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在共產黨鐵血專制統治下，經過近60年慘絕人寰的政治恐怖，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氣節的確遭受到了空前的摧殘。許多人在鐵血獨裁政權的淫威面前，指鹿為馬、黑白顛倒、有奶便是娘。於是，共產黨獨裁政權以為所有中國人都能被他們欺騙和威逼利誘，中華民族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的偉大民族精神被他們泯滅殆盡了。

2000年10月我被迫到北京謀生後，北京市國安局竟在我身上投下巨大人力物力，想收買我給獨裁政權當走狗，讓我做他們在中國民運陣營內的臥底。真是瞎了他們的狗眼！

我是個中國人，我自幼就崇拜岳飛、文天祥、于謙等民族英雄──「寧肯讓共魔扼倒，決不向塵世低頭。今生就不怕它法海，毋寧飲淚望天慟哭」。

我是個湖南人，自幼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屈原憂國憂民，自刎汨羅江；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想天下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要想中國永遠專制獨裁下去，除非湖南人死光！……

我今天要向共產黨獨裁政權公開宣示：你共產黨獨裁政權就是一邊擺上一座金山，一邊架著一把屠刀，要我放棄反抗專制獨裁，追求自由民主也是不可能的！你雖擁有鐵血恐怖的獨裁政權，但我「胸中有正義，勝過手握雄兵百萬」。我就是有生之年看不到在中國大陸結束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我也願意為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偉大事業而遭受普羅米修斯般的磨難，直至比張志新更慘絕人寰的死亡！

以下是五年來北京市公安收買我給獨裁政權當走狗的實事經過。

2000年4月，我被湖南省湘潭市第二中學的腐敗分子、主管後勤的副校長黎光逼得再次去掃廁所。我不得不再次停薪留職，與湖南衡陽市的民運朋友林葉子到湘潭縣易俗河鎮去開辦幼兒園。

我們接手的幼兒園是當年轟動全世界的易俗河鎮紅燈區一個妓院改成的。老闆伊雪蓮是一個剛出獄的鴇母。她與當地公安是中國最典型的警匪一家。我們租下幼兒園後，伊雪蓮繼續在園內干介紹買淫嫖娼的罪惡勾當，並千方百計想把我和林葉子轟走。我向當地公安舉報，結果招致伊雪蓮喊來20多名流氓地痞的三次綁架和勒索、毒打。公安始終對伊雪蓮明目張膽的刑事犯罪不予打擊。只短短的四、五個月，我與林葉子血本無歸，被伊雪蓮趕出了幼兒園。

也是2000年中國新年後，湖南的民運朋友李文明和胡曙光如走西口一樣悲壯地去了北京找生路。我被尹雪蓮從幼兒園趕出，走投無路，只能給胡曙光、李文明打電話，希望也跟他們去北京走西口。

胡曙光、李文明視我為民運兄弟，要我立即上北京。實際上當時他們處境極為艱難。他們在北京跑房地產廣告，半年多還沒有一筆廣告進帳，而李文明、胡曙光都已花去了從親友處借貸而來的近萬元。須知，當時這近萬元對於我們國內民運朋友來說，幾乎是個天文數字。10月份，北京房地產廣告己進入淡季，我將愛人和小孩打發回她們娘家後，懷揣500元來到了北京。共產黨把我們逼得真比走西口更悲壯和淒涼！

在胡曙光、李文明的引導下，我在北京通過跑房地產廣告，十分艱難的闖出了一條生路。回家過2001年中國新年前，我賺到了8,000元。

2001年中國新年期間，我得知了黑龍江省阿城市某鄉政府辦化工廠氯氣洩漏導致528名小學生中毒、其中五名己死亡，政府不僅不依法承擔責任，反而打壓抓捕上訪鳴冤者的驚天奇案。我自費、隻身一人前往黑龍江省為此案受害者維權一個多月。我所搜集的黑幕證據材料達一公斤以上。這些材料後來部分交給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污染法律援助中心，部分存放在李文明處被他丟失了。

從黑龍江回北京重謀生計，己是2001年5月份左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陌生男人給我打來的電話。他自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電話中他強令要我去北京市公安局「談談」。他在電話中威脅說，如果我不去與他們談話，就要將我趕出北京，不讓我在北京謀生。

我懷著好奇和渴望與黨衛隊激烈交鋒的心情如約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市公安局後門可能是一間小預審房間內，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兩名男性便衣，非常嚴肅的與我談了二個多小時。他們找我談話的目的只一個：威逼利誘我給專制獨裁政權當走狗，讓我做他們在中國民運陣營內的臥底。他們公然恬不知恥地這樣對我說：如果你拒絕與我們合作，我們不僅可以立即將你趕出北京，而且可以「挖個坑」把你「埋」了；如果你與我們合作得好，你在北京根本再不用跑廣告，我們給你在北京買車買房一句話的事。我問怎麼「挖個坑把你埋了」，他們舉例說：在你口袋放一包毒品，然後辦你個販毒罪！

