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寫在前面的話

最近俞可平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耀眼文章，在海外引起中共胡溫當局會不會推動「政改」，以及會推動什麼樣「政改」的爭論。大家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各抒己見，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好的事情。如果這樣的爭論能在大陸媒體展開來去，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任何否定這樣爭論的武斷，都是不可取的，更不要因俞文是在保守媒體發表，而否定其背景意義。在本人看來，恰恰正因為它不是在自由平臺上推出，所以才更有意味，更有看點。至於有言論認為中共人才招聘市場上「不存在‘智囊’的位置」而否定中國那些為執政者提供政策論證與參議的腳色也太ABC了。在本人看來，那些能站得住腳的評論文章，必是經過長期觀察、縝密思考與充分論證，特別是應採取事實澄清的客觀分析態度，而不是情緒化的武斷。在此作者還應特別指出，不要把本文所指的戴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具的「胡溫版政改」，偷換成自由主義者期待的那種政改。

越政治改革做出了高度評價，但並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2006年歲末，「胡錦濤文膽」俞可平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耀眼文章，堂而皇之地在保守的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和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全文刊發，各網路媒體爭相轉載。今年元旦伊始，官方主流網路媒體《人民網〈強國論壇〉》，首頁熱議排行榜再添新彩，突然張出曾被封殺過的2004年10月24日《南風窗》發表任仲夷談「政治改革需要勇氣」的文章，更是極為醒目，似乎有意在為俞可平文章助陣、呼應。在此之前，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曾隆重推出12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贊許西方式民主崛起之路，還有年前由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令》，巧借奧運東風推動放寬對外國記者採訪限制，以及正在擬議中的《政府資訊公開條例》，將擴大公民知情權等等，似乎胡錦濤版的政改已蓄意待發，腳步頻頻臨近。但仍有缺乏戰略遠見，政治嗅覺遲鈍者，面對紛遝而至的資訊麻木不仁，頂著僵化的大腦「說不！」。

其實，自江澤民執政以來，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出發點，忽視「社會正義」，全面繼承、看守了鄧路線，政治改革上毫無建樹，致使經濟改革本身業已走向瓶頸狀態，造成了中國社會嚴重不平公，官民對抗，貧富懸殊，腐敗叢生、民怨載道，各種社會問題越陷越深，積重難返，由此也導致了中共領導的執政危機。此據《爭鳴》月刊記者羅冰報導，胡錦濤在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組織生活會議上承認，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沉重壓力和衝突：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和管治危機。由此可見，中共即使僅僅從自身利益考慮，也已經到了不政改就無法走出困局的地步；更何況當今中國民間力量持續成長，中產階級數量與日俱增，民間政改呼聲高漲；加之網路時代的資訊革命，已使傳統的強權控制，黑箱作業難能維繫。這就是迫使中共胡溫當局推動政改的大勢使然。

然而，胡溫版的政改，究竟會去向哪裡？這給社會輿論留下了不少的想像空間與期許。如果我們留意十六大以來中共領導層的一系列講話，包括胡錦濤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50周年上的講話和四、六中全會的決定，第四代中共領導人的民主觀或者說這一代領導人所認同的中國政治發展方向已經躍然紙上。中共高層為此進行過多次理論學習與探討，逐步認識到民主政治是人類經過幾千年歷史發展出來的制度結晶，「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中國需要的不僅是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更需要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監督與協調機制，以實現社會和諧與平衡發展。但前提是不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面具。這些意見已在中共決策層中逐步取得了一定的共識。然而，他們堅持中國既不走「蘇東波」式的激進民主化的道路，也不走的西方式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民主道路。這就規定了將漸進式展開的「胡溫版政改」走向，一定會借鑒西方的政治發展經驗，但決不會照搬西方模式。那麼，接下來他們將如何推進政改進程呢？

我們回顧胡溫執政三年多來的一些列動作分析，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戰，後有新老左派的陰風冷箭，可謂腹背受難，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然而，他們回應這種前後夾擊的策略，就是「思路清晰，綱領模糊」，以其不凸現大目標的障眼法，避開對手的鋒芒，採取迂回式的由易而難戰略，實施政改突圍。

