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中共為江澤民祝壽，出版了三卷《江澤民文選》，繼先前出版其傳記之後，近來接連出書，弄出了一個小高潮，蠻好看的。

江澤民其實是一個挺平庸的人，比華國鋒強不了多少，然而，他沒有成為鄧小平的對手，在曾慶紅的輔佐下，順著鄧先生的意思及時轉舵，又擊敗了楊白冰、陳希同等對手，應該算是得勢也得人，他的風光也就遠遠超過「英明領袖」華國鋒。而江澤民比勃列日涅夫高明的地方，是他向現實低頭，不唱「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高調，以「三個代表」思想，暗示了中共向社會黨轉型的可能。這當然不是什麼創新，只是以機會主義官僚的本能應付市場經濟發展之大趨勢而已，而在中共黨內，這樣的動作也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表明中共的無可救藥。

但是，中共現在說，江先生的「文選」「集中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及其重大成果」，倒也讓人頗有興趣，來看看中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特色之一：權力位置的決定性

不用說，最鮮明的特色就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位置和權力，成為思想發展的前提。

毛劉周朱陳林鄧，這些人，都是以其思想和實踐而在中共黨內得到相應的地位。無論他們是否黨的最高領導人，也無論是否為他們出了「文選」，他們的確對中共的思想理論，對中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其獨特的貢獻，例如劉少奇的「尊毛」和「修養」，例如林彪的「尊毛」與「反毛」，例如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的務實，等等。

胡耀邦和趙紫陽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的突出代表，也同樣是以其思想和實踐而成為最高領導人，而這個位置，為他們展開思想提供了條件，當然也使他們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江澤民則不同，他是以成為中共總書記而展現其風貌。他費盡心機弄出個「重要思想」，對於他身居高位、對於他作為一代「核心」，似乎意味著某種交代，如此而已。他也是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但正是從他開始，中共的「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權集中於總書記，而且大體上兩任十年的領導人，勢必要弄出個什麼「思想」，以示其在位沒有虛度光陰。

無庸諱言，這分明是中共墮落、其黨風衰敗的一個鮮明的表現。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墮落為權力的附屬品，是其最為可恥的特色。

還沒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中共因為懼怕「和平演變」，因為黨內迷戀權力、故步自封已成風氣，從第二代的中後期，演變為由崇拜權力的官僚把持的政黨。這一演變，從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黨內定為一尊就開始了，到計劃體制下黨政官僚階層逐漸形成、擴大，歷經「文革」將官僚作為「走資派」打擊終遭失敗，又歷經改革開放，官僚階層成功地抵制政治改革，它適應市場化，在維持國有體制下壟斷與控制格局的同時發展權力－資本交易，官僚專制為自己創造了極具特色的政治－經濟環境。

從中共的歷史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非毛澤東一人之功，當時黨內諸多人士都有這方面的探索，毛澤東為其突出代表而已。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則凸現出毛澤東以其黨主席之權威，輔之以少數「理論家」穿鑿附會，將民眾對中央計劃體制下官僚的不滿，巧妙地轉換為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仇恨。然後，到鄧小平那裡，一手實事求是地發動改革，另一手給改革帶上「四項基本原則」的緊箍咒，左右交相輝映，還矢言「兩手都要硬」，最後以不惜與全社會為敵而動用武力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終於還是突出了共產黨權力高於一切的主旨。

林彪事變沉重打擊了毛澤東「文革」，「六四」則沉重打擊了鄧小平「改革」，後來雖然鄧以「南巡」而為市場經濟開闢道路，甚至放言「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然而維護共產黨權力地位的「四項基本原則」已根深蒂固，深入中共之骨髓，難以動搖。

這時，中共的種種「左」的表現，或者成為官樣文章，例如所謂「保持先進性」，或者成為專制手段，例如學習朝鮮古巴而厲行對民間的控制。所謂「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對中共而言，只是在借鑒西方民主政治的意義上才有其合理性，而實際上，中共的所謂「革命」早已蛻化為「保持權力壟斷地位」。

