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5日訊】今年入夏以來，重慶、四川等地出現罕見的連續高溫天氣，時間長達50多天，連續性極端最高氣溫連央視新聞頻道都報44攝氏度。高溫引發了嚴重的乾旱災害，大量農作物焦渴枯死，農田成片乾裂。災情嚴重的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長時間的持續高溫災區竟無一人死亡的報告。8月15日，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屈謙稱，持續高溫導致一萬多人中暑，但尚無因中暑直接引發死亡的案例出現。這番話立即引起了外國記者們的好奇。因為高溫天氣熱死人是一比較普遍的現象。

當2003年熱浪襲擊歐洲的時候，造成了數萬人熱死。當時英國在整個7、8月份所記錄到的最高氣溫是38.1攝氏度的，持續在34度以上的天氣不超過二天，就有近千人熱死；德國記錄到的最高溫度為39.1攝氏度，持續在34度以上的高溫天氣不超過五天，熱死的人超過千。法國在8月上旬，當全國日平均溫度只有29攝氏度的時候，法國政府就公佈3,000人熱死。而中國的四川重慶等地連續數十天40度以上的高溫加乾旱，竟無一人死亡。難道有什麼特異功能或特別的防範措施？

於是重慶的一些外國記者試圖揭開其中的奧秘。他們按照常識探訪重慶各區縣的殯儀館，因為只要大致知道這兩個月對比上兩個月的屍體火化量，就可推算出大約的熱死人的數量。

可是，當法國國際廣播電台駐中國記者阿貝爾在其助手的陪同下來到重慶石橋鋪殯儀館時，卻被門衛拒之門外。在南岸區江南殯儀館和渝北區龍興殯儀館也被門衛擋住。有的記者在北碚殯儀館和萬州殯儀館想冒充死者親友混進去，卻被便衣逮了起來。保衛科長告訴他：我們現在是保密單位，不接受採訪。這正是天下奇聞，連殯儀館也都成了保密單位，這恐怕就是中國的特色，只有中國的國情才會有這樣的事吧？

與此同時，各大大小小媒體上對重慶四川等地此次百年不遇的高溫，是否與長江三峽工程有關的討論也開始越來越熱鬧起來。對這個問題，筆者個人覺得僅憑2006年一年的氣候異常，還不足以充分證明肯定與三峽工程有關。儘管不少業內人士提出了比較引人注目的見解，比如北京地理環境學者王紅旗的「木桶效應」假設，但也僅僅是假設而已，尚無充分的科學根據。因此，這個問題這裡不作討論而有待時間檢驗。但是在三峽工程本身這個事關國計民生之大局的重大問題上，隨著清華大學水利系黃萬里教授的逝世，留下了永遠也說不清話不明的遺憾和紛爭。

黃萬里教授可以說是投入了他後半生的畢生精力和心血反對三峽工程上馬。在黃教授的專業眼光看來，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成，終將被迫炸掉。

黃教授認為官方公佈的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中存在的問題很多，還待從根本上重新審查。他先後三次上書最高當局，痛陳三峽工程將遺留下來的種種禍根。特別強調長江上游影響河床演變作為關鍵的造床質是礫亂卵石，不是泥沙。修壩後原來年年逐出夔門的礫卵石將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內就堵塞重慶港，並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沒江津河川。並且三峽電站經濟可行性考慮到卵石沉積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區大中型電站要貴兩三倍。報告中的經濟核算是錯誤的。而三峽水庫對於長江中游防洪雖有幫助，但作用不大，其代價是使守堤防洪時期加長，和利用的電能減少，實不可取。

然而出乎黃教授意料的是，三次上書最終都如同石沉大海，毫無任何音訊。最後一次上書是1993年6月14日，在信中教授懇求中央決策層哪怕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用以陳述為什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也好，但是就這區區半個小時的陳述請求仍然沒有任何答覆。除此之外唯一得到回音的，不是來自國內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和官員，而是來自遙遠的美國，克林頓總統的一封出於最起碼的禮貌和尊重的回信。

儘管如此，黃教授仍然毫不氣餒，四方奔走以尋求發表自己作為一個水利專家的意見，希望能夠對阻止工程馬上有所幫助。然而由於工程的決策被上面提到政治的高度來抓，因此沒有人願意接納他，沒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發表他的書籍和文章。這實際上等於宣告已經剝奪了他發表自己專業意見的權利。最後還是他的學生們自費籌資，而且還是在清華領導的默許下，才勉強出版了一些著作。在他幾個親友和學生為他簡單地操辦了90歲生日後，沒幾天教授就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黃教授一生不計個人利益得失，只為真理而活，只為中國的命運百姓的安康著想。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黃教授就因為獨自一人格格不入地強烈反對當時的三門峽工程而被打成右派。這就是我們歷來的中國特色！在當時，黃教授從自己浸淫了半生的學業角度出發，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指出，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用說河水必然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就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於清水的沖刷力要比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然而所有這些真話和實話，自以為是聖人的毛澤東偏偏不愛聽進去。短短幾年後他的預言就不幸言中，1960年6月高壩築至340米，開始攔洪，同年9月關閘蓄水攔沙，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淹毀良田80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的農民一批批揮淚踏上離鄉背井之路。後來經採取補救措施，水庫淤積開始減緩，但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關以上河床「翹尾巴」淤積還在繼續。三門峽工程現已被認為屬於決策失誤。

而如今的長江三峽工程，是否同樣會重蹈當年黃河三門峽工程的覆轍呢？隨著今夏四川重慶等地百年不遇的罕見高溫，人們不禁要問，被媒體大張旗鼓宣傳的三峽工程究竟是禍還是福？連黃萬里這樣著名的學者尚且被封死了表達意見的渠道，在今天這個依然是權力大於一切的時代，還能有誰有表達自己主張的權利？黃教授走了，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人世，同時也給世人對三峽工程的禍與福留下了深深的懸念。

（寫於2006年9月23日）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