在第一次的交鋒中，我確認他們是公安局國保的。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們中的一人向我出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證，此人名叫ＸＸＸ，他的手機號碼是———–。在此後的五年多時間裡，始終是ＸＸＸ為主與我打交道，他的這個手機號碼也從未變換過。他的副手先後換了姓劉的、姓催〔崔？〕的、姓王的三人。

2001年，全國各地到北京謀生的民運朋友很多。黨特為什麼選中了我這個目標呢？

他們顯然是經過認真的研究的：其一，我的經歷、信念在國內外民運圈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他們以往所收買的那些人，在國內、外民運圈中根本沒有可信度；其二，他們認為我家庭負擔沉重，經濟上絕對貧困，在北京謀生較其他人更艱難，易於受他們利益所誘惑；其三，他們認為我是在職國家事業單位職工，民運朋友中很少有人還保有這個共產黨的鐵飯碗。他們以為我為保這個飯碗會向他們屈服。真是瞎了他們的狗眼！

他們還試圖收買從湖南嶽陽來北京謀生的穆文彬。後來穆文彬在北京的事業發展很順利。他基本放棄了民主事業的追求。但他也拒不給黨特當走狗。我至今沒聽說他給黨特提供了任何有價值的情報。

在共產黨的殘酷打壓下，國內的民運陣營始終是分散的，不能形成組織的力量和集體智慧。面對黨特的可恥目的和威逼利誘，我當時只能獨自思考和應對。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採取將計就計的策略：只要我不出賣民運朋友和秘密信息，我倒想親歷共產黨的特務行徑。

通過二、三次的談話，幾個月後，黨特強逼我一定要簽署一個《志願書》。《志願書》是四個大寫英文字母代號，我現在己記不得是哪四個英文字母了。我很仔細的看了幾遍這個《志願書》，現在只記得其目的宗旨是「維護首都社會及政治穩定」。ＸＸＸ告訴我，這個組織直屬北京市公安局乃至公安部領導。

我在這個《志願書》上簽了名。黨特交待我：必須嚴守紀律，保守秘密，我加入秘密組織的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否則嚴加懲處。

但從黨特第一次約我談話起，每次我都把具體經過告訴當時在我身邊的民運朋友夏德凱（又名汪正坤）、胡曙光、穆文彬等人。我的目的有二，其一，如果有人向黨特透了風，也好讓黨特覺得我不可信任；其二，以後有人可以證明我沒有真正給黨特當走狗。

加入這個黨特的密秘「漢奸」組織後，他們並未對我進行特務培訓，只是交待我：可以廣泛的參與民運圈的活動，可以大肆罵共產黨，以取得民運人士的信任。他們聲稱我的言行哪怕觸犯了他們的法律底線，也不會追究我的法律責任。我一再要求他們給我出示這樣的書面承諾，可是他們拒不給我這樣的書面承諾。

在「加入」黨特「漢奸」組織的五年間，我的確充分的利用了黨特給我的安全承諾，使我放手做了許多反抗專制獨裁、爭取自由民主和維權的工作。

實際上，在我「加入」黨特「漢奸」組織後不久，黨特就識破了我的將計就計。2002年我在北京《廣廈資訊》工作時，黨特就威逼總經理羅生榮，要他立即將我辭退，並扣發我的工資。但羅生榮很有正義感，他反而把我當民族英雄看待。

我對許多民運朋友分析過：共產黨雖是一個惡魔組織，但具體對付我們的每一個黨特都只是一個人，而不是整個共產黨。共產黨專制獨裁政權是我們的死敵，但與我們直接接觸的黨特個人，我們都要把他們當作是良知可以喚醒的朋友。幾年來，與我直接接觸的黨特ＸＸＸ等人，也只是為了養家餬口，為了完成工作任務。他們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良心徹底泯滅的。所以，我們有時候也能夠「統戰」他們與我們合伙欺騙共產黨。

2003年「6．4」前的某一天，ＸＸＸ可能被上級逼得沒有辦法，一定要我去瞭解民運死硬分子王天成目前的思想動態。我被逼得找不出任何客觀理由可以推辭，黨特開車把我直接送到王天成的住處。

到了王天成家裡後，我把王天成喊到一個最偏僻隱蔽的地方，在確認沒有被竊聽的可能後，我明白告訴王天成，是黨特硬逼我來瞭解他目前的思想動態的。王天成告訴了我他當時的四點「思想動態」，其中一條是對黨特非法監視他感到極為憤怒。我照寫後交給了黨特，黨特拿去上交後可能還立了一次「功」。

去年和今年，黨特又要我多去瞭解李海、胡佳、高智晟、范亞范亞峰等人的思想動態。實際上黨特從側面告訴了我，這些人才是我最可信賴的民運朋友、兄弟。我除與李海見過幾次面外，胡佳等人，我一直渴望與他們見面而至今未與他們謀面。

黨特也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在我與民運朋友之間的挑撥離間。

2003年兩會前夕，北京按慣例驅趕他們認為的危險分子。胡曙光當時與我關係最為密切，他又缺乏鬥爭經驗。兩會前他關閉一切聯絡方式，以為這樣才不會被公安趕出北京。於是黨特象發了瘋一樣地硬逼我一定要幫他們找到胡曙光。我只得勸導胡曙光：我們的安全來自於我們沒有觸犯法律。如果我們犯了法，黨特要抓人，你在國內躲得了？如果我們沒犯法，又何必要躲起來？

