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余:1992年,我成功競選人大代表(2)

曾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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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六四天網編輯按:

維權者的歷史,不是自吹的,不是由關聯利益集團根據需要事後胡編亂造加工出來的。

「半夜雞叫」的曾代表和許多民運志士一樣,不是在窮途末路之時、債主上門之日[投身革命]。

由於有諸多業績和強大的民意做支撐,他不需要見風使舵、與時俱進地獻媚各種強勢集團,進而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他不屬於中國特色的變色龍。

共產黨抓他入獄,太正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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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風波

我的辦公室在公司大禮堂前廳。大禮堂不僅是我們公司大、中型活動的場所,也是許多工人上班的必經之路。12月3日,我剛來到禮堂前,見許多人都圍著玻璃牆上的一張大標語。「堅決支持曾建余競選人民代表!」落款人是牟連建和李靜。

牟連建是一個敢提意見的年輕人。他曾經向四川省紀委寫信反映公司裡某單位建樓、堂、館、所一事,引起重視。特別是有一次瀘州市的某位市長來廠裡「吃飯」 時,他對著吃喝的市長端起了照像機,惹得市長大怒。牟連建在這張大標語落下他的大名,無人找他的麻煩。但公司汽車隊的李靜和公司分管選舉工作的劉副書記擦肩而過時,劉書記叫住了他:「小李,那幅大標語是你寫的?」書記微微偏著頭,雙眼的目光象鷹爪般地盯住李靜。對於權力的挑戰,李靜心頭一陣緊張,但他很快鎮靜下來,輕鬆地答到:「是我寫的,怎樣?」

「哦!是你寫的,不怎麼樣。」劉副書記拍了拍李靜的肩頭:「不怎麼樣,不怎麼樣。」

也許是副書記真的「不怎麼樣」。黨委書記卻把李靜叫到了辦公室,叫李靜「有意見按程序反映,不要寫標語,大字報。」

「書記,我們這是一份倡議書,不是大字報」。李靜糾正著書記的用詞。同時也是保護自己,因為憲法已經取消了「四大」。

公司領導對這幅標語太敏感了。書記、副書記「怎麼樣」了李靜。總經理也來關心他:「小李,你對公司有什麼意見和看法,可以給你們領導提出來,也可以直接來找我。不要再寫大字報了。」

公司領導對「競選」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的耽心不是多餘的,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更多的,但是與選舉毫無關係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幾天後就在公司人流量集散最大的地方冒了出來。

12月4日晚上,公司辦公樓前的藍球場上,幾百工人和家屬把辦公樓圍得水洩不通。這是因為公司調整分房方案而引起的騷動。

瀘天化公司是一家特大型國有企業。當時擁有職工八千多人。但是職工的住房矛盾一直都非常尖銳。這一次分房將導致一千多戶職工搬遷。公司先後推出幾個方案,但每個方案公佈後,都有意見。特別是這第三個方案出來後,引起了更大範圍的不滿。於是就有了這一場「包圍」。

已經是晚上十點了,圍在辦公樓前的人們還不肯離去。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工會主席以及有關人員無法下班。公司不得不動用廣播通知各基層單位的領導到辦公樓前來動員人們散開。

這樣的廣播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趕到辦公樓,只見人們喧嚷著,吵鬧著,叫罵著。大家的情緒非常激烈。大有一觸即爆之勢。

「喂,小曾,你不是在競選人大代表嗎?」叫我的是一位剛退休的中層幹部,其實,時年我已經39歲,不小了。老同志指著藍球場上的人們說:「你應該抓住這樣的機會。反映他們的呼聲。這樣做,有利於你的競選」我感謝他的指點,對他說:「他們的要求,公司領導應該很清楚,我向誰反映?」

「你不是民主黨派嗎?公司不能解決的問題,你難道不可以通過你們民主黨派的渠道反映給市上嗎?」老同志拍著我的肩頭,意味深長地說到:「要當人大代表,就要敢於為老百姓說話呀!」

我立即找來了公司的幾個分房方案。並聽取了有關人員的意見。我認真分析之後。認為第二個方案代表了數量最大的職工群體的利益。如果採用第二個方案,就能平抑目前的矛盾。而且,第二個方案的受益群體是工齡達十多年,有的甚至二十年的,在生產崗位上又多是骨幹的人們。

次日上午,公司在科研所會議室召開中層幹部會議。職工和家屬們知道這個會議的重要,近千人自發地聚集到會議室的樓下等待結果。為防止有人衝擊會議,瀘州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警員把守在通往會議室的樓道上。

我寫了一封短信:

公司黨委:

建議採用第二榜分房方案,即能解決目前激烈的矛盾問題。

此致

敬禮!

