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不久前，在大陸最大的台資公司，號稱雇用幾十萬大陸員工的世界著名貼牌加工企業──富士康集團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提出總額人民幣3000萬元索賠，並要求相關法院查封、凍結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深圳地方法院不僅准予立案，而且立即凍結了兩位被告記者的財產。

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大陸的學者和民眾，紛紛對富士康進行譴責。大陸最有影響的法學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對媒體發表評論，認為該案十分荒唐，他說“記者在自己報紙上發表文章是一種職務行為，是受報社委託的，所以（富士康的）訴訟對像是完全錯誤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後，沒有做一個基本的審查，就採取措施查封了個人的財產，給人的感覺是任何一個環節都留下了嚴重的錯誤”。

8月30日，也就是消息傳出的第三天，事情又出現了戲劇性的發展。富士康集團的法人公司──鴻富錦公司發表公告，表示將向深圳中院申請解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財產的凍結，同時將報社並列為被告，並將訴訟標的由3000萬元改為1元象徵性賠償。但鴻富錦公司仍然堅持，《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有失實的地方，他們希望“秉持爭取司法公斷、還原事實真相”。

於是，被告人之一的翁寶宣稱，這是新聞同業的勝利。但是，也有一些人清醒地看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富士康調整訴訟策略，只不過是早就精心策劃的“迷局”的一部分。8月31日的《南方週末》發表一篇署名評論，指出富士康起訴記者，有多重的算計。

九月三日，原告和被告雙方發表聯合聲明，說本著“和諧發展、善意解決”的精神，富士康科技集團同意從聲明發表當日起撤訴。

早在兩年前，富士康在台灣的母公司鴻海就曾在台灣提起過同樣的訴訟，引起了台灣新聞界的強烈反彈，強大壓力下，鴻海撤銷訴訟。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在大陸重蹈台灣的覆轍呢？

評論的作者郭光東認為，富士康從上次台灣訴訟的經驗中，知道一旦在大陸提出類似的訴訟，必將引起輿論極大的關注，而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看到的。富士康通過這一訴訟可以坐收一石三鳥之功。一是嚇退媒體的進一步報道，二是給代工品牌及其消費者一個交代。三是以官司換時間。郭光東指出，富士康真正害怕的，是拿不到跨國公司的訂單。由於一家英國媒體對富士康工人超時工作的報道，蘋果公司正在組織一個大型調查，這種勢頭發展下去，對富士康非常不利。

郭光東所言，確有道理。但我認為富士康的算計中，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那就是事情一旦鬧大，大陸政府會站在富士康一邊，幫富士康把事情擺平。郭光東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只是他不便把這一點說破。

多年來，大陸政府和官方學者一直在為大陸糟糕的勞工狀況辯護，他們最主要的理由是，如果提高農民工的權利和工資福利，海外資本就會把投資轉移到勞動價格更低的國家去。這個貌似有理的理由掩蓋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大陸農民工的工資遠沒有達到威脅出口競爭力的水準，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農民工的超低工資，形成了豐厚的超額利潤，這些超額利潤並非僅僅為富士康這類跨國公司所獨得，大陸的權勢集團在也分了一份。對這個基本事實最清楚的，莫過於富士康這一類跨國公司。

富士康還清楚地知道，相比之下，在富士康打工的農民工的工資和福利，比起在其他許多企業的農民工要好得多。如果大陸當局真的關心農民工的福利，為何不對那些勞工狀況更差的企業先採取行動呢？富士康之所以不怕把事情鬧大，最大的底牌就在於此。因為事情鬧大了，人們會更加清楚地看到，在侵犯中國的勞工權利方面，富士康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輕犯”。面對農民工基本權利普遍遭到嚴重侵犯的事實，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真正應該對中國農民工糟糕境遇負責的，不是別人，正是大陸當局。

富士康訴記者一案最有諷刺意義的一個事實是，中共在外資企業強行建立工會，但是在這個涉及中國勞工權利是否遭到國外資本嚴重侵犯的爭議中，卻聽不到他們的任何聲音。富士康有沒有違反勞工法，記者的報道是否失實，他們應該最清楚。但他們為什麼要三緘其口呢？他們究竟代表的是誰的利益呢？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