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吳英編譯）近幾年中共與伊朗因能源合作而發展更為廣泛且密切的關係，中國也因此成為國際間處理伊朗核子計劃危機的關鍵因素。由於中共與伊朗的交往曖昧且不透明，知名中東專家約翰·卡拉布雷斯（John Calabrese）於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發表深入剖析中共與伊朗關係的文章「中國和伊朗，同床異夢的搭檔」(China and Iran: Mismatched Partners)。本報特作編譯摘要報導，以饗讀者。

近代史演變

雖然中國與伊朗有共通之處，但還不足以成為親密夥伴，其實在近代史上，二者從未建立真正的友誼。該報告整理二者在近代史的關係如下：

1950到1960年代－伊朗在1955年加入圍堵蘇聯與中國的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並在次年與台灣建交，積極參與西方國家的區域性安全系統。在1960年代初期，中國掩護伊朗共產黨在北京的支部。雖然政治立場迴異，二國在此期間並未真正交惡，中國在1951年甚且支持伊朗的能源工業國有化以及首相莫沙德（Muhammad Musaddiq）的民族主義平民論。

1960年代－中國脫離蘇聯，加強與亞洲與非洲國家的關係；在此同時，伊朗有意擺脫強國的控制，對外發展關係。

1970年代－伊朗於1971年與中國建交，二者逐漸發展共同利益，都視蘇聯為敵人。二國間之經濟關係穩步成長，伊朗提供中國發展協助。

1980年代－中伊關係的發展受到四項因素的影響：1.中國鄧小平的崛起及推動四個現代化；2.中國與聯合國關係的正常化；3.伊朗革命及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4.美伊關係交惡。中國從文化大革命的重創中復甦、開放市場、宣佈“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與美國維持穩定關係。而伊朗在此期間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充滿宗教狂熱、倡議平民主義及中央集權的經濟策略、與伊拉克進行耗弱國本的戰爭、並且仍然與美國為敵。在此期間中國的機會主義與伊朗的實用主義，仍有效的維持二者的關係，並且因中國販售傳統武器及彈道飛彈給伊朗，而更為穩固。

1990年代－伊朗面臨急迫的經濟重整需求，外匯危機嚴重的影響外人投資。伊朗雖力圖提振經濟，實施經濟改革及增加石油生產，但因得不到西方國家的奧援，轉而尋求東亞的商業夥伴及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中國在1993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急於出口產品的中國企業開始滲入中東市場、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因1995年到1996年間的台海危機而降至冰點。此等變化促進中國與伊朗的商業關係。

從1950年代到現在，美國在中國與伊朗的關係發展中，一直扮演關鍵的第三者角色。美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及經濟制裁，直接使中國受益。鑒於美國對西方盟友的施壓及此等西方國家終有一天會屈服美國壓力的可能性，迫使伊朗“向東看”，尋找東方的商業及策略夥伴。美國禁止美國企業在伊朗做生意，使得中國企業有機會進入伊朗市場，特別是能源部門。然而隨著中伊關係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深受美國經濟的影響，使得中國與伊朗及美國的關係發展更為複雜，為了擴大及保護經濟利益， 中國也曾因美國致力孤立伊朗之舉而與美國發生衝突。

經濟合作

能源合作是中伊經濟關係的主軸，2006年伊朗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原油供應國，不僅滿足中國急速增加的能源需求，同時也有助於中國控制原油的進口成本。此外，中國對液化天然氣的需求，對擁有全球15％天然氣儲存量的伊朗而言，無異是強化二者能源合作的進一步動力。

除原油及液化天然氣外，第三項能源合作領域是能源部門的上下游發展。為了獲得長期穩定的能源，中國石油企業的營運積極地邁向國際化，爭取石油生產的股份。例如中國國營石油公司（CNPC）在2000年8月取得在伊朗南方探鑽十九個原油井的合約，這是伊朗在伊朗革命後第一次的工程國際標。2004年10月CNPC與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IOC）簽署開發亞達瓦蘭油田（Yadavaran）合約，依合約規定，油田正式運轉時，NIOC應每天以市場價格賣15萬桶原油給中國。

對伊朗而言，其與中國進行商業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取得最需要的外人資本與技術方面的投資，並且藉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永久席次及重要力量，制衡來自美國及西方壓力。伊朗確實因此等商業交易而得以在中國的技術支援下，在裡海進行深度的採油作業；至於獲得政治奧援的目的，雖然在短期內達成所願，但並非長久之計。

軍事合作

這幾年來，中國已成為伊朗各式武器的供應者。中國在兩伊戰爭中因提供武器給伊朗，而在伊朗的武器市場取得立足之地，並在1995年到2005年間逐漸成為伊朗的第二大傳統武器供應國，僅次於俄羅斯。然而，這些都不足微道，真正對伊朗有貢獻的是，中國提供伊朗傳統武器製造能力的科技專業及雙重用途技術。

美國向來極關注中國與伊朗間的武器合作，主要為：1.中國協助伊朗建立不對稱能力（asymmetric capability），足以干擾波斯灣的運輸以及破壞美國海軍在此區域的作業；2.中國供應伊朗戰地飛彈、巡戈飛彈及生產技術；3.中國與伊朗在核子領域方面的合作與貿易關係。

中國官員積極參與有關核子外交的活動，中國與伊朗的官員密切協商，例如， 2006年5月，在西方國家對伊朗進行制裁的提案送到伊朗之後不久，中國外交部部長李肇星立即與伊朗外交部副部長阿拉各齊(Abbas Araghchi)在北京商討因應對策。

為了平衡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對核子政策的立場是，強調伊朗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權利與義務，並明確表達反對伊朗取得核武，一再呼籲伊朗履約及與IAEA合作。但是，中國也強烈支持伊朗的立場，認為伊朗身為NPT簽署國應被賦予取得核子技術以及安全用途核子能源的權利。此外，中國一方面促請伊朗公布詳細的核子計畫，另一方面持續主張對話與協調談判是處理此一問題的最佳方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支持在IAEA架構下處理本案，並不支持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本案。

然而，在過去八個月期間，中國發現自己陷入提高伊朗的反抗情緒及激發西方國家壓力的進退兩難漩渦。伊朗拉攏中國以制衡主要強國的目的非常明確，相反，中國在伊朗核武問題的立場，主要的考量點就顯得複雜多了。兩國的經濟關係，仍然是伊朗較為依賴中國，兩國的貿易量相對中國而言，只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小部份，而中國的對外能源投資是分散的，並未集中投資伊朗。因此，中國在謹慎權衡其在中東的經濟利益、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後，極有可能在最後關鍵放棄伊朗，以避免與美國的直接衝突。

未來中國與伊朗的關係，將如何發展？伊朗似乎低估中美關係對中國的意涵，也可能高估中國繼續支持伊朗的意願。此外，伊朗在迷戀中國之餘，似乎忘了中國的發達，與中國採取的動態經濟關係及其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妥協密不可分。因此，伊朗如果繼續歌頌中國為“新世紀強國”，將作繭自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