民革 瀘天化公司支部委員 曾建余

1992年12月5 日

以民革支部委員的身份寫這份建議,我是認真考慮過的。我是工會幹事,分房福利本身就是工會的事情。但公司工會有一個專門管此事的「福利部」。而我是宣傳幹事,用工會幹事的名義,只能向福利部轉達。但當時情況緊急,必須盡快反映給公司黨委。

人們對我的這封信寄予了極大的希望。我立即趕上樓。我並不是中層幹部,但是,公安分局的「崗哨」沒有阻攔我。

這公安分局是公司保衛處,當時的保衛處又掛著瀘州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牌子。

會議室的門半開著,我老遠看見總經理傅建章正在講話。我沒有資格進去,怎麼辦呢?我在會計室門前的巷道徘徊,正講話的總經理看見了在門外探頭探腦的我。

總經理講了一會兒話,又把頭轉過來看我。總經理的這個動作被精明的黨委辦公室主任鄭開源發現了。

鄭主任立即出來。「建余,你有啥子事?」

我們公司沒有統戰部,民主黨派的工作正由公司黨委辦公室協調。「鄭主任,關於分房子的事,我寫了一份材料……」。我的話還沒說完,分管選舉工作的公司黨委副書記劉洪遠大步跨出。「鄭主任,不要接他的材料。」

鄭開源剛把「材料」接在手中,書記發話,他只得把「材料」退還給我。弄得鄭主任十分尷尬。

受此奚落,我心頭突然冒出一股無名火。我提高嗓音說到:「你不接,我馬上把材料送市委統戰部。」

他們並不知我手裡的是一份什麼材料。聽我說要把材料送到市上。劉書記立即目瞪口呆望著我手中這一紙稿箋。而鄭主任眼明手快,一邊把材料從我手中拿過去,一邊說:「民主黨派的工作,該我們黨辦分管。這份材料,該我接,該我接。」

雖然我把材料交上去了。但這麼個「交」法,我已知道了這份建議的命運。

我失望地走下樓來,人們一下子就朝著我圍了過來,「怎麼樣?怎麼樣?」大家焦急地問我:「有好消息沒有?」

我心裡對黨委明明有氣,也知「建議」無望。但我口中卻冒出一句:「公司黨委會拿出一個好的方案出來。」面對眼前的幾百人,我清楚出不得亂子,我必須安慰大家。

但是,人們已經從我臉上的表情看出了麻煩。又從別的渠道打探到「不妙 」。於是,一連串的大字報和大標語貼出來了。

堅決要求貫徹國務院XXX號文件

強烈要求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解決分房問題

……

十多幅標語和大字報蓋滿了工會的玻璃櫥窗和生產辦公樓的牆上。一張大字報上已簽上了五百多個名字。人們的情緒非常激烈,大家要求組織上訪,到市政府上訪,到省化工廳上訪。「不慌,不慌。我先給瀘州市委打電話反映再說。」我耐心地勸說著大家。大家簇擁著我到辦公室,撥通了中共瀘州市委辦公室的電話。

接電話的人聽說瀘天化出現了「大字報」,「大標語」,「近千人上了馬路」。感到「情況緊急。」為核實消息的真實性,對方詢問我的身份。

「我叫曾建余,瀘天化的工會幹事……」

我的話還沒說完,牟連建抓過了話筒:「打電話反映情況的人是我們要選的人民代表」。牟連建把話筒還給了我。

「你是人民代表嗎?你是人民代表嗎?」話筒中,對方焦急地問。

「我不是人民代表,目前只是群眾推舉的候選人之一。」我在電話中解釋到,我又說:「我是瀘天化工會幹事,民革瀘州市市委委員,民革瀘天化支部委員。」

對方對我的電話內容和身份情況作了較詳細的記錄。他感謝我及時向市委反映了重要情況。他說馬上就給市委領導匯報。市委一定會採取相應的措施。

緊接著,我撥通了市總工會的電話。

我們這批在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人,長期受共產黨的思想教育,黨就是信心,黨就是力量。黨就是希望。什麼是黨?是那面鐮刀斧頭的旗幟?是公司黨委?是黨委書記?還是上級黨組織?遇到問題向黨組織反映肯定是沒錯的!我向公司黨委寫信沒錯,我向市委反映沒錯,如果我向更高的一級黨組織反映也該不會錯!

