帽子企業」偉業國際，經電視劇展示後，將國有資產流失這一掠奪公共財的「真問題」變成了一個源於人們思想觀念認識不同的「假問題」－－須知中國國有資產流失的重災區與典型根本不是「紅帽子企業」，也不是近年來成為萬炮齊轟目標的顧雛軍的「科龍」，這兩類通過資本市場運作而做大做強的企業，其資產並非典型的國有資產。這些企業與政府產生矛盾的根源是產權界定，而不是國有資產流失。
中國的腐敗問題連中共中央亦無法諱言，只是至今為止不願意認「制度性腐敗」這個帳，但如此嚴重的腐敗問題在這部片子裡卻變成了25年以來一連串為了改革而被迫進行的違規操作，片中最嚴重的「經濟犯罪」是1998年寧川市長錢惠人為私人目的而挪用三億資金，讓一家民營企業「綠色田園」完成資產重組。該次挪用因為很快歸還，幾乎不顯山不露水，最後還是被銳意改革的省長、與錢惠人曾共20多年風雨的趙安邦「大義滅親」給挖出來了－－相信國家審計長李金華等人看了此片後，一定要懷疑自己每年在審計報告中羅列違規現象是否小題大作。
而滲透整個中國官場的買官賣官現象，在周梅森的筆下竟然成了片中漢江省高層人人深惡痛絕、避之唯恐不及的個別官員的作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長田封義也因跑官而被「貶」到清水衙門省作協去了－－作這一描述時，編劇者假裝對近年來媒體在受控制狀態下所披露的大量買官賣官現象視而不見，更是否定了中國官場上因利益而結成的政治保護關係之存在，讓國家課題「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後也要懷疑其研究報告的價值，因為王明高總結了非常嚴重的「買官賣官」現象：「越級」買賣、「合法」買賣、「公開」買賣、「批發」買賣。
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即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是改革中最為突出的一個現象，即使是中國政府自己，也從未否認過資本與權力的結合是目前中國腐敗的一種主要形式。但這部電視劇中的資本恰好不願意與權力結合，偉業國際董事長白原崴公開表明，與權力結合是危險的，他堅決不走這條路。劇中白原崴的「原罪」全部來自於股市上的資本運作。經過如此展示，似乎以後中國不需要再討論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因為那本來就「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為了發展必須支付的代價」。
而引發社會矛盾最烈的征地、三農問題、貧富差距，以及貪官80％與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婦這些官方公佈的資料，在電影中或是片言隻語的虛寫，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攝地的選擇更是匠心獨運－－經濟最落後的文山市亦是高樓林立，霓虹燈如雲的現代化城市，破敗的農村與中小城市在電影裡消失得無影無蹤。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遺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當於深圳市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集中居住的全國文明小區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敗是如此的微小，批評腐敗者無疑是小題大作。
其次，這部片子的主訴，即對改革的總體評價與誰主沉浮，值得關注－－誰主沉浮這個詞用成白話文表達，即由誰主宰這個世界，誰說了算。這部電視劇不止一次地通過省委書記裴一泓及省長的口說出來：以往的改革都是通過不斷的違規推進的，沒有這些在特殊條件下的違規，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繁榮，與改革的巨大成就相比，腐敗只是次要的枝節問題；以前的違規不要再追溯，因為一切不可能推倒重來；以後只要建立相應的法制與規範，對現存制度加以完善與鞏固，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證。
這部片子通過省委書記裴一弘的慷慨陳辭與另一位省常委軍區司令員放置在會議桌上的軍帽交替的電視鏡頭道出了該片的主旋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主沉浮！」－－說白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只要槍在手，政權何愁不穩固？是與非，對與錯，由黨說了算！奠立於民選、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片中最愚弄觀眾的內容是，將共產黨內的「同體監督」硬說成是「異體監督」的「權力制衡」，於華北這個主管紀檢、且令人生厭的副省委書記成了「權力制衡」的象徵、原則的化身。
《我主沉浮》將一個在鄧小平南巡以前在中共黨內存在的問題，即姓社姓資的爭論模糊延伸到現在，將改革所發生的全部問題籠統概括為黨內對改革的認識不同即思想觀念的問題，而不是內植於政治體制內的問題。至於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圍繞國家資源的再分配，而90年代中期以後的所謂「改革」變成了對民眾福利與經濟權利的赤裸裸掠奪，比如住房、教育收費體制的改革、養老保險及醫療保險的體制改革這些對民眾影響至深至巨的事件，在這部長達40集的片子裡竟然都未得到反映。
