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 2006年的週年禁忌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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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5日訊】毫無疑問,2006年將成為漫長編年史上又一個平平常常的年份。與中國近代史上曾經發生過許多大事的逢「6」年份相比,這一年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往前推100年,慈禧太后經過反覆斟酌,終於頒布了「仿行憲政」上諭,正式邁出了預備立憲的步伐;往前推90年,邊陲雲南,蔡鍔等人振臂一呼,各地紛紛響應,袁世凱的洪憲王朝轉眼成了水月鏡花,不可一世的強人在舉國的唾罵聲中嗚呼哀哉;往前推80年,國民黨主導的北伐戰爭已揭開帷幕,北洋軍閥的時代即將告終;往前推70年,張學良們發動兵變,拘禁蔣介石,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扭轉了整個時局,是功是罪,至今尚無定論;也是這一年,魯迅在上海病故,在他的靈柩上,有一面「民族魂」的大旗;往前推60年,儘管戰爭的陰雲密佈,國、共、民盟等多黨圓桌會議達成的「政協協議」,曾經露出過一點民主的曙光;往前推50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天真的知識分子為此而歡欣鼓舞,不知大禍就要降臨,「反右」運動將隨著「陽謀」而來;往前40年,是把整個民族拖入迷狂與災難深淵「文化大革命」,迄今為止人類還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來敘述這一人間浩劫,它的危害程度超過了戰爭,它傷及的不僅是人的肉體生命……

2006年,我們有這麼多的週年紀念,難怪掌控意識形態生殺大權的機構早就傳達指令,這個不准討論、那個不准炒作,這種週年禁忌也算是帝國政治中的新禁忌,雖然實質上沒有任何翻新之處。因為同樣的禁忌,一本廣受讀者關注《溫故》叢刊未能倖免停刊的命運,一個頗有人氣的「世紀中國」網站也被關閉了。禁忌因何而來,淺而言之,沒有皇帝的帝國權力神經繃得太緊,它的這根弦太脆弱了,經不起一絲一毫的風吹草動,哪怕談論歷史,追溯往事,也似乎會要了它的老命。具體而言,不讓關注「西安事變」是因為權力早就對此有了定論,豈能容許對此說三道四,進行重新評價。不准「炒作」魯迅,無非因為魯迅一慣堅持反專制的立場,是獨立批判的榜樣,怕今天的人們在魯迅身上汲取精神資源。不讓紀念「雙百」方針,是擔憂有人藉機提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要求,更懼怕聯想到大面積禍及知識分子的「反右」上去。不提1946年經過討價還價、妥協平衡達成的決議,不僅是顧慮有人尋根究底,可能還有其他的複雜心態。至於一百年前,連慈禧太后都想到要立憲,要搞憲政,如果大張旗鼓地討論,豈不是對現行體制的辛辣嘲諷?

強權不僅遮蔽了我們當代生活中發生的許多不幸,而且繼續要遮蔽歷史,「週年禁忌」和其他的禁忌一樣,都是專橫權力統治的需要,為了需要,可以不計一切地做出什麼事情,我們由此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沉悶的時代。強權的邏輯是沒有公開言說的就是不存在的,禁忌像一塊遮羞布一般,把真相遮掩起來,以為如此以來天下便太平、萬事便大吉了。不准紀念、討論某段歷史、某個事件,就好像這一切不曾存在過,這種自欺欺人的小把戲,短期來看似乎也不是完全無效的,至少可以達到自我安慰的目的。何況,如今在「關公占秦瓊」的「戲說」歷史中成長起來的少男少女,他們的歷史知識本身是一片混沌的,有些人甚至會懷疑起我們曾經有過「文革」嗎?當然,歷史終究是歷史,長遠來看,它是不可能被抹殺掉的。

離開「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大劫難的發生,整整四十年了,我們的民族到底有了多少長進?10年前,鐘沛璋先生主編的《東方》雜誌做了一個反思「文革」三十週年的專題,已經印刷好了,被主管部門發現,緊急撤換稿件,而且成為停刊整頓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這種週年禁忌症發作,「文革」四十週年,在我們的媒體中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僅僅在《光明日報》有一篇冠冕堂皇的官樣文章,主旨是「文革」是個曲折,要按照鄧小平、陳雲給定的尺寸進行評價,「團結一致向前看」,文章雖然充滿了八股氣味,但其中還是透露出了當局的心虛,他們不允許民眾、媒體自由、開放地討論這個話題,但他們清楚「文革」始終是一塊心病,是繞不過去、不能迴避的,他們於是編織出了一套振振有辭的話語:

「犯錯誤不要緊,要緊的是正確認識錯誤和正確對待錯誤。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再次證明,我們黨有勇氣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有能力糾正自己所犯的錯誤;我們黨雖然犯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但仍不失為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壞事可以變好事。『文化大革命』是壞事,但由於我們黨堅持向前看,對待這段歷史採取了積極的正確的態度,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實踐證明,總結歷史一定要著眼於開闢未來,如果就歷史總結歷史,會始終跳不出歷史的泥淖。」

我們通常說權力是權力者的語言,實際上權力者也要利用無所不能的權力,不斷地拋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語言,解釋歷史,解釋現實,證明自己的絕對正確、永遠正確,連他們的錯誤也可以變成正確,他們幹的壞事也可以說成是好事。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希望人民無條件地相信他們的語言。基於此,權力者最不希望看到無權者擁有自己的語言,週年禁忌就是不容許無權者公開討論我們的歷史,對權力者的是非得失進行議論、評說,也就是阻止無權者形成自己的語言。有了語言,就會形成共識,這種不受控制是共識從來都是專斷權力所恐懼、擔心的。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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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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