其實,我太幼稚了。中國人是詞彙發明的高手,不會錯和不錯,只差一個字,但意思卻相差甚遠。不會錯與不恰當,其意思又相差甚遠。很多人就是因為「不恰當」而坐失良機,甚至遇到麻煩,有的還遭遇厄運。

我們四川有一句口頭禪:「肉爛了在鍋頭。」腐爛了的肉蓋在鍋裡,這鍋蓋是不能揭開的。屬於這一級組織的問題,是不宜反映到上級組織的,是不能公開於社會的。我根本沒想到我打出的這兩個電話等於我把公司的蓋子揭開了。

給市委辦公室的通話,由於市委接電話人的認真和重視態度,使當時的我感到振奮。我一邊以極大的熱忱鼓舞著大家,一邊在工人們下班的馬路邊進行演講,動員大家在大字報上簽名。以發洩劉副書記對我的奚落。我的熱情,特別是我振臂疾呼的身影強烈地感染著工人們。人們圍著我,稱讚我,遇到問題請教我,把我當成主心骨。我的情緒被剌激得發燙。我出師未捷就品嚐到了「工人領袖」的感覺。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當時的我不會想到,我在給我的「競選」給選民打第一個印象分的同時,我也在走向危險。

市委對我的電話很快就作出了反映。市委副書記葉懷祥為此作了四點批示。(大概內容是:1,安定團結,穩定為重,2、分房要兼顧各方面的利益,3、向群眾作好宣傳解釋工作,四,公安部門要隨時注意事態的發展。)

下午,市委領導的批示傳達到了瀘天化公司。但,我們這些群眾暫時還蒙在鼓裡。市領導下達指示意味著兩個問題:1、市裡知道了瀘天化出了「亂子」;2、瀘天化出了醜事很難「收場」,市裡進行干予。出了亂子是件醜事;而「上面」干予又說明「下面」水平有問題。作為領導總希望「肉爛了在鍋頭」,而我偏偏揭開了鍋蓋。讓「上面」看到了這鍋裡的「爛肉」,我們公司領導的臉上會光彩麼?

市委書記下指示還不算什麼。尤其是市總工會段副主席於當日下午立即趕來。瀘天化的大字報和大標語「盡收眼底」,工人群眾的憤慨一 一在目。我把「分房」這鍋「爛肉」亮了個底朝天。

段副主席的到來,使萬分著急的群眾看到了希望。大家向市總工會的領導講了一大堆理由。段副主席聽了工人們的意見後,被公司工會陳主席接走去「聽取匯報」。

市總工會的領導到基層工會聽取匯報,天經地義。但是,大家卻萬分耽心「上面的領導」被「下面的領導」「收買」。人們焦急等待著段副主席和陳主席的會談結果。但是,段副主席的身影卻神秘地消失了。(據說段從另一條小路去了車站)

段副主席的「現場參觀」,使公司領導大為光火。公司的二級機構——生活服務公司的黨委書記張書記來到大字報前的工人們當中。張書記苦苦勸慰大家把標語和大字報拆下來,他表示問題一定能得到妥善的解決。但是,工人們「不見鬼子不掛弦」, 問題不解決,堅決不同意拆下大字報等。

張書記單槍匹馬,難以取勝。公司黨委辦公室的鄭開源主任趕來助陣。兩員大將舌劍唇槍,工人們就是不把大字報和標語拆下來。大家覺得好不容易才燒燃這把火,這標語和大字報就是乾柴,我的鴨子還沒煮熟,你就來釜底抽薪了。

