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肯定「蔣多多事件」的價值

19歲的蔣多多居住在河南省南陽市臥龍區羅塚村四組某農家小院，這個表面上沉默寡言內心卻在激烈燃燒的女孩，此前系河南省南陽市第八中學學生。今年高考發生的「蔣多多事件」，其實並非蔣多多在四科考卷上強烈抨擊教育制度的「行為藝術」那麼簡單，這件事是有過程的：首先，蔣多多在高考前創作過100餘萬字的文字，可以肯定有一定的文筆才華和思考努力，這是她的強項，也是她的自信力所在；然後，她對自己參加的高考有個獨特的策劃過程，手段很乾脆，目的性很強，就是希望以此震懾社會，警醒教育當局；最後，在媒體的介入和輿論的爭議之中，蔣多多既作為主角，又作為工具和符號，與公眾輿論一道，對教育制度做了一次並不完整的輿論清理。這樣的三個過程，才構成了真正的「蔣多多事件」。

這個事件表面上與30年前的「張鐵生事件」相似，其實在本質上有著非常大的差別。張鐵生當年的行為是強調自己的階級成分，從頭至尾都對知識充滿了輕蔑，反而對落後的生存狀態、生存方式給予了極高的認定（乃至單一的認定），在根本價值判斷上就出了問題；而蔣多多的行為則是強調自由與個性，並不反對知識，其激烈言辭所闡述的乃是活生生的教育悲劇和赤裸裸的教育專制制度。當年的「張鐵生事件」被當局百般利用，導致取消高考，但又沒有產生和運用更優秀的人才選拔方式，以至於國民教育在一段不短的時期內形同虛設，一片空白；而「蔣多多事件」在媒體和公眾的爭議之中，在我看來卻是一次進步，畏懼這件事情的人多是習慣壓制自由者，所謂「顧全大局」，無非是個托詞。至於「炒作」、「出位」、「索名」等評價，更是迴避了事情的本身，搞「誅心」那套把戲去了。今天的張鐵生已是一名富翁，他的這個結果與他當年的價值判斷完全成了兩碼事；而蔣多多的價值判斷在多年以後將被更多人肯定，儘管她也是一個悲劇人物。

「蔣多多事件」的悲劇性

從媒體的大量報道中，我看到蔣多多本人的諸多局限，也看到蔣多多在輿論壓力之下的苦悶，同時還看到媒體在報道重點上的避重就輕、轉移視線。在中國，在現行制度之下，對待這種敏感事件往往只能用一個辦法：到了某個地步就趕緊收場。不報道不行，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極端化的事情，有看點，有賣點，新聞規律已決定不可輕視此等重要的新聞；但是深入報道也不行，不然會動搖制度根基，直到動搖「黨化教育」根基的那個地步。於是，媒體關注的重點僅僅是這四個層面：第一，「蔣多多事件」的來龍去脈；第二，蔣多多的成長、生活、教育環境；第三，蔣多多可以公開的並不太激烈的部分訪談言論；第四，她的家長、老師、同學的不認可，以及某些官員和社會名流（如社會學家、教育學家、作家等）的勸戒、哀歎。真正支持蔣多多的，要麼同樣是教育制度的犧牲品，要麼就是對教育制度的弊端有清醒認識、崇尚自由的一批知識分子。但是，很少有人敢對這個事件這樣指出：事實上，當前的教育制度乃是由黨文化發展而來，這就將追溯到黨文化的奴化、洗腦、粉飾、扭曲、掩蓋等方方面面的歷史。

蔣多多扮演了敢說皇帝沒穿衣服的那個孩子的角色，說的其實就是稍微激烈一點的大實話。她的言論還並沒有涉及到這個制度的來源、演變和未來趨向，她還不清楚這個制度的理論基礎、社會基礎、政治基礎，但是她看到了局部的、某階段的很多表面現象，也就是給人第一印象的那些真相。比如說，通過媒體和現實，她注意到「教育殺人」、「教育吃人」、「大學生就業危機」等一系列與教育牽連的醜惡現象，至於高考前的題海戰術、分數神化、學校監控、空氣緊張等窒息氛圍，以及猶如機器般缺乏獨立人格和缺乏個性尊重的另一群制度受害者——老師——的形象，那也不過是針對具體而又真實的狹窄環境的個人感受。但恰恰就是這樣的環境，使得蔣多多這樣一個內心反叛於現實制度的女孩，更增添了一股憤慨、報復與呼喚，借之於高考的「行為藝術」以求釋放自己和震懾當局。這是一個很天真的異端，也是一個不徹底的異端，她所受到的褒揚或貶損，仍然只建立在一個並不深入的批判事實上，這注定了蔣多多個人期願的失敗。但是，她的那些吶喊和呼籲，仍然非常寶貴，至少她向這樣一個不公正的壓制人才的教育制度，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服從，以及與之鄭重決裂的決心。