周梅森的創作思路無疑是他對中國當局政治宣傳策略一種與時俱進的理解，他個人的能力使這種宣傳變得相當精緻與技巧，片尾掛上了江蘇、浙江等省省委宣傳部作為合作單位，就是官方對這種改革認知的最好說明，他本人也表明創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會陰暗面來取悅觀眾」。
據本人觀之，這部文學與權力相結合炮製出來的電視連續劇，與其說是政治反腐片，還不如是部政治宣傳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僅在於取悅權力，還在於用電影這種形式塑造一種對改革的認知並影響受眾。這種認知如果以政治宣傳的枯燥形式表達，定會引起受眾反感；但如果以電視劇這種隱含形式巧妙表達，再加上演員的成功表演，則很容易為受眾所接受。蘇聯共產黨的始祖列寧就很清楚地表達過：電影是政治宣傳的最佳藝術形式。
四、新左派的改革認知：錯置批判對像
黃紀蘇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算不上正劇，這部劇作的副標題是「近三十年的社會心理史」。作者與劇評均認為，這是一幅展示「世態人心的歷史長卷」－－作者既以「心理史」為重心，自然是展示人們對改革的認知－－當然作者也通過這種展示來構建他自己對改革的一種認知。
作者對「改革」起因的認知是如此脫離中國的現實：他將中國的改革當作是在資本主義「虎狼世界」環視之下的救亡圖存之舉：「本劇是激越的愛國主義史詩，是對民族自信、自尊、自強的呼喊，是對中華文明與歷史的致敬，是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的歌唱。」戲單扉頁另有以編劇黃紀蘇落款的一段話：「謹以本劇表達我們對自身的一種敬意，因為我們是世界上唯一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偉大文明也表達對自身的一種理解，因為以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六十年左突右衝、九曲九折所完成的，是一個苦難民族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中死地求生、後來居上的宿命；還表達對自身的一種信心，因為早已將『天道』、『大同』銘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華民族志存高遠，一定會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著『美的旋律』為人類另闢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在政治劇受到全面禁止的今天，這番表白為《大路》一劇的上演上了政治保險，並獲得一張通行證。
－－其實，中國改革的起始因素不是民族危機，而來自內植於中共極權體制深處的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危機。這種先天性缺陷就是最高領袖個人權力凌駕於黨的權力之上，個人意志主導了整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方向。這種缺陷自中國共產黨當政以來一直以各種形式發作，導致中國政府製造了無數國家罪錯，最後還驅使毛髮動了「文化大革命」，其結果是使國民經濟陷於崩潰邊緣，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陷入深刻危機。再追溯更遠的歷史，自從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以來，其所經歷的一次次政治危機，沒有一次來自於外患，卻都是內憂。
而且這些內憂並非來自於社會內部的反叛者，而是來自於毛髮動的一次次政治運動與「大躍進」這類荒唐之極、遺禍無窮的社會實驗。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並非起因於外敵環視，而是起因於中國共產黨為了擺脫危機的政治自救。
資本主義世界與中國的關係，從改革以來，無論是鄧、江時代以及現在，都比毛澤東時代要緩和得多。中國人民儘管在本國政府面前仍然未站立起來，但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國政府面前卻站起來了。外國資本為求進入中國市場並進而立足，早就低首下心對中國政府叩頭不已，即使對本國政府批評不已的媒體到了中國，也只能記住自己作為媒體的資本屬性（賺錢、開拓市場），而不是媒體的社會屬性（批評監督）。而中國建成了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廠」，其主要責任與其說在歐美國家，還不如說在於中國的地方政府與港台資本。因為所有的政策都是由主權完整的中國政府制定並實施，維權活動面臨的制度性障礙也都是本國政府設置的。事實上，幫助中國勞工維護權益的那些NGO，恰恰都是來自於美歐發達國家。
