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從民運挫折到維權興起
「亂」而「變」─卻非「亂」而「治」，似已成了中國千年冰封不前而長久沒能邁向現代民權法治之途的慣性規律；當前，尤以共獨帝制的確立，更是八年、十年一變的習以為常。
1949正是中國大難大亂之年，共獨帝制不但沒能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而是剛一平定內戰之亂，即隨之又似57年「反右」入手，進而擴至59年整治彭德懷為首的宮廷之「變」，從此便把毛澤東個人獨霸捧上了「神壇」；更由此，而促成了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大亂；儘管這一大亂，又導致了十年後毛帝死亡及其四人幫從宮廷政變中的覆滅；但得來的，完全不是國人所共盼的民主法治之變，反而又促使鄧小平以改頭換面復出的專制弄權。眾所周知，繼承毛帝79年打出的進一步持共獨全面專政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便是他的精心之作，更開啟了將89民運定性為「暴亂」，而悍然對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和平民進行了血腥大屠殺的歷史先河。想不到的只是，中國共獨本身也就從此走入了自取滅亡的歷史轉折點。
也由此可知，在1949~1989年全國民運興起之前，中國社會之「亂」與「變」，都是由共獨專制自身內鬥所需而主導引致的社會嚴重動盪和破壞，因而才會蓄勢而成89年中國全民民主運動的大爆發，並同時促使中國社會進入了不同實質和不同對立面的「亂」與「變」。
儘管六四大屠殺使得中國民運歸於失敗，但鄧小平也不得不繼續以他的單邊經濟改革開放，來力挽他的黨國於危亡。正是這樣，也就徹底暴露了：在整個中國社會都發生了深刻的質的變化中，而共獨統治的本質，卻並未與之適應而作出根本的改變，這就把共獨與民為敵的對立性、暴虐性、欺詐性和腐朽性……，都通通顯露無遺了。當然，民間意識的覺醒也就隨之不斷提升、興起，促使民間自發組織也接踵浮現，成為了社會矛盾日益擴大、加深和尖銳化的維權抗爭的集中點，因而越過了原來中國民運的形式和訴求。江澤民也就因此繼承了89民運屠夫鄧小平的衣缽，又在十年後的1999年，對民間強大的法輪功修煉群體，展開了至今未了的全球血腥大追殺之亂。
無疑，從此法輪功也面對中國共獨的全球大迫害而開展了全球最頑強的、威力最猛的，也是史無前例的，以反迫害要人權為標誌的民間維權的大抗爭。巨大影響所致，當然成了中國各方維權鬥爭的榜樣和亮力點。但在這方面，會以系列下篇另作不同層面的論述。
維權抗爭演變的三階段
中國的維權抗爭與民運鬥爭，當然都是針對共獨暴政而來自民間自發的必然產物，所以有其共通和共同性，卻並非同一面層和內涵的。前者，一般都是突發性、階段性和不以特定政治目標，而只以特定群體當前利益為前提的訴求；但後者，則必然具有特定組織性、綱領性和黨派性，因而是以特定政治目標為前提的。故此前者，又一般都是各個不同階層的弱勢團體的臨時鬆散的組合；因此無可否認，帶頭者並不一定具有很高的領導才能和水平；而民運組織者，一般都應具有一定的政治水準和遠見，甚至以尋求某種政治理念作為終身奮鬥職志的。所以，中國當前的維權抗爭，儼然已經超越了民運得以如火如荼的興起，是將共獨暴政置於必死火山之上的重要力量；但也由於其本身具有的缺陷，也就使得在與共獨抗爭道路上，會有許多複雜反覆、易為統治者利用各個擊破的一面。
縱觀中國維權抗爭史，在古代，便是以農民起義為其主要標識的；但延續至今，在中國共獨暴政下，則已形成城鄉市民、工人和農民，雖仍屬各自分隔、獨立，而並未聯成一氣的反欺詐、反迫害、求生存為主導，但已擴及了包括中、低級離退休干部，甚至退伍軍人在內的多階層弱勢群體。抗爭的主要內涵，則已波及從針對共獨中央到地方的官商勾結，以超低價的壟斷掠奪手段，強征農田，強拆民房，和強將國有企業私收、私分攫為己有……因而引發了官逼民反的群體維權抗爭。
