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報導﹚近年來，中國各地群體事件接連不斷，並湧現出許多不畏强權的維權人士，爲維護民衆正當合法權益的民間抗爭行爲，也漸漸發展成影響深遠、動人心魄的維權運動，引起海內外的關注。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就此採訪了多名站在中國維權活動第一線的人士，爲您製作了四集特別報導《中國的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二集：維權者的抗爭之路 聯結收聽
中國維權活動的發展離不開民衆的參與和代表性人物的努力。而這些維權者個人或團體的遭遇也從一個方面展現了維權抗爭之路充滿了艱辛坎坷。
爲海內外所矚目的北大退休教授丁子霖女士和她所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就是其中一例。從八九年六四事件後至今，面對當局的壓制阻撓，她和其他難屬家庭承受著失去親人的痛苦，爲著正義和真相，四處奔走，抗爭呐喊，並努力使天安門母親群體不斷擴大。
這十七年間，她們的努力在國際上獲得尊敬和道義上的同情支持，並多次被提名爲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在中國國內，她們却不斷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騷擾，甚至連基本的通信、言論自由也常被剝奪。丁子霖說，在種種逆境之中，是人類母愛的天性給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堅持不懈。
丁子霖：「一句話來說吧！我沒有很動人很高深的理念，最早促使我站出來和大家一起來討回公道、來說出真相的是一種母愛的力量。我個人所做的一切，我只能說母愛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想這是一種人的天性、做母親的天性。真的，我就是一種難忍的傷者之痛，一種母愛。我想不僅是我一個人這樣，其他母親們也這樣。」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參與者，幾乎都是六四血案的直接受害者家屬。其他的的維權活動中，參與者主體也同樣是權益遭到政府或强勢利益集團侵害的直接受害人。
他們中有些人爲維權付出的代價甚至包括自己的寶貴生命。如廣東汕尾東洲血案中，維權農民被軍警開槍射殺，維權農民代表被政府逮捕判刑。
與此同時，在越來越多的維權活動中，也能看到爲正義和理念所驅而投身維權運動的人士。他們原先並非侵權行爲的直接受害人，而當他們涉入維權活動後，來自政府方面的不斷騷擾打壓，使他們也成爲侵權行爲的直接受害人。
現居美國紐約，關注中國民主進程的人權活動家劉青，以替上海被拆遷戶打官司的上海律師鄭恩寵的遭遇爲例說—
劉青：「比如說上海的律師鄭恩寵， 他開始維權運動很早，在律師方面他是走在前面的。但是也正因為此他被上海政府恨之入骨，對他進行了完全莫須有的栽贓陷害，硬把在上海街頭散發的一份有關房屋問題的報導說成是國家機密，並因此將鄭恩寵判了徒刑。」
鄭恩寵的例子並不孤立。在廣東太石村村民選舉維權活動中，政府調集軍警武裝阻撓。而多次深入太石村爲村民提供法律諮詢的律師和法律工作者艾曉明、郭飛雄、姚立法等人，就頻繁地遭受警方的跟踪監視騷擾恐嚇，甚至毆打。郭飛雄說—
郭飛雄：「今天中共的專制集團已經把維權正式確認爲頭號敵人，它們現在對我們已經是歇斯底里了。把我們抓了怕我們成爲道義英雄；不抓又怕老百姓接近我們，他們處在這樣的兩難困境裏，最後只好走向黑社會流氓的道路。
按照一般的做法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包括我們挨打；我們受到這些騷擾；到派出所到法院全都不受理；沒有任何可行的司法渠道能够救濟我們的權利。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輿論上揭露他們。我相信未來維權運動會誕生一股社會力量， 能够反過來對這種嚴重越界的行爲進行司法追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中共政權把法輪功宣布爲邪教，練習者遭受殘酷迫害，而爲法輪功練習者仗義執言的維權活動也成爲政府打擊的重點。其中，最早爲法輪功練習者辯護的人權律師之一郭國汀被逼無奈走出國門，流落他鄉；他說—
郭國汀：「到今天爲止，中共這種不講法律的情况越來越嚴重，鄭恩寵被抓被判刑的整個過程全是非法行爲，那麽我被這樣對待也算是非法行爲。隨便搞個罪名來搜查、監控、軟禁，整個社會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特務社會，一個警察社會，每一個人的人權都絲毫沒有保障。
鄭恩寵在被判刑之前被監控了兩年，我也被監控了兩年，我相信高智晟站出來爲法輪功辯護後也被監控，現在中國所有的人權律師都是被監控的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完全非法而且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爲。
我當時是一個執業這麽多年的律師，在法律圈內我是相當有知名度的律師，它們都敢對我這麽做，你想想對一般的人它們敢怎麽做？所以後來我更能够理解那些長期上訪戶的心理，他們受到的苦難要比我大的多，嚴重的多，但是他們已經是毫無指望，沒有任何的希望了。」
不過，郭國汀雖然被逼迫出國，但在爲飽受冤屈的弱勢群體伸張正義的事業上，他並不孤立。同時期本著良心道義從事維權活動的還有律師和法律工作者莫少平、高智晟等等。
其中，高智晟律師在對法輪功練習者的遭遇進行實地深入調查後，三次向中共領導人發出公開信，要求爲法輪功正名，爲法輪功學員平反，對受迫害者賠償道歉，對凶手依法懲處。