《大路》一劇堪稱荒唐。首先，該劇政治內核是荒唐的，它為中國改革危機找到一個替罪羊，即「虎狼般的資本主義世界與全球化」；其次在於形式的荒唐，整個劇本通過語言暴力，以一種極度自傲的慷慨激昂掩蓋了它那內植於心靈深處的深刻自卑。它處心積慮地錯置一個批判對象，讓觀眾在一片鬧哄哄中宣洩情感。劇終曲散，人們經歷了煽情後的虛幻激情之後仍然跌入了一片迷茫，既無法找到構建社會認同的起點，也無法看到擺脫改革危機的終點。用批判遠在數萬里之外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來代替本國的社會批判與政治批判，於中國人民爭取自身權利並無任何裨益。
作者認為（當然也被一些評論者認為），最能體現人性光輝以及最能引起人們共鳴的是這麼一段話：
我們是姐妹兄弟
我們是一個家族
我們是一個血緣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模樣多慘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這話新鮮嗎？不新鮮。且不談現實中類似的語言早就成為中國政府統戰海外華人的主訴，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皈依了「上帝」的洪秀全就反覆宣稱過，「天下多男子，盡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皆姐妹之輩……」；待「兄弟姐妹」們用自己的血肉幫這位「上帝之子」、「大哥」打下了江山，將他送進了金碧輝煌的天王府之後，普通太平軍成員未曾享受到「兄弟姐妹」的待遇，而與他曾為手足的諸王內鬥，其殘忍血腥令人膽戰心驚。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比洪秀全的理論層次高了一大截，知道要將數億人當作兄弟姐妹對待有點困難，於是便用「階級論」將人劃分成敵人與自己人－－在未奪取政權之前，因出於統戰策略的考慮還有一大批「革命的同路人」－－聲稱「對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對同志（即階級兄弟姐妹）要象春天一樣溫暖」，對敵人殘酷無情倒是完全做到了，但同志間的血腥爭鬥卻從未停止過。在一次次政治鬥爭中，毛澤東將當年的革命同志，包括為樹立毛的個人權威立了頭功的劉少奇等人全部送進監獄直至死亡，當然更多地是殃及無數無辜。－－《大路》一劇的作者作為一位詩人，這樣呼喊當然很能表現道德正義感；但如果這種呼喊刻意不提是「誰」將「姐妹兄弟」變成了被現代化列車無情拋棄的失敗者，只一味引導人們去仇恨資本主義世界，除了將本來就被當局的政治宣傳、洗腦教育弄得一片混亂的認識攪得更糊塗之外，於達成有益的社會共識又有何用？
「天下大同」畢竟只是理想，目前最為切實的還是先讓中國人活得有點尊嚴吧。為什麼不能在富國強兵的理想上再加上一條：人權，將人民本該有的權利還給人民？當然，這將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對公權力的壟斷，不要再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糊弄民眾，混淆視聽。本來就應該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強要代表人民，將自己的所謂「政治共識」、「改革共識」強加於人民。人民只要有了說話的權利，在中國的政治圓桌旁有了一張真正屬於自己的座椅，這比每天叫喊「天下大同」，被「聖者」「王者」在口號中和許諾的未來世界中當作「兄弟姐妹」對待，而在現實中卻毫無權利、備受欺壓要現實得多。
共產黨用暴力革命顛覆了人類社會千百年以來構建的社會秩序之後，許諾給中國民眾以比中國大同之夢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理想之後，不過28年光陰，就又重新一步一步開始了否定之否定過程。正如筆者幾年前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所講的那樣：「中國在1949年以後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
所以，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暴力革命並沒有出路；從中國的現實來看，以暴力革命奪得權力的中共政府正在處心積慮地防範暴力革命的產生。「拿出有錢人的錢來分一分」說起來痛快，但執政的共產黨根本不會認同此舉－－當年它分的是國民黨政府的天下，所以慷慨；今天有錢人中的大多數就是官員們自己，他們又如何肯割下自己的肉來飼餵他人？因此，指望在黨的領導下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幾乎沒有可能。
不肯正視中國社會失去政治共識亦即改革共識原因的《大路》一劇，在權力與金錢中，選擇了較弱的一方作為僅次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對象，除了讓人們獲得了一次宣洩的快感之外，只讓觀眾更深地沉入了無出路的迷茫與痛苦。
五、中國政治生態的嚴重分裂
本文的第一、第二節表明，有關中國改革的神話事實上已經終結。這種以官僚權貴自利為目的的改革，既不可能讓全體民眾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將中國引領到當局許諾的和平發展道路上去。通過壓制民眾利益訴求為主要手段所達成的「和諧」，也絕對無法通向真正的和諧社會。