此種由初期零星的個體訴求，到今天已成為聲勢浩大的公開示威、直面暴政的維權對抗，僅就官方以所謂「擾亂公共秩序罪案」作統計的數字透露：十年前共計僅有一萬宗，到了2003年已達5.8萬宗，2004年增至了7.4宗，即每隔7分鐘便有一宗，參加「罪案」的高達375萬人；而去年，則更上升至8.7萬宗，較前年增加了6.6%；他們還劃分為「擾亂社會秩序」的，增加13%，「擾亂政府職能」(即，直接衝擊共獨政府機關對抗─作者)的，更增加了18.9%〔注一〕最著名的，便是2004年，四川漢源因強征農田建壩而引爆的10萬農民群起抗爭事件；2005年，又有河北省定洲強征農田而以暴徒槍殺平民的流血慘案；還據稱，這是有關後台老闆李鵬的兒子僱用500名打手介入的；隨之，則是去年廣東番禺太召村、汕尾東洲鎮和中山三角鎮等地的要求懲治貪官，實施民選地方官員而造成的槍殺農民的激烈維權抗爭，至今還在餘波蕩漾……；當然，如深策劃等地市民、工人的此起彼伏的各種維權抗爭，都還在持續不斷。
即算常作共獨辯護士的藍色評論家孟玄，也不能不為此擔驚受怕，而在他的專欄文章提出告誡：「中國城市和鄉村貧富所得差距之大，……已經成為民怨之尤……累積的十分可怕。……何時中國會爆發『顏色革命』的火苗，已是中國高層心頭大患」。可他絕對不敢觸及共獨自身病入膏肓的問題，反而大肆獻媚的說：「不是因為經濟失敗，而是經濟太成功」之故；更認為，「這些(維權)事件絕大多數是地方性質的民怨，尚未擴散和提升至對共產黨中央而發」；因而，他又對「胡錦濤嚴格限制民間非政府(NGO)活動，嚴禁自由網站言論，都是防範於未然的措施」〔注二〕大唱贊歌，好一副奴才相。
還是中國大陸積極援助民間維權正戰抗爭的郭國汀律師，在拜會台灣陸委會主任時，說得相當準確。他指出，「中國維權運動已經進入第三階段，也就是質變的階段，由個體的抗爭，發展成群體的運動，進而形成了凝聚社會的力量，最終可能會導致中國政治、司法，甚至整個社會體制產生根本的變化」。〔注三〕這才是問題的真正本質。
近日，包括北美《大紀元時報》、《世界日報》和香港《蘋果日報》在內的好些華文大報，都以大標題刊登一則消息：指稱，四年前，四川宜賓農民徐正元、劉北星，由於要爭回農民自己集資，花了十多年才建成的水電站產權，而率領數萬農民進行「火燒政府」的維權抗爭，因而被捕判刑四年與三年。劉於今年7月18日即刑滿出獄。但農民並不就此罷休，反以集資大買煙花爆竹，準備聚集兩萬人示威熱烈歡迎自己的維權領袖回家。這就把共干嚇破了膽。出獄前，新上任的縣長和公安局長等人，便先往監牢與劉「座談」，懇請他出獄後不要直接回家，而由他們派兩輛私家車送他到大兒子家先安頓。儘管劉表示接受，但農民仍拒絕當局不要搞任何歡迎儀式的要求。因此大為惶恐地派出多至700名軍警、百多名大小官員，如臨大敵地將劉家附近路口團團堵死。這就表明，共獨對維權抗爭是何等心虛驚慌；而維權群體，又是何等的氣壯山河，直面各種威脅而無所畏懼，完全掌握了抗爭的主動權。
再有，勇揭成千上萬山東婦女被強迫晚期墮胎或強制絕育，反遭拘捕加罪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一當傳出要開「庭審」，近200名包括著名律師高智晟在內的全國各地的正義之士，便紛紛趕到法院集會聲援，甚至直接與軍警衝突對抗，即使其中一些人被帶走問訊，最後也不敢不放人，並迫使法院以準備不足延審。
這一切便足可實證，維權抗爭真正有了質的變化。
「三結合」是形成運動關鍵
然而，抗爭之成為「運動」，質的變化只是運動進程的開始而非形成。因為，運動的形成，有它穩定的持續性、長期性和組織性，更還有對維權社會整體權益目標的共識與認定。這就是說，形成運動所代表的社會整體權益的抗爭，必然就是政治性的結合，而不單純是屬於某一特定群體利益的訴求了。因而我們看到了：一當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站在抗爭(還不是運動)的高度；號召發動全球「捍衛人權、呼喚法治、絕食抗暴、廣告天下」的萬人行動時，就立即遭到了帶領「天安門母親」作獨立維權抗爭的丁子霖女士的反對。
