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毛澤東的罪惡和「文化大革命」研究

袁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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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2日訊】毛澤東是中共官僚集團——這個犯有重重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的首犯。毛澤東的罪惡不止於「文化大革命」,但是,從「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發現毛澤東的重大罪惡。不過,「文化大革命」,這段凝結著中國人無盡血淚的歷史,仍然被囚禁在黑暗之中。迄今為止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研究,基本上按照中共當局政治意志的節律起舞。中共豢養的御用文人則用精緻的謊言,把屬於中國人民的悲劇,偽化為「品德高尚的老革命家」的受難史。

正是中共當局,企圖利用思想專制鑄成的鐵的墓穴,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永遠埋葬在黑暗的沉默中。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動的「文化的革命」,本質上是由無數慘絕人寰的反人類罪行構成的歷史,是沐浴在中國人滔滔血海中的歷史。中共當局完全清楚,把「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歷史永遠埋葬在謊言深處,乃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逃避歷史審判的唯一途徑。

用堅硬的理性和激情,撕裂鐵鑄的墓穴,讓重重反人類罪行呈現在歷史的聚焦之下——這是一切有價值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價值的起點與歸宿。

因為,反人類罪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真實,揭示並控訴罪惡,是重建正義的前提,而失去了真實的歷史的民族,只能永遠生活在謊言之中;

因為,讓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逃脫正義的審判,死於「文化大革命」的無數冤魂,就永遠不會停止響徹漫漫長夜的痛哭,中國民族的良心也永遠不會得到安寧;

因為,真實的歷史才可以為鑒,有能力直視真實罪惡的民族,才能夠避免罪惡的循環。

基於以上理念,與求索真理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應首先把探討的鋒芒指向下列重大課題:

一、「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

這是御用文人刻意使之變得最不清晰的問題之一。他們極力想讓歷史相信,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基於某種理想主義的思索。而事實上,中共暴政的本質與歷代皇朝並無二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動因,在於毛澤東建立絕對皇權的心理衝動,以及專制政治邏輯與這種心理衝動的一致性。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級官員的實際行為。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共欺騙宣傳雕刻出的毛澤東的道德形象。「文化大革命」後,為繼續欺騙歷史,御用文人們開始竭力塑造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道德形象。但是,這種道德形象是徹底的偽善。周恩來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幫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面臨個人政治危機時,曾背信棄義,試圖犧牲或嫁禍於他人。或許正是由於此,鄧小平才要求「研究文革宜粗不宜細」——一旦「細緻研究」,中共官僚集團的整體道德形象便會崩潰。然而,為了恢復歷史的真實,必須對中共高級官員「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為,作細緻入微的研究。

三、「文化大革命」中各項重大社會悲劇。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悲劇連綿不絕的過程。無論對於漢族,還是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都是如此。這些凝聚著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的重大社會悲劇,才是「文化大革命」最真實之處。但是,它們卻正在被中共暴政陰影下的時間所埋葬。任由血寫的社會悲劇被時間抹去,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將愧對歷史。

四、由太子黨組成的「聯動」紅衛兵的反人類罪行。

太子黨組成的「聯動」紅衛兵,拉開了「文化大革命」反人類罪行的序幕。他們在六六年「紅八月」中的罪惡,並沒有真正被全面揭露。這些反人類罪行的罪犯至今仍逍遙法外:有的利用腐敗的權力攫取的金錢,在海外紙醉金迷;有的甚至還在中國國家權力體系中身居高位。因此,研究這一問題的價值,不僅在於重現真實的罪惡,更在於提醒人類,如德國法西斯分子一樣罪惡深重的罪犯,迄今還未受到法律的追究。

五、「文化大革命」受難者名錄。

「文化大革命」中,難以計數的「現行反革命」和其他政治犯,被處死,被虐殺,或者被迫自殺。即使「難以計數」,也要上窮碧落,下入黃泉,尋找到他們生命的蹤跡,把他們的名字刻在中國的歷史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宇宙。記住這些死難者,是為了表達對生命的尊重。一個不尊重生命的民族,不會尊重真理,也不會相信道德。

六、「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迫害人民的反人類罪的罪犯名錄。

記住罪犯的名字和他們的罪行,是重建正義的前提。忘記罪犯的名字和罪行,歷史就喪失了一半的真實。而殘缺的真實有時候比純粹的虛假更具欺騙性。

七、「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精神價值的危害。

在偽善的「神聖」理想的旗幟下,把瘋狂的獸性發揮到極致——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特徵之一。達於極致的瘋狂的獸性究竟給中國的民族人格、民族心靈、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造成了怎樣的傷害,是一個仍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問題。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能力對屬於自己歷史的獸性,作深刻的反思,獸性的輪迴就不可避免。關於「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精神價值的危害的研究,正是對獸性的歷史最深層次的反思。

八、「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對暴政的抗爭。

「文化大革命」中與專制暴政及其意識形態的獸性肆虐無度,但是,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同暴政和獸性的搏鬥也從未停止。這或許正是「人民文革」概念的客觀基礎。忽略自由人性同暴政和獸性的抗爭,就忽略了對中國命運的信心,忽略了對中國民族人格的信心,也忽略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

上列八個方面問題的研究,是拯救真實歷史的過程,也是民族的靈魂懺悔罪惡歷史的過程,還是書寫把毛澤東和中共暴政押上歷史審判台的控訴書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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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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