正面強攻不能湊效,鄭開源主任側面迂迴,他走進我的辦公室。「建余,你去勸勸同志們。公司一定會拿出一個好的分房方案,先把標語和大字報拆下來好不好?」

「這個工作我做不下來,上面有好幾百人的簽名,我不敢去拆。」我說。

「建余,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些標語和大字報,你是關鍵人物?」鄭主任在刺探虛實。

「啥子關鍵人物!」我一下子火了:「我一片好心,給你們寫建議,你們連我的報告都不願接。你們早點採納了我的意見,就不會有這些麻煩」。

見我非常激動,鄭主任自知不會有什麼效果,只得鳴金收兵。

國有企業有一個特點,機構多,領導幹部自然也多。鄭主任出師未捷,我的陣地上又來了一員大將,這回來的是我的頂頭上司,工會副主席劉曲杭。劉主席是個直筒子:「曾建余,你去把這些東西給我拆了」。

「憑什麼要我去拆?憑什麼要我去得罪這麼多人?」我也不客氣。

「你就是個頭」。劉主席指著我說到:「有什麼意見,按程序反映嘛,幹嘛一動手就貼大字報!」

我沒有直接回答劉主席的問題。我拉開辦公桌的抽屜,拿出來一本《中國共產黨章程》。「劉主席,你父親當年爬雪山,過草地,就是為了老百姓都能住上房子。可是廠裡分點房子就這麼難。這裡冒出個老表要修改分房方案,那裡冒出個么兒又要修改分房方案。現在,公司領導的房子分了,中層幹部的房子分了。但是,我們工人們的房子就遲遲分不下來。當官的房子住好寬?當工人的又住好寬?如果你父親早曉得今天這個樣子,他有可能雪山也不爬了,草地也不過了。」我一激動,也不管他是不是我的領導。我的這一席話說得怎麼樣?我該不該這樣說? 我也顧不了這些了。劉主席是怎樣想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的話剛說完,劉主席就拂袖而去。

天黑了,玻璃櫥窗的綵燈雪亮。大字報上的五百多個簽名格外耀眼。我心裡忐忑不安。這五百多人的簽名,就是五百多份力量,又是五百多份風險。如果公司或者警方把這五百多個名字拿去,今後一定會給這五百多人帶來麻煩。由於是我給上面打的電話,特別是由於我的「振臂疾呼」,我已經成了這批工人們的主心骨。拆還是不拆,我說一句話有著決定問題的能量。正當我徘徊不定的時候,熱心人牟連建來了。我說:「這些大字報和標語,上面都知道了,段副主席也看到了。繼續貼在這裡會給大家帶來麻煩。把它拆下來吧。」

「你說拆就拆。你說不拆就讓它繼續顯示一下我們的力量。」牟連建說。

「拆了吧。」我一錘定音。

正當我和牟連建拆大字報和標語的時候,在公司工會會議室開會的領導層,向瀘州市公安局第二分局局長傅運泉下達了「警告曾建余」的指令。

我把大字報和標語等存放在我辦公室的文件櫃裡。回家的路上,一位老師傅把我拉到路邊,「建余,你要小心啊。你為大家說了話,上頭不安逸你呀」。

回到家,妻子和岳母正和幾個朋友在打麻將。我坐在一旁,心裡想著剛才那位老師傅的話,悶悶不樂,還夾著陣陣不安。但我在妻子、岳母和朋友面前,我保持著沉靜。臉上掛著輕鬆的笑容。一會兒有人敲門,我把門打開,是身著制服的公安局長和一名民警。

公安局長的到來,使我們家祥和的氣氛驟然緊張。局長威嚴地告訴我:「我們是組織派來的,組織上叫你學習這本書。」我伸手接過局長遞過來的一本小冊子,我一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局長說:「沒有經過批准,在露天公共場合,組織集會或者遊行示威,是違法的,是要受到處理的。」我明白,局長所指的是當天工人們在公司宣傳櫥窗旁邊進行的簽名活動。面對局長的警告,我申辯道:「我們沒有搞集會活動呀!」

