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報導﹚聯結收聽

近年來，中國各地群體事件接連不斷，並湧現出許多不畏强權的維權人士。爲維護民衆正當合法權益的民間抗爭行爲也漸漸發展成影響深遠、動人心魄的維權運動，引起海內外的關注。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就此採訪了多名站在中國維權活動第一線的人士，爲您製作了四集特別報導《中國的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本報導是第一集。

第一集：現狀與回顧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歷史進程的主旋律之一就是爭取和平、民主、自由。在中國，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理念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就在中國社會紮下了根基。

然而，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却極爲艱難坎坷，以至於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民衆仍需爲基本權益和尊嚴而抗爭，並爲此付出高昂代價。

從2003年起，隨著大學生孫志剛被廣東警察隨意拘禁並遭毒打身亡等事件的發生，更多的民衆權益遭侵犯事例被披露，民衆在各個領域的維權活動更爲外界所關注，而作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003年，也被人們普遍稱爲維權年。

美國中文政論雜誌《北京之春》主編、紐約的時事評論家胡平說—

胡平：「中國的維權活動 從2003年開始發展到了相當大的規模，所以有人把2003年稱爲公民維權年，其主要標誌包括最初的蔣彥永披露薩斯的真相、還有後來孫志剛的事件、不銹鋼老鼠事件、杜導彬的事件等等。

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就能看出中國有很多的人他們積極地參與，通過發表文章、寫簽名信或者向政府部門提出要求等這些方式表示對這些問題的關切。而這些問題都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權益和利益問題，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在中國社會裏一個很顯著的現象。」

維權，簡而言之，就是民衆或團體的合法權益與尊嚴遭受侵犯挑戰、無法得到保障時的起而抗爭。雖然2003年被稱爲維權年，但實際上，中國民衆行使公民權利的活動以及由此遭受打壓的事例，在此之前就屢屢發生，從未中斷。現在美國華盛頓的中國時事評論人士劉曉竹博士以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民衆自發紀念前領導人周恩來而引發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爲例說—

劉曉竹：「中國從過去一個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要經過陣痛，「五四運動」「四五運動」到「六四 」都是一種陣痛的表現。

「四五運動」是從紀念周恩來開始，但它遠遠不是爲了紀念周恩來，今天看起來它跟周恩來的死，這個事情是一個很偶然的因素，後來的必然性因素就是人們要找到自己究竟是誰，就是找到一種共同的感覺，它也是一種個人往深處挖掘自己的過程,是一種覺醒。這種覺醒不光是對毛的一種反抗，也是對專制主義的反抗。」

自四五運動後，中國經歷了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以及撥亂反正、進行經濟改革等階段。然而，經濟的發展與政治體制的滯後所産生的矛盾引起巨大的社會問題。

期間，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發了中國大學生們要求透明政治和民主自由的八九學運，而中共政權用坦克軍隊鎮壓則直接造成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

之後，面對政府的高壓，以北大教授丁子霖爲代表的死難者家屬結成天安門母親運動團體，十數年如一日，爲伸張死難者的冤屈而奔走不息，成爲典型的中國維權群體。這期間，中國的維權活動更多的集中於政治、結社、言論自由等方面。胡平說—

胡平：「維權這個詞就其內涵來說就和在此之前包括丁子霖女士、包括以前的很多異議人士的一些活動、也包括「八九民運」實際上都屬於這個範疇之內，早先包括「民運」，他們爭取的是言論結社的一些基本的自由權利，這也說明中國不存在這麽一些權利，所以還要人們起來爭取。

有些人由於發表了言論，有了自由的結社和獨立的不同於政府的信仰而遭到迫害，他們也起來抗爭，這個是我們以前所見到的比較多的活動。」

八九「六四」之後，中國社會一度顯現精神危機，經濟高速發展與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的矛盾也更爲突出，並引發種種社會問題。民衆基本權利遭侵犯的事例層出不窮，包括普通民衆上訪在內的維權事件在政治、經濟、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各個領域均有發生。

其中，廣爲外界關注的，就有中共政權從90年代末開始對法輪功精神運動的持續打壓與人權律師挺身而出爲法輪功學員抗爭的維權行動。

雖然在政府的高壓政策之下，法輪功成爲社會的禁忌話題，法輪功學員屢遭判刑勞教或酷刑虐待。然而，由於受打壓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多、分布廣，受害深，爲其自由信仰權益進行維權抗爭也因此格外艱難和引人矚目，並成爲繼天安門母親運動以來最大的民間維權活動之一。

曾投身於維權活動、現居加拿大的中國律師郭國汀說—-

郭國汀：「法輪功精神運動的興起使得打破共產黨封鎖性的宣傳起到了作用。像「九評共產黨」的傳播；像維權運動的參與都是有法輪功在起著很大的作用。

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的行爲採取了非常嚴厲的瘋狂打擊措施，因爲它知道法輪功學員這種前仆後繼講真相的這種運動的厲害效果。大陸最近高智晟還有楊在新還有張鑒康這幾名律師都非常勇敢地公開爲發輪功學員辯護。這都是非常好的現象。」