我們從眼下已掌握的資訊資料分析，「胡溫版政改」佈局與走向大致如下：一、以新一輪觀念解放為先導，以逐步提高基層選舉與擴大黨內民主為兩翼，實施包抄式地推進。

1987年6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談到民主時說：「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分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麼精力搞建設？」由此可見，鄧小平骨子裏並不把真正的民主看作「好東西」，鄧氏民主觀長期以來桎梏了中共的集體意識與手腳，不再次進行觀念更新，衝破鄧氏民主觀，就無法推動以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最近新聞輿論界一系列頻繁動作，無可置疑的就是在推動「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新一輪觀念解放。而眼下已有跡象表明，官方正在逐步探索將「村級直選」推進到鄉鎮、縣市的領導直選。如此同時，這些年來中共高層也在呼應黨內民主要求，探索基層差額選舉，希望用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共17大後，黨內民主可望得到進一步發展。事實上以胡溫為代表的中共決策層已經展開了以新一輪觀念解放為先導的兩翼政改包抄戰。

二、從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入手，逐步向「黨政分家」的敏感目標靠近。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黨和國家政權機關的性質不同，職能不同，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應當改革黨的領導制度，劃清黨組織和國家政權機關的職能，以做到各司其職，並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6、4」之後，「黨政分開」成為意識形態話題的禁區。在江澤民時代，政治體制改革被偷換成「政企分開」。這就使我國憲法規定的行政首長負責制原則徒有虛名。趙紫陽在十二屆七中全會預備會上講話時說：「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領導體制改革。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都無從展開。」因而衡量「胡溫版政改」能不能真正邁開步伐，就是看他們能否從「政企分開」導向「黨政分開」。近幾年來，官方控制的主流媒體已經開始放寬對此問題的探討，不少文章紛紛出臺，其中最醒目的一篇是2005年2月13日發表在《人民網》上「為什麼要實行黨政分開」的文章。而胡溫政改也在迂回前行，靜悄悄地從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入手，力圖使幾經耽擱後的行政條例出臺，以此對「國家幹部」進行合理分解，改變集中統一管理黨政幹部單一模式的現狀，並在企業管理和其他專業人才管理上引入競爭機制，使傳統的「黨管幹部」一攬子體制率先打開一個缺口。而「黨領導一切」的關鍵就在「黨管幹部」。胡錦濤在紀念建黨82周年的講話中提出：「如何更好實現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如何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講話，被解讀為下一步探索實行黨政分開，分別履行不同職能做鋪墊。據悉，黨內已有意見提出，要撤銷分管政府工作的書記及一切和政府職能重疊的各種各樣的領導小組、辦公室、委員會，精簡黨委機關，簡化黨委職能，免除黨委宣傳部門對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監督、檢查、處罰、查封等以黨代政職能。當然要做到這一步還是很難的。

三、強化議會職能，發展司法獨立在中共17大後，政改會逐步深入，他們在借鑒但不照搬西方議會經驗的前提下，還會在保持人大和政協組織形式不變，推動人大、政協機關的實質功能轉變。近些年來，他們在此方面已做出了不少的論證、調研，甚至不動聲色地派員外出考察、學習，旨在使人大能享有真正的立法權（制定、修改與解釋法律的權力）、決定權（決定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重大社會事務的權力）、監督權（評議、質詢和彈劾行政官員的權力）；同時要使政協組織成為各黨派、利益集團和不同社會領域的精英代表進行對話協商、參與論證決策，提供指導性、諮詢性意見和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威機關，而不是形式上的「政治花瓶」。也就是說，它應是實質上享有參議權、指導權與民主監督權的議會組織。

在我國現行權力框架中，司法權不僅在組織上受黨的領導，而且在財產上、人事上受政府控制，形成「大政府、小司法」格局，因而也就必然導致「權大於法」的政治局面和司法腐敗。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胡溫政改會在司法「制度安排」上重新研究當年趙紫陽主張的「大司法」模式，即建立與行政權平衡的大司法部，統豁全國司法行政，在組織上、人事上、財產上，割斷與黨和政府的直接關係。這些改革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所以一定會放在後面進行。

