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對龍:《東京審判》到底「審」出了什麼?

李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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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0日訊】一段慘痛的侵華史、一位愛國心切的中國法官、一群死而不僵的日本戰犯、一場馬拉松式的審判,加上盛氣凌人的盟國法官與迷茫的戰敗國民眾,最後還有直指當下的主題昇華——一部極富中國特色的主旋律電影《東京審判》就這樣誕生了。看完這部電影我不禁要問——《東京審判》到底「審」出了什麼?

影片一開始竟用了將近二十分鐘時間,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開審前關於十一位法官的法庭座次排位之爭。代表中國參加審判的梅汝璈法官據理力爭,堅決要求位居庭長美國的衛勃法官之後的應是中國法官,而非事先擬定的英國法官,幾經周折盟國法官們終於做出了妥協。

還未開審導演就先展現了諸法官「窩裡鬥」的「內幕」,包括影片最後關於是否適用死刑的一長段爭論,「階級鮮明」地將梅汝璈與盟國的法官們對立起來。導演這樣做無非是要樹典型,突出梅汝璈深深的愛國情懷與剛正不阿的性格,讓他的形象高大無比。這一高大就壞事了,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就這麼變成了個乾巴巴的巨人形象,他作為法學家的理性與博學,他對審判的理解與分析,他在法庭上的內心思考與心理波動,所有這些都被遮掩了下去。去除那些無用的籐蔓,整部影片主人公其實就這麼兩個與盟國法官們較勁的戲份——我不明白,你要「審」的到底是戰敗國的被訴者還是盟國的法官?

當年梅汝璈對法庭座次的據理力爭,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中國而言確實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我也被他「若不嚴懲戰犯惟有蹈海而死」的熱血情懷所感動。但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再看這段歷史時,當我們展現這段二戰的收尾曲式的審判時,卻把重心放到十一位法官內部的分歧上。尤其是關於是否適用死刑的爭論,這本是個學術化的問題,卻愣被演繹成了類似正與邪的較量。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又在作祟嗎?以這樣的情緒拍出的二戰電影,能夠理性、能夠客觀嗎?

終於要開審了,影片一上來對「窩裡鬥」的「特寫」已經讓我預想到接下來的大致內容了。果然,整個馬拉松式的曲折審判過程硬是被導演演繹成了平淡無味的白開水。並非故事不夠精彩,而是導演似乎忽視了電影這種藝術類型的特質。

法庭上不光梅法官的形象被單一化,所有主要人物幾乎都如此,盟國的法官與檢察官們儼然手持正義之劍的光輝鬥士,而二十八名被訴者(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影片中在判決還未作出前就將他們稱為「戰犯」是有不妥的)及他們的辯護團體儼然陰險狡詐、死而不僵的猥瑣小人。我們看不清人物的豐富神態,我們不知道人物的心理情緒。我們聽不到法學家們精彩的法理闡釋,我們說不準被訴者對戰爭的真實理解,我們不瞭解他們的思想成長歷程,我們猜不透他們內心是否在懺悔。

正義與邪惡似乎涇渭分明,卻又總有種虛無縹緲的感覺。對與錯似乎一目瞭然,卻又總覺得如此界定的淺顯。我敢保證,整個庭審過程如果去掉人物對話,配上解說,將是非常好的一部庭審紀錄片。花費這麼多心血就弄出了個乾巴巴的紀錄片?

這部歷史影片對歷史解讀的淺薄也是很明顯的。當軍國主義激進分子北野雄一怒斥美國的原子彈殺害了無數無辜的日本平民時,隨同梅汝璈來日本的肖南義正詞嚴地舉出南京大屠殺、瀋陽大屠殺、華北無人區的例子,那意思就是你們死了很多人我們死的也不比你們少。當肖南疑惑地問道日本人為何如此崇拜天皇時,一個酒館老闆娘開玩笑地反問道,那你知道中國人為什麼崇拜皇帝嗎?兩人哈哈大笑,這個很關鍵的問題就這樣在笑聲中被輕輕帶了過去,讓我覺得導演根本無意於對歷史的解讀與反思。觀眾花一個半小時就是為了複習歷史課本?

我不禁想到了斯皮爾伯格等許多西方大導演關於二戰的作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對戰爭多元化的解讀、對歷史深層次的反思。與之相比,這部《東京審判》,沒有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成了被事先塑好了的單薄木偶。沒有思想,所有的思想都被掩埋在了激憤的情緒之下。

《東京審判》到底「審」出了什麼?影片最後特意打出了一段字幕:1978年10月,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和兩千餘名乙級丙級戰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難者」名義移入靖國神社——《東京審判》「審」出的只是仇恨!這才是導演的真正意圖,這才是影片的唯一主題。我想對這位年輕導演說,你肯定是個合格的「憤青」,但絕對不是個合格的導演。我並不否認影片對靖國神社的批判,但前面一百多分鐘的單一說教使這批判變得蒼白而情緒化,這確實很能迎合當代中國頭腦簡單的「憤青」群體。難道一個電影導演的職責僅僅是如此嗎?

還有那被生生穿插進電影的三角戀情。曾經留學日本的肖南再次來到東京,偶遇了自己曾經的戀人芳子,還有芳子現在的戀人、自己曾經的同學北野雄一。導演似乎是想借此展現日本民眾對戰爭的各種態度,裡面的每一個相關人物都被樹成了典型,或迷茫或懺悔或固執,我覺得這是影片唯一生動一些的地方,尤其是曾志偉的傳神表演。

但這段三角戀情老套地開始,老套地結局,最終芳子為自己的前任戀人肖南堵了槍眼,被自己的現任戀人北野雄一失手打死,悲憤的前任戀人殺死了現任戀人,然後抱著芳子痛哭——你以為你拍瓊瑤戲呢?如此濫俗的場景在這部本該嚴肅的歷史影片中顯得是那樣的多餘。我並非反對加上愛情戲,但關鍵看你怎麼加怎麼演,是否能融入整部電影。搞得如此老套煽情無非是又迎合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趣味。

審判的最後階段,梅汝璈就是否對戰犯們動用死刑而與盟國法官們再起分歧,他那激憤的話語裡有一句是,經過兩年多817次(還有最後的宣判,共818次)漫長的庭審,我們終於認定他們的是有罪的,可我們現在卻一直在談文明與宗教……。其實誰都明白,這漫長的審判程序是大可省略掉的,但我們實在無法忘記,當年一戰後戰勝國對德國的瘋狂瓜分正是納粹主義產生的主要誘因。

有這前車之鑒,我們怎能不謹小慎微地緊緊抓住文明之舵呢?當十一位法官根據自己的理念慎重地做好選擇,把票投進票箱後,結果其實已經不重要了。這才是東京審判所具有的劃時代的意義,即使它並非純粹。它給了文明一個開端,並用文明的方式為野蠻劃上了一個句號,儘管如此艱難,那扇光明之門畢竟已經開啟了。

影片中梅汝璈還說,文明是人類創造的。我想補充一句,罪惡也是人類創造的——真希望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人都能明白此理,都能踐行此理。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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