除六四難屬和法輪功學員外，其他的權益遭侵犯者，無形中自發形成的受害群體還包括農村的失地農民、城市被强制拆遷的居民、重大人爲災難受害者群體、因言獲罪者群體等等。這些受害群體的大規模抗爭在2003年前後開始走向顯著。雖然他們的具體訴求不盡相同，但其共同點則都是經濟利益或政治權利的被剝奪。胡平說—

胡平：「之所以發生維權活動就首先是因爲權利受到侵犯，最初這些事情實際上都是經濟利益受到了侵犯，而經濟利益受到侵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們最基本的公民權益被剝奪的結果。

比如說拆遷戶的問題就是他們沒有得到應得的補償，但事實上首先是拆遷戶的居民沒有或者被剝奪了這種權利，他們不能够參與這個拆遷過程中和有關部門、企業或者是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如果可以參與談判，後來就不會發生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的事情。

正因爲他們一開始就被剝奪了這種權利，所以權勢部門侵害了人民的經濟利益。所以從這個角度講，爲了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害而起來抗爭的這種維權活動，首先也是缺乏權利的一個結果。」

除此之外，從2003年開始，隨著維權事件數量和人數的激增，以及衆多正義人士的理論支持和聲援等，這些相互獨立的單個維權活動從整體上看，開始具有運動的特徵。現居美國紐約、關注中國民主進程的人權活動家劉青說—

劉青：「運動，它是有幾個方面的：一個就是它有相當大的數量，如果說人數很少就說不上是運動；第二點、運動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它往往還牽涉到很多其他人參與其中，那麽像中國的這種運動目前就是這樣。

有很多社會上的人士關心、有媒體方面的關注和報導，另外還有一些人是奮不顧身地直接挺身而出支持幫助這些受迫害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受到了迫害和侵犯。它有這些特徵，因此才可以說是維權運動。」

進入2005年，中國前領導人趙紫陽在被軟禁中病逝。由於他生前提倡民主化和政治改革，體察民情，因此，他逝世的消息雖然被中國官方低調處理，但海外關注中國發展的人士大都以各種方式遙遙致哀；而國內的許多含冤上訪者和維權人士則試圖突破官方的封鎖，當面前往吊唁。由此，維權運動向外界展示了一個新高潮。走在維權運動第一線的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說—-

郭飛雄：「維權運動是整個自由民主運動中的一個階段。2003年的時候我們很多朋友都通過各種方式寫文章、集會來參與各種案件，那個時候是維權運動剛剛開始萌生。然後在2005年初當時參加趙紫陽追悼儀式的就有3000多人，那一次是對維權運動的一個比較大的檢閱。當時大連的李建要求大家用身份證把自己的名字都公布出來，他帶到趙家去，在他那裏簽名的都有200多人。」

目前，中國的司法不公與腐敗等諸多問題仍普遍存在，民間的不滿情緒繼續高漲，而這場運動之所以能够形成，正與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淪入體制不健全的受害人群體有關。劉青說—

劉青：「現在受到這種侵犯和迫害的人數量是非常多的，已經成爲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比如說像城市的房屋拆遷、農村的徵地，這種受到侵害的人數之多，侵犯性的公開、公然違法，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對此都是非常氣憤的。

另外一方面，社會輿論和政府對民衆這種控制和壓迫已經沒有從前那麽大的力量了。從前民衆受到迫害之後很難有人敢於公然的同情、支持、幫助，那麽現在就公然有這樣的人做這樣的事情，因爲有這些因素才可能形成這種運動。」

而從深層上來說，這場維權運動的興起也與中國當前的大環境有關，也就是說，中國提倡了半個多世紀的理論信仰體系在民間已失去了市場。郭國汀說—

郭國汀：「之所以有那麽多人站出來參加維權活動，實際上是由於大部分的人認識到了中共政治體制的腐敗，知道現在社會的現實已經越來越讓人不能容忍了。

再一個就是大家也看到了這種力量，就是民間的力量。那麽深層的根源就在於中國共産主義的理論或者是實踐都已經是徹底破産了，所以認清這種真相越多，人們就會站出來反對這種做法。」

除此之外，當前新一波公民維權運動的興起與發展，既顯示了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反映出民衆在權益遭受更嚴重侵犯時的忍無可忍與抗爭。胡平說—

胡平：「我想維權運動的發生，普遍上意味著民衆的公民意識和權益意識的一種覺醒，因爲做爲一個公民，他的一個很顯著的一個標誌，就是對自己的權利有著很自覺的體認、堅持和捍衛自己的權利。

另一方面就是侵犯人民權利和利益的情况大規模地發生，産生了大規模的弱勢群體，所以從反面就激起了更多更普遍的反抗，這其實就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所以我們談到這幾年的維權活動，不能只從正面的情况去看，其實它表現出來的就是當局對一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侵犯，現在是越來越嚴重了。」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