而他爲此付出的代價是屢遭辱駡毆打、威脅恐嚇，甚至暗殺，全天候被跟踪監視，律師事務所被停業一年。高智晟對此無怨無悔，他說—
高智晟：「我們今天所做的並非是爲了什麼宏大的正義價值， 而是僅僅是爲了維護作爲人的基本尊嚴。我們需要向外部世界，尤其同時也要向統治者用這種悲壯的方式證明， 我們是人，我們要像人一樣地活著。這樣的要求原本是何等的低， 但是却不被統治者所接受。
今天的這種維權我不認爲自己是一種勇氣與智慧等， 我認爲這只是人的正常本能，而且我們的抗爭沒有逾越人類文明的基本共識；我們的抗爭始終是文明的、和平的、理性的和符合現代法的精神的，而這些恰恰就是中共反動統治勢力天然的敵人，這就必然引發我們之間的這種碰撞。」
面對中共政權的打壓，維權者不但沒有停止維權活動，反而使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今年年初，當郭飛雄在廣東再次被毆打並遭到警方的監視和軟禁時，高智晟律師在北京發起維權絕食接力活動，並表示，只要當局不停止對合法維權者的非法拘禁和迫害，絕食活動就將持續下去。這一維權活動在國際上引起反響，全球各地均有人或團體表示聲援。高智晟說—
高智晟：我們最初發起的時候是有些聲勢，從廣泛程度，人員的廣泛程度，中國大陸內包括國外的這種參與的區域的廣泛程度都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兩個原因導致我們最終做了一些收縮：一個是時機問題， 另外一個中共對這樣的和平的精神抗爭的打壓，在自己家裏餓肚子的這種抗爭它也是毫無底線的，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綁架、抓捕、毆打一系列的殘暴事件。
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爲了不讓更多的人承受這些，我們做了一個收縮性的調整， 同時也向外部世界和殘暴的統治者證明我們這樣的維權運動是適度的，同時是可控的，是隨時可以放大和收縮的。」
目前，維權接力活動仍在進行，並由最初的志願者自發在家中絕食，發展過渡到每週固定七人輪流絕食。實際上，鄭恩寵，高智晟，郭飛雄等維權者受迫害的遭遇在中國早已不算什麽新聞，外界媒體對此也多有報導。
從事法律工作多年、熟知中國司法內幕的郭國汀律師回顧自己多年的維權經歷和感受時說—
郭國汀：「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沒有法律、沒有法制，也沒有司法正義和司法公正。我對它的評價、對它的評論全部都是否定的，這是我的經驗之談。這一切都是制度造成的。
中國不是一個法制社會，中國沒有法律，那個法律都是可長可短、可左可右、可有可無的東西，你說什麽叫法律？所以共產黨最終會敗在它自己手上， 是它自己把自己弄死的。還有第二點，我的感受就是在中國沒有自由，沒有這種人的自由和人的尊嚴。」
那麽，在如此惡劣的維權環境下，驅使中國國內的維權者奮不顧身投入維權活動的深層原因又是什麽呢？通過互聯網站維護人權、傳播六四真相的四川成都天網網站負責人黃琦，曾爲他所從事的人道事業而被中共政權投入監牢五年，他在談到自己成爲民間維權人士的經歷時感慨道—
黃琦：「有時看到一些受害者，那麼相對來講我們就更關心受害者一些 强者欺壓弱者自然而然會站在弱者一邊和强者對抗，這樣一種與生俱來的性格。加上很多次對抗成功了，人都是從成功走向成功的，每一次小的成功把膽量搞大，就又去進行更大的衝撞，最後就是這樣一個結局。按照毛澤東的話就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要走這條路肯定是要坐牢的。」
現在加拿大的中國人權律師郭國汀最初從事海事商務法律工作。當政治異議和法輪功先後在中國成爲禁區、屢遭嚴厲打壓之時，郭國汀以及另外數名律師率先開始把工作轉向爲政治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進行辯護，並成爲著名的人權律師。他說—
郭國汀：「當時實際上我最願意介入的是爲政治犯辯護，爲言論自由這方面的人辯護，因爲我比較瞭解這些人，他們都是一些才華橫溢的人，是放棄自己的一切身家利益完全奉獻的人，而他們被當局追究的時候，往往沒有律師敢出來爲他們辯護，即使有爲他們辯護的人也都是不痛不癢地來辯護。
那麽從我個人來講，一方面我歷來對這些政治人士比較敬重，我認爲他們在爲國家作犧牲，爲什麽沒有律師來爲他們做强有力的抗辯呢？所以這就是我站出來的第一個動機。後來才逐漸地發展擴展到爲信仰自由、爲法輪功學員辯護，爲其他一些勞工以及拆遷戶等辯護。這些都是附帶的，對於我個人來講，我立志做人權律師主要就是爲政治犯辯護。」
司法不公與黑暗，侵害到中國每個個體公民。在農村，受國家歧視性政策以及教育程度等的影響，農民成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犧牲品。包括郭飛雄在內的一些法律工作者和社會活動人士選擇爲失地農民的權益抗爭，有著出於他們內心對農民的深厚感情與同情。郭飛雄說—
郭飛雄：「在今天農民是最大多數的人群，我們說有九億農民，他們的權益在這個社會裏面受侵害最厲害，因爲他們生活在底層。我自己小的時候就是農民，自我認同也是個農民，我對他們不僅是有理性認識而且是有感情的。
我認爲我們應該爲這一大多數人群服務，應該做自己認爲最重要的事情。中國的未來決定於中國的農民，農民問題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想推動中國民主的話應該首抓農民問題。」
除此之外，在中國的言論自由、愛滋病人權益保護等各種領域，也都活躍著不畏强暴，百折不撓的維權人士的身影。雖然他們投身於維權活動的緣由不盡相同，但他們都以個人的遭遇見證著中國公民社會和維權運動緩慢艱難的發展。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