胡曙光覺得我說的也有理，主動給黨特打電話，表明他只是在遵紀守法的工作和生活。黨特威逼胡曙光去與他們見面後，將胡曙光趕回了湖南十多天。據胡曙光告訴我，黨特趕他回湖南時還特意對他挑撥說：是老周要我們把你趕回去的。太缺鬥爭經驗的胡曙光據此一年多時間內真把我當成了「浦志高」。

我回顧這五年多與黨特的交鋒周旋中，僅憑我一個人的智慧，即使從技術失誤的角度說，我都沒有給任何民運朋友造成絲毫損失。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民運信息外，我也沒有給黨特提供絲毫有價值的隱秘情報。相反，我除了獲得自己相對的安全外，還從黨特那裡獲取了很多對民運朋友有用的信息。比如，有一次黨特對我惡狠狠地說：要搞死李文明，王天成。我立即將這一信息反饋給了李文明和王天成。

在五年多與黨特的交鋒周旋中，我也直到2005年「6．4」前才得到他們發給的5,000元「獎金」。共產黨在我身上終於落下了一個大笑柄：給誓死反抗他們專制獨裁政權的死硬分子發獎金！

黨特向我透露，有些幹得好的走狗每年都能拿到20,000元「獎金」。給我發「獎金」時，他們還來了一個女領導，我對她肉麻地表白了一番「忠心」。我表「忠心」是希望以後得到更多的「獎金」，以及讓ＸＸＸ得到表揚，讓他們以後對我更寬鬆。對於黨特的錢，我的態度是用欺騙的方法，可以照收不誤只嫌少。後來這5,000元錢給我幫了大忙，讓我買了電腦，去了一次安徽宿縣做維權工作，還把湖南主要的民運朋友拜訪了一遍。

2004年，黨特要我積極與海外民運機構或人士聯繫，摸他們的動態信息。我一直很想與海外民運朋友建立密切的聯繫，可是我電腦技術差，加上網特封鎖太嚴，我的郵箱給海外朋友既發不出信，也收不到信。我又不會電腦打字，只會手寫板，到網吧去也不方便。直到現在，我與海外民運幾乎沒有什麼聯繫。今年3月底的一天，黨特帶著電腦技術員還專門在北京市通州區新華聯家園一間網吧教我怎樣上海外民運網站。我幾次向黨特申請派我去海外「工作」，但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天真正信任過我，他們終於沒有蠢到派我去海外。

因為黨特的干擾糾纏，我在北京的謀生很不順利。2005年下半年，我被迫又回到工作單位湘潭市第二中學。此時我己欠學校好幾千元停薪留職費無力交納了。回學校後，我以反黎光副校長腐敗相威脅，以我是黨特在民運陣營的「臥底」為政治資本，堅決要求給我免除那幾千元停薪留職費，堅決要求以後不再要我交納停薪留職費，並且要求不上班，工資獎金照發。

我並主動具體地幫助學校的弱勢群體，合同制園藝工人張春山，校辦工廠工人楊習文，長期臨時清潔工人馮少雲，長期臨時木工老楊等爭取合法權益。

在北京市、湘潭市黨特的協調下，我的目標實現了。在湘潭市第二中學認識我的同事和湘潭市許多民眾心目中，我的確是反共產黨專制獨裁政權的英雄豪傑。在此我要再次對所有民運朋友說，既然共產黨是流氓政權，因此我們也要極盡智慧和手段。

我回湖南後，湘潭市公安局國保支隊Ｙ政委（女，50歲左右）親自對我工作。她先後出資2,000多元，讓我把湖南知名的民運朋友拜訪了一遍。我回去給她寫了一份《工作匯報》，前些時候己有人將此《工作匯報》公佈在了網上。我向共產黨匯報說：民運內部每天在爭吵，一盤散沙；很多死硬分子都轉而信佛教去了；但全省各地農民維權的烽火熊熊燃燒……。我對己有好幾年沒見面的湖南民運兄弟都表明了：我現在當共產黨的「漢奸」了。但余志堅、劉石立、陳國金等老朋友都說：只有共產黨才蠢到收買你當「走狗」。

許多民運朋友也許要問：明知我不可信任，在將計就計，黨特為什麼還對我如此用心呢？──他們至少希望能表面「安住」我這名反專制獨裁政權的猛士、「光桿司令」。他們很瞭解，我這名猛士、「光桿司令」一旦發動攻勢，必將給專制獨裁政權造成多麼沉重的打擊！給他們個人的工作增添多大的麻煩！

現在應該是中國民運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進攻了。我不需要繼續當假漢奸了。如果共產黨膽敢殺了我，我就甘願當一名誓死反抗專制獨裁政權的民族英雄。所以我今天要把五年來共產黨收買我當走狗的流氓特務醜行公諸於天下！

（2006-08-15）

〔提供者：（溫州）黃曉敏；此版應作者要求稍加修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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