反對的焦點，實際上就在於：和平的維權抗爭，是否與政治訴求結合起來的問題。丁女士顯然認為應當遠離，甚至可能附和「政治就絕對代表了反動、不負責任、不光彩」；她不理解高律師指出，「政治本身應該是公共的和美好的」，並且「離開對政治的關心而去談政治，得到的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悲慘結果」；他指出，這應是「天安門母親」經過了17年的慘痛教訓。所以高律師認定，當世人都已明察中國共獨的集權統治，實際上早已逆天叛道，日益走上了法西斯邪惡之途，所謂」依法維權的途徑已到處被堵死。〔注四〕而絕食抗爭，實在是被迫以生命換作理性、寬容、堅韌的強硬訴求。也是喚醒大眾，維權抗爭與政治訴求結合，才是形成強大鬥爭洪流之必然。
母庸諱言，歷經千年封建帝制文化的熏陶，更繼而又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共獨人為阻斷隔絕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傳播下，無孔不入的現代奴化洗腦教育，不僅使得弱勢底層的工農大眾沉淪於民智未開，愚昧盲從；即算如丁子霖教授這樣的高級文化人又是維權的現行者，也都難免為其愚弄；因而對共獨暴政既痛恨對抗，卻又充滿幻想和畏懼，往往以「和平、理性」掩蓋自己的妥協求「和」。所以，儘管近年來維權抗爭如此風起雲湧，但幾乎都被共獨以軟硬兼施的兩手分化瓦解擺平了。
最有典型代表性的，恐怕便是對四川漢源如此浩大震驚共獨核心事件的處置了。我們清楚看到：面對十多萬民眾維權抗爭，共獨首先出手的，便是派出最兇惡的特務首腦羅干坐鎮成都，親自指揮正規大軍和武警，對準手無寸鐵的農民，進行天安門式的血腥大鎮壓，死傷至少60人，逮捕數百人之後，這才由胡錦濤下達甚麼「維護安定團結」的4點指示：一方面表示不追究「一般群眾」，卻要所謂的「打、砸、搶、燒」分子爭取「自首」，否則予以嚴懲；而另一方面，則以提高一點補償得以平息事端。對此，海內外公正人士和民運人士，都無實質性的強烈反應，卻獲得了由於六四事件逃亡洛杉磯而靜待招安的許家屯大加喝彩，以求犒賞。〔注五〕
自此，到了去年廣東太石村、汕尾東洲鎮等地維權屠殺事件的發生，共獨處理的模式仍大致如此。但已開始有了國內正義維權律師如郭飛雄，以及曾任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的正義人士呂邦烈等人的直接主動的介入；直至香港民主派和國外民運人士也都挺身而出，強烈聲援和譴責。這就有了以高智晟為代表的開啟進入運動的新階段。
當前確實到了「民間高層知名正義人士、海內外民運組織，與中國各方自發維權抗爭，進行主動積極的有效」三結合「的最有必要也是最佳的時機了。不應以為，中國維權抗爭的最高形式，便是陳勝、吳廣歷史的重現；據說，竟還有人希望當前的高智晟就是歷史的陳勝、吳廣的化身。這是危險的誤導，絕不能也不應再走歷史的回頭路；應當記取，中國人已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中國人民應有力量，也應有信心和耐心，斷然阻絕把中國人民今天已有的共同生命和財富，貿然成為共獨滅亡的陪葬品。
〔注一〕上述引證數字，擬2004年11月6日美國《世界日報》綜合報導，2005年8月24日北美《大紀元時報》及今年1月20日美國《世界日報》刊登的法新社要訊報導。
〔注二〕見發表於今年元旦《世界週刊》的孟玄專欄文章：《2006年中國麻煩層出不窮？》
〔注三〕見今年7月4日北美《大紀元時報》報導。
〔注四〕見今年2月27日北美《大紀元時報》高智晟回應丁子霖公開信的文章。
〔注五〕見美國《世界日報》2004年11月15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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