我眼中的蔣多多

把蔣多多放在這個時代的某個特定時期的某個特定制度背景之下，她實在顯得很耀眼。在中國，這樣的學子當然不唯獨只有她一個，那些寧可選擇「自殺式」、「自毀式」的學子同樣在大量新聞中可以找尋到，比如那些集體退學、集體罷考甚至集體自殺的案件。蔣多多的底層生存，蔣多多對現實陰暗面的敏感，蔣多多在表達上的另類及其遭遇的環境壓制和公眾評判……，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才把蔣多多推到了這一步。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這個女孩正直、勇敢，但同樣也存在著在個性、思想、生存等各方面的困境。她的內心非常矛盾，就算把反抗心理推向極致，也仍不能解放她自己的內心。她畢竟只有19歲，坎坷的人生路途還非常長遠，更多來自社會的形形色色的壓力還在等待著她。她缺乏就業經驗，缺乏職業意識，在反叛之後缺乏與環境成功互動的能力。她可以堅信「走自己的路」，但是卻總是在許多問題上將自己孤立起來，與環境對立起來，以至於她的母親要丟掉農活在家看守著她，以免她出什麼事。她太稚嫩了，內心裡有著太多或許連她自己也沒有認識清楚的概念，一方面不擅長於準確的口語表達和踏實的行為努力，另一方面不擅長於聚攏社會資源，這兩點都容易導致她走投無路、四處碰壁。

蔣多多的內心淤積了太多痛苦，與此同時，她自閉、抑鬱、本領恐慌的一面也非常明顯。在她這個年齡，在她這個思想層面，還有待於認真清理自己雜亂無章的思維體系，重新考慮自己的情緒處理，以及非常務實地考慮家境和未來前途。對於這個女孩，我肯定她的叛逆精神，也肯定她相對於韓寒更為真摯的反抗專制教育的心理衝動。韓寒只是一個「頑主」，從娛樂和消費意義上講，他都是一個玩得起的人。然而，蔣多多不同。她對太多不嚴肅的、作秀式的人生經營行為嗤之以鼻，她比韓寒更孤立、更絕望、更矛盾。蔣多多是一個比許多不滿專制教育的人更有嚴格差別的人，她的思想甚至可以上升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和政治層面來看待，別人反抗的理由多是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具體的小感受、小見聞，可是蔣多多卻已經走向對整個現行社會制度幾乎完全否定的地步，同時社會也將給她更為無情的打擊和排擠。人一旦到了這個地步，要麼自我毀滅，要麼改弦易轍，要麼徹底反抗，特別容易走向極端，無法把握自己的平衡——尤其無法掌握已經失衡的心理。我對這個女孩非常重視，但也非常擔憂。她需要調整自己的心理，更多地增長非單方面的知識和捶打經驗，只要能夠在失衡狀態下盡力保持平衡，那麼做起事情來就會比其他人更為游刃有餘，因為她的起點非常高，那是在一個「極端點」上的擴展，這跟那些尋常的按部就班、循規蹈矩者完全不是一個級別。

教育改革的呼聲被邊緣化

國家的任何制度性進步，都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舊秩序的弊端被完全暴露和否定；二是新秩序的可行性和推崇度都有量化的公開和證實。在新舊之間，必然產生許多鋪路石和犧牲品。中國向來不缺這樣的人才，但是缺乏這樣的人才發揮機制，同時也缺乏人才發揮的制度保障。蔣多多既當了鋪路石，也當了犧牲品。當這個事件的新聞時效一旦消失，蔣多多就會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沉於海底。到那時，經過逐漸冷卻和反覆思索，一個更為成熟的面向社會的蔣多多將會產生，不管是作為曾經的新聞焦點人物，還是作為經歷挫折、失望、無助之後的覺醒者，蔣多多的境遇一定會比現在受媒體簡單掌控的狀態更好。實在地說，即使蔣多多考上大學，她的那個已經欠債兩萬餘元的家庭也很難支付昂貴的大學成本，父母對女兒過高的期望值不但導致女兒的膽怯、自卑和愧歉，也同時導致父母的失望、反對和限制。蔣多多既是作為現行教育制度的淘汰者和反抗者的存在，也是作為父母的女兒、公眾的焦點、制度的符號、國家的公民的存在。在這方面的「得」卻是在那方面的「失」，在這方面的「失」卻是那方面的「得」，沒有必要把一個人現在的狀態當作永恆，也沒有必要把一個人某方面的行為當作整體。人是複雜的生命現象，還有相當多的空間等待人去挖掘和發揮。所以，我鼓勵蔣多多找到自己的出口，重新出發，千萬不要把整個人的思維集中於反覆徘徊的某個單一的點上。

中國確實是個權貴資本至上的國家，教育領域的改革也多是由這幫人直接領導和推動。當然，這個「改革」只是個中性詞，利益受益群與利益受害群同在。參與教育改革，看似可以全民動員、全民參與，其實真正的主宰還是這幫人。民間的聲音由此顯得更為重要和真實，但由於兩者在主動權上的明顯差異，所以民間只能用更猛烈、更激烈、更慘烈的方式來震懾改革的主導者，成為「在邊上」的邊緣改革力量。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方式。因為，教育其實是一個廣義的概念，領域極廣，方式奇多，所謂「教書育人」還只是這個概念當中的一個小小的組成成分，應對方式由此顯得錯綜複雜、五花八門。在我看來，但凡是經過任何傳播介質反作用於自身的灌輸、啟示、表達和運用，都可以稱之為教育。當無數人在爭取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時，也有許多人承擔著廣義教育的義務，這兩者都是對教育的努力。從生存的角度說，我贊同中國提倡技能教育；從發展的角度說，我贊同中國提倡創業教育；從整個社會乃至政治的角度說，我贊同中國提倡公民教育和憲政教育。而一般意義上講的義務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我更贊同國家大力投資教育。那些愚民、奴化、排斥弱勢群體的教育，需要被徹底取締，因為無論是著眼現在還是展望將來，這種教育——或者這種教育當中的這種劣質成分——，都是對歷史的倒退、對後世的障礙、對當今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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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63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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