「文革」中民眾對共產黨官僚的大規模造反，在中共心中留下深深的可怕記憶，使它愈益敵視民間社會。對於公民權利，中共維持其執政以來的一貫傳統，變本加厲地壓制自由的言論、出版和結社、集會及示威，而對於民營經濟，則極力將其束縛在國有體制控制之下。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當新的改革爭議出現，以指責市場化、指責民營企業家、主張「國家主義」主張政府控制而質疑「國退民進」成為強音之際，中共表現得很大度很寬容，直到「左」的思潮裹挾著民眾的不滿情緒成燎原之勢，否定市場化改革呼聲四起，國有企業改革及金融改革受到嚴重影響，中共高層才表態「堅持改革不動搖」，而這一姿態，在民間看來，實際上是維持近十幾年來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改革」之「不動搖」，於是，質疑市場化改革的爭議突破「不爭論」的限制，仍在持續。

郎鹹平描述所謂「保姆」現象，聲稱他作為公司治理專家沒聽說過「所有者缺位」理論，斷言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是「拍腦袋」決策、是「在所有人缺位的理論架構下走到今天的地步」。如此為「主人」（政府）開脫責任，專打企業家、「主流經濟學家」的板子，贏得一片喝彩之聲，得到廣泛支持。新的改革爭議中的這一現象，折射出黨政權力在當今中國社會中的支配地位。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江選」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堂皇登場，又哪裡是一介布衣的馬克思可以比得了的。

特色之二：少分析無創造的「創造性」

「農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是針對中國實際展開分析與實踐而來。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也是針對中國社會實際，援引馬克思學說原理，承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引伸而來。

鄧小平理論，雖然其理論性及其系統大可懷疑，但它實際上是基於對現實社會的重新認識，卻是肯定的。

「三個代表」思想則不同。江澤民在中共總書記任上十幾年，若思想理論上無所建樹似乎說不過去，人們等著看著，終於，御用文人端出一盤貨色，一看，「三個代表」，充其量，涉及中共黨的理論而已。它與馬克思學說已經沒有多少關係，與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鄧小平理論的務實，也相形見絀。

順著這個脈絡看下來，理論性在漸漸衰減，創造性在漸漸消失，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牛皮，卻正式地吹得脹起來。

據說，「三個代表」思想「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但是，「反映要求」其實是思想理論最起碼的基點，能夠針對要求有所建樹，方見思想之水平。「三個代表」思想在「誰是先進生產力之代表」、「共產黨是哪個階級代表」兩大問題上標新立異，卻迴避它與馬克思學說之間實際「發展」的具體說明與論述，清晰地顯示出其虛弱本質，而對「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論述，更是一團模糊。

思想的力量，在於對社會現實的分析，提出對其發展變化的判斷。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分析，的確有其特點，特別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基於當時曾展開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諸多學者對社會現實做了大量的調查分析，提出了理論見解，毛澤東更上層樓，為中共建立了一套理論體系。不過，在取得政權以後，毛澤東輕率地放棄了這一理論，轉而跟隨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則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毛澤東開始，就只是「馬克思主義東方化」的一部分，後者則以背離馬克思學說、向東方專制主義低頭為特點。

馬克思等人對於東方社會的思想認識，歸結為其「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想。這一思想，指出東方社會作為專制社會有其特點，它與西方社會大不相同，因而，馬克思等人認為東方社會可能有不同於西方社會的、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一思想以資本主義在東方社會的發展不充分為基點，而列寧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做了深入的分析，寫出了專著，加之考茨基提出「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中已經成熟」的判斷，得到托洛茨基支持，並提出其「不斷革命論」，都成為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礎。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反對十月革命，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思想也在變化。列寧重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指出俄國革命是「通常歷史順序的變化」，清醒地認識到建立工商業文明有其長期性，警告布爾什維克不可以玩花樣，不可以耍聰明，而新經濟政策作為「一種進步，因為它恰恰適合於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它並沒有向他們提出絲毫更高的要求」。

於是，人們可以看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東方化」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基點是東方社會也無法迴避市場經濟，而其要點則是，依據東方社會特點，爭取非資本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學說出自西方社會，西方社會內部孕育的新變化、新關係，大體上正在印證著馬克思學說的判斷。而在東方社會，這裡本是馬克思還比較生疏的地方，共產黨人在這裡從事社會主義事業，考驗的就是創造性。

