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

毛澤東的偽平等社會

建政之初，中共政權通過武裝鎮壓、政治迫害、經濟剝奪加肉體折磨的方式消滅了中國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實現了對組織、資源、產出、分配的集中統一管理，從而徹底實現了對個人自由的剝奪和對個人生存的控制。這一體制，從根本上簡化了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除了「為黨工作」之外，中國人很難再獲得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若不依附於政治體制，必然難以生存。毛澤東時代不僅沒有任何資本性收益，就連農民賣雞蛋也要被定性為「資本主義尾巴」，作家賺稿費也成了「不勞而獲的剝削」（只有毛澤東本人的鉅額稿費除外）。

從表面上看，毛澤東是極度排斥收入分配不均的，他賭咒發誓要「消滅三大差別」，營造一個平等社會的假象。這大概也是毛死之後中國大陸屢次興起「毛澤東熱」的原因之一。毛澤東的偽平等思想主要是「反智主義」，他不承認知識、技能與收入分配的正相關關係，認為教授、演員、作家、醫生的收入太高，因為這些人都是一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懶漢。他主張取消所有學術、技能、軍銜方面的職稱和等級，也試圖取消「八級工資制」。在毛的眼裡，最好的收入分配辦法就是延安式的「供給制」，而所謂「供給制」的特點就是不管勞動者的技能和付出之大小，只論被供給者的身份和等級之差別。

毛時代奉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當然，說是平均主義大鍋飯，其實也還是分成若干等級的：「人民」和「反動派」自然不能搞平均，國營、集體、農村之間也從未平均過。至於大鍋飯，也是有些鍋大而薄，有些鍋小而肥，特權人物總歸還是吃小灶的，從來沒有全國性統一定量一體通吃的大鍋飯。正如奧威爾《動物莊園》中所說，「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毛時代總的特點還是「全體挨餓」、「共同貧窮」，除了毛本人之外，若以貨幣化的財富而論，那個社會的確難以產生其他的富人。

按政治等級的分配

在毛活著的時候，中國社會被宣傳為「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不幸的是，時至今日，新老左派們仍然不時給毛時代塗抹上公正平等社會的油彩。其實，毛時代如果說有平等的話，有的也只是奴隸式的平等，是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對於地主、富農、資本家及其子女，對於「右派」、「反革命」及其家屬，對於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對於大躍進時期三千萬餓死的中國人，他們何曾享受過什麼平等？諸如戶口限制、二元體制、「剪刀差」以及普遍人為壓低的工資福利和知識分子待遇，這些東西與毛澤東的虛偽平等理想又豈非南轅北轍？

毛時代所採取的乃是一種政治化的收入分配政策，按照政治身份和政治等級進行差別性的分配，誰更依附於專制體制、誰更「緊跟」效忠於當權者，誰就可以擁有更多的權益和更好的待遇，誰就可以獲得更z袡瞗B更穩定的生存保障。這是一種基於政治身份的不平等，它遠比基於資本收益的不平等要嚴酷和暴虐得多。

如果將非貨幣化的收入也計算在內，我們會發現，毛時代特權人物的收入比普通百姓何止高出千百倍。江青做一次普通的體檢可以讓全中國最優秀的一群院長專家伺候半個月；毛的「女友」生病也要住進最好醫院的高幹病房。至於號稱儉樸和廉潔的毛澤東本人，不僅「女友」成群、別墅無數，數億元的稿費收入在那個年代更是一個他人無法企及的天文數字；他坐一次專機全國要停航，出一趟專列全線要改點。如果將特權人物們的特殊待遇都折算成貨幣收入，又到哪裡去尋找毛時代「收入平等」的泡影？

現時代的偽競爭機制

如今的中國早已不再堅守毛澤東式的「人人平等」，而宣稱收入分配「以市場調節為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收入差距、地區差距越拉越大，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其嚴重的程度，已經超過了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

在當下中國，少數的幾個「櫥窗城市」高樓林立，流光溢彩，大有超英趕美之勢，而廣大的中西部鄉村卻一片蕭條、荒涼破敗，幾乎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少數的一些官商豪強已經輕鬆撈足了八輩子也花不完的臭錢，香車寶馬、豪宅二奶、胡吃海喝、狂賭濫嫖，一擲千金不在話下，而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卻越來越上不起學，越來越看不起病，因生活所迫而上街乞討、進城賣淫、下礦賣命的不下千百萬，月月都有為討工錢而跳樓的民工，年年都有為交學費而自殺的父母！

發生在這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家裡的貧富差距之大，在當今這個並非「共同富裕」的世界上，也僅有少數幾個長期處於困境中的拉美國家和非洲國家可與之相媲美。這一事實，讓中國式發展是「誰的發展、誰在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不容迴避，也讓所謂「中國奇蹟」黯淡失色，而對一向標榜「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中共政權來說，無疑更是一個辛辣的諷刺。

御用學者們對巨大貧富差距的辯護理由，前前後後共有三種：一則說是「必然規律」——從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競爭機制市場經濟，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必然規律」；二則說是「正常現象」——官、產、學界那些「先富起來」的成功人士比普通大眾獲得更高的收入、佔有更多的財富，完全理所應當，符合「國際慣例」，純屬「正常現象」，對此不滿的大眾倒有心理不正常之嫌，要麼是「紅眼病」，要麼有「仇富心態」；三則說是「正在解決」——黨和政府已經出台了一系列的「好政策」：給農民減了負、給下崗工人解了困、關注了弱勢群體，還要「構建和諧社會」，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指日可待，貧富差距的問題「正在解決」之中。