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與中國政府處理這些矛盾的嚴重失當，使得社會像患了精神分裂症狀。而當局向毛時代回歸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識形態話語，更加劇了這種分裂。分裂的徵兆之一是前年筆者在「黨務系統向左轉，政務系統向右靠」一文中談到過的執政理念與執政行為的嚴重分裂。所謂「黨務系統向左轉」，即意識形態控制大大加強，政治用語也日益還原到毛時代的話語系統，最近還再次象徵性地表示要回歸「延安道路」。而「政務系統向右轉」指的是社會經濟政策向右靠，許多政策已經明顯地出現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特徵，對導致政府高度軟政權化的腐敗問題更是放任自流；對收入差距問題則採取「無為而治」的態度，在鎮壓底層反抗時卻表現出一種對暴力的迷戀傾向，廣東太石村事件與汕尾事件中的政府行為完全與其意識形態所表述的「重民、親民、愛民」相反－－這種執政理念與執政行為的嚴重分裂顯而易見，但中國的政治領導層卻以一副對這種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來掩蓋自己的黔驢技窮。
分裂的徵兆之二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改革認識的嚴重分裂。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認識的分裂雖然表現為對所謂「改革」持贊成還是批評態度，但雙方都各自迴避了一個要害問題。贊成深化改革者迴避了一個改革的名實問題：改革使誰獲利？他們根本不想揭穿這種假改革之名，行掠奪公共財與民財、苛剝佔人口近80％的下層人民利益之實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將改革圖騰化神聖化，以此捍衛自己的權益。而批判改革者雖然是從改革造成的諸多問題出發否定改革，但開出的藥方卻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時代。他們迴避的是另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改革前的舊體制是今日問題之根。所以這藥方既治不了病，還將使中國陷入更深的認知分裂之中。－－讀者且不要認為這種討論如同自由民主社會之政治或學術爭論，因為在民主社會裡爭這類問題，並不需要將批評政治體制與政府列為禁忌。而中國卻不然，即使捍衛改革者談到今日中國的問題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談深化的方向是什麼，不能說所有的人都不懂得需要改革的對象其實就是今日中國的新極權政治體制。有的人出於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壓，緘口不言；而有的人卻出於政治謀算，想方設法為這一政治體制積極辯護。
分裂的徵兆之三是底層民眾對自身處境的現狀與解決出路認知的嚴重矛盾。一個網上廣為流傳的帖子幾句話就將官廳學者用理論層層包裹的改革實質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發瘋，醫改是給你提前送終。就業難得你整天頭痛」。這種旨在掏空百姓儲蓄的改革，老百姓自然不擁護，但他們中很多人想的卻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種讓中國歷史倒退了大半個世紀的小農式社會主義中去。底層的毛澤東情結反映了這種無出路的困惑。
上述種種分裂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對立，但執政集團對輿論的嚴厲管制與政治上的嚴重封閉，卻使得人們沒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所有言論被強行逼縮到網路上的BBS這一塊小而又小的空間中；而表達渠道的逼仄最後導致了表達方式的逼仄與表述語言的狂烈，精英與民眾的對峙在這裡達到極致，知識者當中的「草根」已經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對此的典型回應堪稱「要頂住網路輿論的壓力」。有名有姓的精英們自然不敵無數穿著「馬甲」的網路「草根」，過去20多年向政府獻策論最多，為「改革」撰寫辯護詞堪稱車載斗量的經濟學界精英也因此成了眾矢之的。2005年關於「中國到底有幾個真正的經濟學家」的爭論，就是網路激戰的一個經典案例。認真的批評者並非不知道經濟學家的專業素養與道德良知是兩回事，也並非不清楚有無道德良知並非評判專業資格的主要依據。但這種模糊是有意的，它代表了在當前政治語境中，草民階層對整個改革的憤恨以及在一種無出路狀態下的發洩；而被批判的精英們不敢說出來的是這樣一點，他們在為自己的言論立場挨批的同時，也在代當局者受過。
目前中國的政治狀態已經讓任何隱喻以及暗藏機鋒的理論研究與文化表述失去了讀者，以和平理性訴求為主的維權運動則成了底層反抗的行為主流。但當局對此的回應卻依然是對暴力鎮壓的迷戀，這讓人看到了中國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是社會成員失去了社會共識。