四、新聞媒體有限開放，降低民間組織准入門檻，發展公民社會。近些年來，官方媒體已經開始接納一些大膽、潑辣的政改文章的出現，最近從《大國崛起》，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以及放寬對外國記者採訪限制，和正在擬議中的《政府資訊公開條例》擴大公民知情權等等，都已透露出玄機。中共國務院新聞辦的官員蔡武在元月4日由對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傳媒在華採訪規定能夠為中國與海外傳媒提供益處以及發展空間，並且幫助國際社會與中國的溝通，他相信屆時也不需要改變新的採訪規定。國務院新聞辦的另一位官員王國慶在接受《中國日報》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和傳媒的關係，要從管制傳媒改成服務新聞媒體。如果他們能真這樣做，那將是中國新聞媒體改革邁出的一大步。為此，他們還會對媒體多元化和政府管理體制與黨權檢查制度進行漸進性的改革，以適應新聞媒體有限開放的需要。

在當今中國，民間組織的自發產生一直引起廣泛的爭論。民間組織構成的公民社會被自由主義者們看作是推動中國民主建設的重要動力；民間組織的缺乏，則被看作是中國不能完成社會變革的主要原因。近幾年來，中國民間組織已有所增長。目前中國究竟有多少個民間組織，並無定論。據民政部的統計，到2005年3月，全國正式登記在冊的各類民間組織約28萬，但實際存在的數量遠遠高於這個數字，一些學者估計至少在200萬個以上，有的估計甚至高達800萬。去年中共體制內的有關專家與學者，靜悄悄地聚會於不為人們注目的邊遠城市──蘭州，舉行旨在「促進民間組織發展」的專題研討會。如今胡溫決策層已經認識到：中國之所以矛盾尖銳，難以排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現行國家結構中，只有政府與公民兩端，而「民間組織」的生存空間還很有限。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與公民的直接矛盾與衝突，而沒有緩衝領域。因而，執政者果真要構建「和諧社會」，必然要推進降低民間組織准入門檻，推動公民社會發展。

總之，「胡溫版政改」是以講「和諧」為前提的。所謂和諧，包括改革步驟的循序漸進，社會環境的穩定秩序和政策相對連續性這三個方面的相互聯繫。同時「和諧」的更深層次意義在於實現社會整體性寬容。寬容才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它不僅指向在新聞輿論及意識形態各領域實現文化寬容；也將對各種社會力量參與權力博弈實現政治寬容；以及對反對派過激行為實現法律寬容。以前，在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看來，政治改革全過程就是一個政府與民間互動寬容，共同推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寬容精神能促進社會變革的各種力量的合作。因此，檢驗「胡溫版政改」的「和諧」理念，還要看是否能導向實現政治寬容。

人類歷史總要向前發展的，民主化改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民主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地解放人們的思想，消解阻礙中國社會向民主社會過渡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因素。因此，民主化改革過程的意義，決不亞于民主制度本身。此據最近中央黨校調查，目前多數官員漠視政改，中共龐大的中、高層幹部，將成為「胡溫版政改」的最大阻力。即使胡溫有限的政治改革，在推進過程中也一定會因觸及官員們的既得利益而遭到抵制，因此變革道路的曲折與反復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作者還應特別指出，本文所謂的「胡溫版政改」，並非自由主義者期待的那種政改。胡溫版所走的改革道路，是一種經濟上的相對自由和政治上的相對控制；輿論上相對開放與法律上相對打壓的模式。因此他們還將在保持穩定的大前提下，有選擇地打壓異見人士與民間維權。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改革體現了東亞變革道路的特點，即胡溫期望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有秩序地推動和完成政改。這就決定了「胡溫版政改」，只能是貼著標籤，帶著籠頭，且是漸進式推進的改革。因此，對其抱有太多的期許是不現實的。

然而，民主是至今為止社會管理文明的最高成果。民主就是民主，「一人一票」就是「一人一票」。它在本質上沒有東方民主與西方民主之分；更沒有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別。只要社會向民主的目標靠近，人民最終就一定會撕下強加在民主之上的任何標籤，還原民主的本來意義。因此，在發展民主化的道路上，即使是推進有限的改革，我們也當為之鼓與呼。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