這些說法有意無意地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貧富差距，一種是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情形下的收入差距；另一種是起點不一致、過程不同步、機會不均等、規則不統一情形下的貧富差距。中國的情況恰恰屬於後者。

中國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絕不是市場機制公平競爭的結果。明眼人都能看到：「先富」與否往往取決於政策而非取決於市場，暴富與否則必定來源於權力而非得自於競爭，都市的繁華全都是慷全體納稅人之慨而人為營造，鄉村的破落全都是因無度的盤剝壓榨而被迫造成。在畸形的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中，市場機制實在無足輕重，權力導向才是決定因素。

中國有一些富人富得讓人不服氣：貪污受賄、賣官鬻爵的，朝中有人、悶聲發財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化公為私、賤買國企的，欺騙股民、上市圈錢的，騙地騙貸、投機鑽營的，行政壟斷、牟取暴利的……，能夠做這些勾當的人只可能是官員或依附於官僚體系的人。中國有許多窮人更是窮得讓人不服氣：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卻永遠只能在溫飽線上掙扎；下崗工人奉獻了大半輩子卻必須「從頭再來」；農民工天天加班從不休假卻永遠攢不夠在城市定居的本錢；花了高額學費的大學生一畢業就面臨失業；普通工薪族一整年的收入也付不起北京上海幾個平米的房錢……，這些收入低下的大眾都是與權力無緣的人。

國民財富向權勢階層傾斜

在我們這個國家，收入分配的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過程不公平、規則不公平，因此結果不可能公平。以財政稅收為主體的收入再分配過程由權力壟斷、黑箱操作，更加不可能實現公平。

農民至今沒有遷徙權和平等的教育權、就業權，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選舉權和大約六分之一的人身損害賠償權，這注定了近70%的人口處於制度性先天性的競爭劣勢。一黨專制的政治現實，土地、電力、銀行、石油、電信、煙草、鐵路、航空、郵政、廣電、出版等關鍵性行業的行政性壟斷，各級政府對經濟活動肆意設限、立禁、創收、分利的野蠻權力，又為特權壟斷利益集團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競爭優勢。幾乎公開化、普遍化的官場腐敗已經構成了現行體制的基本運行特徵，腐敗行為是對收入分配的反方向調節，更加加劇了國民財富向權勢階層的傾斜。

而走入歧途的所謂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社保改革，事實上形成了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局部惡性通貨膨脹，使百姓們辛苦積攢的零散財富又集中回流到官商聯盟的囊中。以間接稅、流轉稅為主體的中國稅制及其偏私不公、腐敗低效的實際征管過程，根本就無法正面地調節餘缺。比如，增值稅有利於大企業而不利於「小規模納稅人」，所得稅名義上高額累進而在實際征管中高度累退，結果只能起到劫貧濟富、損不足而奉有餘的反作用。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各種大中型公共建設工程，以及所有由各級政府支出的特殊公共服務，基本上從來都是由官員、富人們得益。豈止如此，甚至還要借這些所謂的公共項目征地、拆遷、移民之機向窮人瘋狂掠奪。公安、工商、城管、計劃生育等暴力或「准暴力」部門則一如既往地將他們的掠奪之手伸向城鄉最艱難謀生的人們。有他們這群專門與窮人過不去的「公務員」在，中國那些上訪的、拾荒的、乞討的、擺小攤的、蹬三輪的窮人一天也過不安生！

在現行體制下，一次分配的不公，不在於自由放任的市場，而在於自由放任的官場；二次分配的不公，既不是轉型社會的正常現象，也不是偶然為之的政策失誤，而是沒有財政民主、沒有憲政體制的必然結果。這一點，當下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正是一脈相承，只有形式上的不同，並無本質上的分野。毛時代對分配權的壟斷是採取了集中統一的方式和完全政治化的手段，而現時代對分配權的壟斷則由放任不羈的官僚體系各自為政地分散實施，並以偽市場化的手段來掩蓋分配不公的真實原因。正因如此，中國當下嚴峻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實在怪不得市場經濟，中共政權理應負全部的政治責任。

誰貧誰富，黨說了算

眼見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已經構成對政治穩定的巨大威脅，如今，當局聲稱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但是，這項所謂的改革甫一啟動，便首先從公務員加薪、軍官加薪開始，這是在恢復公正還是要製造新的不公？人們恐怕難以樂觀。中央的「改革方針」又說要「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看來是要牢牢地掌握分配權不放手了。如此則求取予奪，收放自如，誰貧誰富，黨說了算，官說了算！以此而論，這項所謂改革並沒有準備在實施機會均等、起點公平和完善市場機制方面去「加大力度」，也並沒有準備清算黑金、還富於民，反而打算將「三個代表」擴充為「四個代表」，由代表公平公正的權力階層永遠地將老百姓的可憐收入調節控制下去。

從毛至今，中國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政權對分配權的政治壟斷。若不予市場以真實的自由，若不予財政以真正的民主，其他任何的「改革方針」，必然無濟於事，這樣的「改革」不失敗才怪！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８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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