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8日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以「陳寅恪熱」為契機，在中國學術界與思想界，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並很快成為主導性傾向。這一精神氛圍，並不局限於學院高牆之內，而是泛化到了整個知識界。在部份作家和文化人的自然流露的精神狀態裡，也能感受到其潛移默化的蹤跡。自那時至今，自由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文化精神。

「王小波現象」就是這種當代中國文化思潮的一個範例。

1997年，作家兼學者王小波遽然逝世，以此為契機，他的著作在知識界引起的反響，反映出了這種新的自由派的精神氛圍。王小波其人 1980年代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後回國，曾任教於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後來辭去了「鐵飯碗」，作了自由撰稿人。他寫了一些別人不敢寫也不會寫的東西，汪洋恣肆，我行我素，嬉笑怒罵，棄絕媚骨。他於1997年4月11日突然病逝於北京，成為中國文壇的一大損失。他的作品」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首髮式及作品研討會於5月13日（他的45歲生日）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在知識界引發了大量話題。

王小波文如其人，是自由和輕鬆的，不戴面具；充滿智慧，富於幽默感。

他的幽默，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共產中國社會中長期緊繃的發條。在人們會心一笑之際，留下了一塊沉思默想的領域。雖然，那一笑，往往雋永而苦澀，粘著幾許淚水。

在其妻李銀河心目中，王小波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義的立場貫穿在他的整個人格和思想之中。王小波特別愛引證羅素。他與這位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雖然相隔很大的時空距離，卻常常遙相呼應，氣味相投，多有共鳴。他特別崇尚寬容、理性和人的良知，痛詆一切霸道的、不講理的、教條獨斷的東西。

王小波放棄在中國體制內的穩定、刻板、被約束的生活方式，選擇了脫離單位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在當年，跨出這一步是需要相當勇氣的。這不僅意味著放棄穩定的經濟收入，同時也意味著放棄體制內的「話語權」，選擇成為一個沒有單位的獨立的「自由派」，選擇成為一個精神上的流浪漢。當年，他的選擇鮮少為人理解，被人敬而遠之，甚至側目以視，和者甚寡。而今天，這種生活方式在中國知識界已經逐步獲得認同，獲得傳播，廣有市場，這一點，倘王小波在天之靈有知，作為先驅，當油然而生「吾道不孤」之欣慰感吧。

王小波是一位緘默少言的人，同時也是一言既出，語驚四座的人。他解釋自己何以沉默時曾說：「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名聲狼藉的瘋人院。」在談到自己寫作緣由時，王小波曾說：「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裏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所說的一切和我們無關–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

王小波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其著作洋溢著擋也擋不住自由主義文化精神。他對反智主義如是說：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裡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裡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

對一個自由派知識份子而言，沒有甚麼比因思想頓悟而獲得精神享受更令人神往了。

王小波內蘊一種強大的生命力和內在自由，雖然現實生活平庸無奈，但是精神生活卻時起波瀾，令其筆下的文字妙趣橫生，雋語連珠。它讓一貫拘謹嚴肅的中國讀者也有了肌肉鬆馳、幽默玩笑、解除思想捆綁的渲洩時候。也許這種幽默的人生態度、毫無禁忌的心靈自由是擺脫生存困境的一條出路。它增強了人們對現存困境的韌的承受力，使人「強忍著絕望活在世界上。」人生固然無奈，環境固然灰暗，枷鎖無處不在，但畢竟，我們還有心靈的自由，也不枉來人世瀟灑走了一回。

多元主義精神是王小波從無倦意地謳歌的一個主題：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幹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于思索者創造出來的。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

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

他竭誠呼籲信息的自由流通，嬉笑怒罵，討伐愚民主義：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許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正方興未艾。知識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

「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這些思想雖然談不上新奇深刻，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它們確實散發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氣息，洋溢著灑脫飛揚坦誠獨立的風格，其中有中國作家中十分罕見的自由度，蘊含富於洞察力的智慧，並以隨意的輕鬆方式出之，讀來令人飄飄慾仙，超越塵寰。

他的話題大多涉及文化狀態與知識份子命運，也就是中國文化的處境以及中國人的處境，這二者是息息相關的。而最能生動地表達此類處境的，並無例外，恰如各種文學所呈現的，莫過於通過的兩性關係的狀態來透視了。在王小波的文學作品中，性的描寫飛揚跳脫，掃蕩禁忌，那是在非人的時代掙扎著活出人樣，雖然活得極艱難，卻也活得極瘋狂。即便如此，但他「性」得絕不骯髒噁心，即使破鞋掛在脖子上，王小波寫的性，骨子裡仍然透出古典韻味。個中意涵，雖然少不了尷尬、苦澀與蹂躪，但也遮不住灑脫、癲狂、潔淨和淒美，它與後來的時髦作家的「身體寫作」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王是可以把潘金蓮寫成安娜.卡列尼娜的作家，而某些中國作家卻是把安娜寫成了潘金蓮。

王小波小說所呈現的現代中國的人文際遇，從反面揭示了中國人生存方式的另類可能性與必要性；他的雜文寫作，以帶淚的幽默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幽黑莫測的當代淵藪，以及它消失前夕的諸形百態。

顯然，王小波作品是有其獨特的文化意義的。在一定程度上，「王小波現象」象徵了自由主義在中國人文知識界以及文學藝術界的精神復興。後人在閱讀其作品時，將會感受到王的作品中映射出來的中國的當代文化處境及其國人心靈的復興，體會到在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中國人複雜微妙的心理特徵和思想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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