市場經濟確實無法迴避。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都無法完全取消市場經濟，而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改革浪潮，則無一例外地是為市場經濟的主導地位開闢道路。斯大林式的解決方案，是無視列寧的警告，出現經濟困難時就加速「社會主義改造」，而他畢竟是在十月革命後十幾年才宣佈社會主義建成。中國人比斯大林更能幹些，革命勝利後不到十年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還搞出了一場升級式的「大躍進」，只是以失敗告終。

實踐迫使人們改革，糟糕的是，這時的共產黨已經官僚氣十足，因久居權位而暮氣沉沉，滿足於給一切變化帶上個「社會主義」帽子的小花樣，根本缺乏爭取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遠見卓識，這樣，它對於防範權力與資本之交易完全缺乏思想準備，對於絕對權力地位在市場化改革的變化中必然出現腐敗及其蔓延之勢，也只能被動地應付，一切只是以不能動搖共產黨之權力地位為轉移，什麼馬克思學說，什麼工農群眾利益，它統統不再關心了。

如此這般，還要標榜什麼「創造性」，不是一大笑話嗎？

特色之三：亂戴「社會主義」帽子

據說，有「江選」可以證明，江澤民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明者了。

在鄧胡趙的時代，已經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在趙紫陽主導的中共十三大時最為明顯。不過，在那時，其意義更多地在於實踐，也就是在計劃體制下一步步地為市場經濟爭取發展的空間，而且在當時，已經出現比較合理的解釋，即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

江澤民在「六四」後掌權，計劃經濟一度回潮，重新推崇「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退回到「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鄧小平力挽狂瀾，先是「上海談話」，然後「南巡講話」，迫使中共在十四大決議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個「社會主義」的帽子，最初有其合理意義，市場經濟從計劃體制中突破出來，要減少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阻力，就不能不如此。然而經過十多年發展，它逐漸蛻變為政府壟斷與控制的保護傘、護身符。以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的看法，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越是經濟外圍的東西，像銷售、輕工業，服務業，越是市場化，經濟的核心部分像交通、運輸、通訊、金融等等，還是社會主義化，尤其是金融體系，中國改革這麼多年，金融體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這個看法，可以說，一針見血。

「社會主義」帽子異化為阻礙社會發展的教條，甚至棍子，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具諷刺意味的特色。

「左派」們鼓噪著「社會主義」來質疑改革，搬弄「社會主義」教條以阻擋市場經濟相關的法制進程。江澤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始人自居，他倒是比較現實，不會像「左派」們那樣囿於「社會主義」，但是他終究還是難以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學說根本針鋒相對──如果從《資本論》中真的讀懂點兒什麼，就應該知道，市場經濟會孕育出社會主義，但它本身卻無論如何戴不上「社會主義」的帽子。東方社會裡市場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發展，有可能到達社會主義的彼岸，但市場經濟本身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傾向，因而，非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共產黨人艱苦努力以引導現實進程，特別是要千方百計地引導人民自覺維護其公民權利，侈談「社會主義」則沒有任何好處。

儘管如此，戴頂「社會主義」帽子，卻已經是今日中共的習慣。

什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雖然社會中對抗性在明顯增長，大帽子還是要扣在頭上。

什麼「社會主義道德觀」之「八榮八恥」──儘管社會道德從上面爛下來，中共被迫不知羞恥地發佈種種基於社會道德底線的禁令，大帽子還是要扣在頭上。

不由得想起來，當中共帶領人們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時候，「文革」已近尾聲。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到不斷地拋出「社會主義」新式帽子的地步，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馬克思25歲時在他的信中這樣寫道：「到目前為止，一切謎語的答案都在哲學家們的寫字檯裡，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張開嘴來接受絕對科學的烤松雞就得了。……如果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佈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決定，那末我們便會更明確地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我指的就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意義有二，即這種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

現在，中共為江老先生祝壽，端出了一盤盤的剛剛加熱過的「烤松雞」，洋洋大觀，很是風光。然而，80多歲的中共，80高齡的老江，看來已全無馬克思那種銳氣那種見識，煞有介事地說什麼「中國化」，不過是騙騙他們自己罷了。

(新世紀)(//www.dajiyuan.com)