「你沒搞集會!」局長的語氣不是懷疑,而是肯定:「你就是頭頭!」

局長不容我辯解,又說:「在分房問題上,瀘天化出現群眾鬧事,你要負責!如果影響了公司的生產,怕你就負不起這個責!」局長說完,拂袖而去。

送走公安局長,我看見,公司的閉路電視正在播送《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還對「那些」非法組織集會遊行示威的「個別人」發出了「將受到法律制裁」的警告。

此時,我們全家人和來家打麻將的幾個朋友都已經十分清楚,我就是「那些非法組織集會遊行示威」的「將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個別人」。

「建余,你去管那些閒事幹啥子,把公安局長都『管』到家裡來了。」妻子臉上掛著驚恐的表情:「也許人家還會說我們干了啥子壞事。」

「我做的事情大家都清楚,這是為了大家的利益,得有人出頭,」

「槍打出頭鳥,事情辦成了,得好處是大家的,事情辦糟了,倒霉的首先是你。」

「我又沒幹壞事,會倒啥子霉?」

「我們已經遇到麻煩了,人家公安局長是穿著貓皮來的,明天我還有啥子臉上班。」

隨著這場分房風波,我們家中起了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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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上訪

12月6日,民革瀘州市委召開主任委員(簡稱主委)副主委和秘書長(副職)參加的緊急會議。會議傳達了中共瀘州市委統戰部關於「曾建余問題」的有關意見。曾建余是不是在鬧事?曾建余是不是在給瀘天化黨委「對著干」?民革市委決定調查。

12月7日,民革市委副主委周德源老人拖著一條病腿到了瀘天化。老人聽了我所作的介紹後,說我的問題主要是工作方法問題。老人反覆給我講述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民主黨派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中的參政黨。對於這些大道理,我心裡非常清楚。完全沒有必要給我重複。但是,當時十分「不成熟」的我根本不知道周主委的」弦內之音」究竟是什麼。

周副主委去了公司黨委辦公室。我知道,他是為了我,也是為了民革組織,去和瀘天化黨委斡旋。

由於周副主委沒有叫我停止競選。因此,我這個不明事理的人,執迷不悟地向前「闖」。我到了車間,把「傳單」遞給我熟悉和不熟悉的人。

當時,我在瀘天化已經干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即1972年2 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北京機場走下了「空軍一號」的弦梯,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中美大門「洞開」的那天,我溜進了瀘天化。

二十年的春秋,減去我當兵的三個冬夏。我的汗水在瀘天化那條不眠的銀河中,已經流淌了十七年。十七年,正是共和國從開國大典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瞬間。我的這個「瞬間」中,近十年工會幹事的便利,使我還是認識了一些人。

我走進電修車間,把傳單遞給一位幾乎同齡的電工師兄。我說:「選舉的時候,把你的那一票投給我,好嗎?」

電工仔細看了看我的「聲明」,他說,「只要到時候選票上有你的名字,我就好辦。」我的心有些涼,「要是選票上沒有我的名字,怎麼辦呢?」

我加緊了「活動」,幸好,那時,勞動紀律也不是卡得很緊,我把辦公室的工作忙完後,就往車間走。晚上,我也到車間,班組去「遊說」。

許多人的意見都是只要選票上面有我的名字就把他那「神聖的一票投給我」。我極力鼓動大家,「如果選票上沒有我的名字,就在選票上的另選人欄目中填上『曾建余』」。我一番番搖唇鼓舌,只有少數人承諾「沒問題」。

每到要下班前的十五分鐘,為防止有的工人提前下班,工廠都要緊閉廠門。自然每到下班前幾分鐘,廠門口都聚滿了人。我抓緊這樣的機會發「傳單」。「選舉人民代表的時候,請你們都把選票投給我,我一定為大家效勞——鞠躬盡瘁。」我興奮地在人群中演講著。哪怕對方只是一幅冷漠的表情,我都回報以甜蜜的笑容,我以我的笑容表示我的真誠,我希望人們能給我一分讚譽,哪怕是點點頭也好呀。但是有的人接過我的傳單後,連一個字都捨不得吐出來。更有人表面上表示支持,背後卻一連串的諷刺挖苦。有一次,我托一個和我比較熟悉的中層幹部把我的競選聲明帶到他們車間,請他轉交給我的幾位朋友。這位中干說沒問題,保證交給他。但是,直到選舉結束,我的那幾位朋友都沒收到我的這份傳單。朋友們指責我「你腦殼短路了嗎?怎麼把這種傳單交給當官的轉交,你就是交給一個學徒工,我們都能收到」。競選,好苦啊!美國總統競選也是這樣吧。