中國現在確實面臨一種制度性無出路的困惑，這種制度性無出路伴隨著尖銳的社會矛盾，讓生活於這個制度下的窮人深感絕望與痛苦，而社會精英同樣也缺乏安全感。而用卡住人們的喉嚨、用槍桿子迫使人放棄反抗的方式是無法建立和諧社會的。
剝極必復。改革神話的終結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改革。通過對中國特色式的改革的痛切反思，人們應該悟出一點：中國百年來以富國強兵為主訴而忽視人權的改革，最多只能養成一個又一個強大的專制政權，而民權則難獲伸張。如果歷史還給中國以機遇，人權理念與人權的伸張應該成為與富國並立的一種價值主張。更何況，一個視國人如政治奴隸，剝奪了人民人格尊嚴的國家，也無法獲得真正的國際尊重。可以說，中華民族如果不與目前這種壓制人權的極權政治決裂，中國將再進入一輪歷史循環。
美國、歐洲民主國家從未強調過要建立全民認可的政治共識，那是因為這種民選政治沒有政治合法性危機，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已經深深內植於它們的價值體系。幾個小故事或許可以看出美歐國家各階層是如何共處的：
華盛頓有一所工業博覽館。展覽館入口處放著一幅用紙板繪製剪切的巨幅彩畫，畫面上身穿20世紀上半期服裝的工人與資本家互摟肩膀，笑迎參觀者，聲稱「我們是兄弟，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這並非如同中國政治教育中宣傳的那樣，是美國統治階級的欺人之談。美國工會勢力之強大舉世聞名，它的聲音國會議員從來都要仔細傾聽並代為伸張。也正因為勞資雙方互相承認對方的權利與自己的權利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也承認雙方互為依存（即兄弟之意），美國工人才有了強大的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有了工會與資方的利益博奕機制，美國工人也因處境日益改善，成了根本不想革命的階級－－2002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訪問時，美國極左派組織「斯巴達克斯」的一位負責人曾對我感歎過美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覺悟」非常低下，一點也不想革命。我當時的回答是：「如果中國工人能夠過上僅及美國工人生活水平一半的日子，中國工人也不想革命。」
2006年11月，英國的查爾斯王子為了他的領地－－威爾斯3百多位工人即將失去他們的工作而奔走，與他同樣焦急的還有出生於威爾斯的好萊塢影星Ioan Gruffudd。驚動這兩位人物的事件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想像：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由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Burberry計劃關閉威爾斯工廠，將其品牌產品「英國精典」的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市場，大約將有3百名英國工人因而失業。對此，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表示反對，他接觸了一些政府官員，詢問他能提供哪些協助。而影星Ioan Gruffudd也出面反對Burberry的關廠計劃，並致信該公司行政總裁，希望能收回成命，「尋求另一種替代方案」。他還透過電子郵件向威爾斯籍議員萊頓•安德魯斯轉發這封信。中國人什麼時候見到過上層為底層的生計發愁奔走？從政治宣傳直到中國新年文藝晚會，都反覆勸誡失業工人要為國家著想，甚至還有學者專門撰文談「工人下崗是改革必須支付的代價」。
說到底，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形成社會共識尤其是政治共識。而所謂「共識」，無非就是社會成員經過討論或者爭論、更重要的還有利益妥協而形成的共同見解。從中國象形文字的造字功能來看，「和」字意味著「口中有糧（禾）」，「諧」即「人皆有言」。建立和諧社會的要點就是讓窮者能夠搭上現代化列車，讓所有階層在政治圓桌旁有張座位且能放言說話。然而，中國政府目前構建社會認同的方式仍然是由政府壟斷話語權，以灌輸的方式向民眾強行「供給」一種「政治共識」，即中國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走向繁榮富強，才能維護祖國統一。誰不這樣認為，誰就是政府的敵人－－如此作為，又豈能達成真正的社會共識？
本書遴選的13篇文章在國內的政治語境中未必有立足之地，但它們都是作者秉持獨立知識分子的良知，對中國改革的洞見之作。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中國改革面臨的危機，以及中國目前面臨的一種制度性無出路困境，試圖通過解構改革，從現實和歷史路徑為今天的中國尋找未來發展的政治坐標。
而中國目前需要的就是這類聲音。
（原載於《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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