1992年12月10日上午,瀘州市人大常委會陶副主任和瀘州市市中區人大常委會任主任等一行來瀘天化公司指選舉導工作。領導的講話印成文件發到各選民小組。

通 知

公司各選舉指導站,選民領導組:

現將十二月十日上午瀘州市人大陶副主任,市中區人大任主任,市、區選舉辦主任等一行領導同志,來公司指導選舉工作時的講話主要內容轉發給你們,望認真組織本單位全體職工,結合原公司選舉辦所發的資料一併組織學習。

特此通知

瀘州天然氣化學工業公司選舉辦公室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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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公司領導

發:公司下屬各選舉指導站,各選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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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州市人大陶副主任,瀘州市中區

人大任主任、 市中區選舉辦陳主任等一行

領導來瀘天化選舉辦指導選舉工作講話主要內容

首先,由公司領導,公司選舉辦公室負責同志匯報了瀘天化選舉工作情況,瀘州市人大、市中區人大領導和有關領導同志作了如下一些講話:

一、瀘天化的選舉工作是在市和市中區選舉機構的指導下;在瀘天化黨政領導下進行的;是在國家政治穩定,治安秩序穩定的條件下進行的;任何人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擾選舉秩序。瀘天化的選舉各個階段是嚴格依法辦事的,發展是正常的,極個別人搞競選這插曲,黨、政、工、團組織應加強正面宣傳教育,根據中國國情的特點,鄧小平同志曾經講:「不能搞西方的民主,搞三權頂立,搞議會。」極個別人搞競選的行為,市人大,區人大與天化的領導認識是一致的,對極個別的人,還是以教育為主,用法律來統一選民的思想。

凡是違背了國家的現行憲法和選舉法的行為,都是錯誤的,應該及時地予以嚴肅地批評教育。所有的選舉活動都應該用法律來規範,用社會主義法律來保護社會主義民主,選民只能在本單位選民小組內自薦,不能以發傳單的形式,叫「投我一票」到處散發。按規定宣傳正式代表候選人的簡歷和政績,只能在選舉日前五天內有組織有領導的進行宣傳,未到選舉日前五天內宣傳,視為違法。選舉日當天候選人來人也不能宣傳,在選舉日當天進行宣傳是破壞選舉的行為,應由公安機關追究其法律責任。我們的選舉工作,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按法律規定,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

各級黨團組織,人民團體,選舉機構,必須旗幟鮮明地宣傳《代表法》、《選舉法》用法律來衡量,分清是非,區別在選舉過程中違法的法律責任。

二、我們現在的選舉工作,是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四川省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法實施細則》規定的法律程序辦的,「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並由各選區的選民小組反覆醞釀,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並在選舉日的五日以前公佈」。極個別人貼大字報、標語、散發傳單「請投我一票」這種行為,不符合我國現行憲法的規定,正面做工作,應對其進行批評,指出此種做法不妥,有點越軌,(指十二月五日在公司消防隊門前公路上的行為)。提醒該員注意。

三、要加強正面宣傳,採用多種形勢指出極個別人的做法,違背了現行憲法,憲法已把四大取消了,我們國家的民主不同於西方的民主,我們發揚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公民應模範地執行憲法和法律,人民代表應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志,模範地執行憲法和法律,代表的四個基本條件,(一)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職權,參予行使國家權力;(二)人民代表必須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機密,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三)人民代表要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四)人民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依法行使代表職權。

四、什麼人能當人民代表?怎樣當好人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規定得很清楚。

五、關於人民代表給人民群眾代言的問題,代表代言不是許願,而是有組織有領導的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並把意見帶到國家機關,但不直接處理問題。

「講話」嚴肅地指出選舉人民代表不能搞西方的「三駕馬車。」搞競選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而且這份文件張冠李戴,把12月5日公司工人們貼出的關於分房問題的標語和大字報說成是:有人用大字報的形式搞「請投我一票」,從而進行指責。

──轉自《六四天網》(//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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